日期：2005-9-9 作者：Scheler
Scheler名词。以毛泽东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文革中一种崇拜礼器。也可简称“像章”、“红宝章”、“纪念章”。当时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泽东像章，成为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连进入大陆的外国来访者也要戴。
最早出自 1937 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 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 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建国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狂热则是在文革的 1966 年夏至 1971 年夏；高潮在 1967 年春至 1969 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前后 5 年时间制作的种类约 1 万种、总数 20 亿枚。有材料显示：1966—1968 年全国有 2 万多家工厂企业总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语录章80 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料 6000 吨以上。止于毛泽东明达和无奈、狡黠和昏聩兼半的幽默话语：“还我飞机”。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天安门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 20 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 20 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 1 亿枚。
一些人收藏毛泽东像章成癖，每见有新样式的像章，总想弄一枚到手为快。其中以叶群收藏有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 1 万枚像章为最。因此当时便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黑市”）。
1980 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像章成了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 被搜集起来，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注] ，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设立家庭毛泽东像章展览的消息，被陆续报道出来,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毛泽东像章图册和专著。据旅居美国的桑晔1990 年代初的报道，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 7000 余种。日本人村松伸、樱井澄
上海市毛泽东像章研究会《收藏通讯》介绍：两组 20 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 1000 元；一组 30 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 1 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泽东像章系列（5 种），直径从 8 厘米到 18 厘米，全套市场价达 4000 元以上。
互联网上设有毛泽东像章收藏网（http://www.maobadge. ;com/luntan/list.asp?boardid=5）等网站，供收藏爱好者交流像章分类知识、收藏体会和藏品信息（藏品名称、市场价格）并提供网上交易平台（网页名称“以藏养藏”）。
[注]所以意欲从事像章的收集、投资者，必须事先学习专业的知识和鉴定技能，如无系统濡染、修养似不宜染指。
名词。崇拜礼器。广义地说，所有毛泽东著作都是红宝书；狭义地说，它是特指《毛主席语录》、“三合一”（详该条）等袖珍、简易的毛泽东著作选编本。据估计，10 年时间里，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除外，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红宝书，就有中外 50 多种文字、500 多种版本、总印数 50 多亿册。
仅《毛主席语录》一种，据有关部门统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版本从 1964年到 1976 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 4 种，少数民族文字（8 种文字）版 8 种，盲文版 1 种，外文版（37 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 38 种，总印数 105549.8 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 1967 年 10 月，世界各国以 65 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 853 种，其中有 20 个国家的 20 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 35 种版本。
文化部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的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红宝书。据称，为了“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除“文革”的第二年即 1967年2 月出版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 月出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就再也没有出版马列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的出版工作中断了，甚至 1969 年、1970 年印制成书的 4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布面精装和纸面精装两种)共 8 万套全部封存在仓库， 未能发行，理由是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因为这类读物都配有红色塑料封皮（另有布面、绸面、皮面等）作装帧，色彩和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庄严而激动人心；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所以称“红宝书”。开本多为 64 开本。其他常见的开本还有 32 开（据称最大的开本为 4 开，与《参考消息》一样大）、100 开、128 开（最小的开本为 512 开，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其形制小巧的功能是使它可以放进衣兜，便于携带，可随时取出来“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应用。又有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崇高而近乎神圣的地位，所以被称为“红宝书”。购买时不能说“买”，以免亵渎，只能说“请”。与买宗教圣物只能说“请”同理。
同时，它也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的象征符号，握在右手举过头顶频频挥动，以示欢呼或声讨性呼喊的辅助物。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最早挥舞红色语录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后来成了对他的概括和讽刺）；自此这一动作成了呼喊口号时的规范的仪式。
2000 年代一些书商给各式考（政治、英语）研辅导书、GRE 词汇备考书、保险业务代理人咨询系统、健康顾问、网络安全教材数码摄影机（显卡、笔记本电脑）说明等实用手册之类的书籍，都冠以“红宝书”的名称作为广告。由于实用性强，很受读者追捧，已经成为考证经济中的一种新时尚。
（参考资料：张琴《心爱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影响中国几代人》，新华网重庆１２月１５日电；《“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出版史话》, 《中华读书报》 2004 年 07 月 13 日；佚名《红宝书不慎掉入厕所后》，“燕南社区”“思想.文化.评论”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991）
流行于 1967 年初的一种保健术。前后历时大约 10 个月左右。各地流行（从大都市北京到穷乡僻壤的西双版纳）的起讫和流行的具体时间、长度略有不同。方法是抽取小公鸡（也有说 4 斤以上重的纯种白色“来航鸡”最好）的鸡血几十到 100 毫升，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
据传，这是 1965 年流行于内地某省“上层社会”一种的时髦。其“缘起” 是，某国民党“中将”军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 以求自保。称，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注 1]。不但当地行政首长依法办理，还有一帮效仿的下属。文革中该首长被批斗，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被当作“延年益寿，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揭狠批，并印上传单，广为流传。造成了打鸡血在全国范围的大流行。
据考，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异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一些人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医学、医药条件相对低下的当时，可能具有某种类似替代性作用。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显然被极端夸大了（一种夸张说法称它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搔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而且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 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有个别注射后被传染鸡的疾病，引起过敏性休克甚至病亡的病例）。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没有得到理论和临床的证实，使用它的除了个别正规医院外，多是城市的街道诊所、县乡医院等边缘性医疗单位。有病无病的人都去赶这个时髦，高潮时候还需要排队注射。
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打鸡血的流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别重视肉体生命的保全。只是借助于西洋注射器械，又有了些“洋为中用”的科学色彩、现代意味，似乎愈发增加了可信度；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哄而起、应和者特别地多。1980 年代， 相声演员姜昆曾创作《红茶菌和打鸡血》对其进行讽刺。
[注 1] 情节离奇得有点像一出戏，而戏剧性是当年人们在虚幻阶级斗争观念驱动下普遍的心理期待。
[注 2] 这是一种人类起源很早的信仰。从原始人类开始，血液一直被视为生命的象征。人类自古就杜撰过无数嗜血的精灵：中国、印度、爱斯基摩人都有从嗜血精灵到吸血僵尸之类的传说。由于它们是生命泉源——血液的掠夺者，因此被想象为凶残冷血的恶魔。以一种否定方式表达了对生命丧失的焦虑，对血液神秘性质和魅力的崇拜。近代医学广泛应用血液于疗救生命、治愈病人，似乎是血液崇拜远古遗风的现代印证。
（参考资料：桑晔《域外读书·国人梦已醒》，载《读书》1992年4 期，P141；《健康的误区》，载“朝华网”“女性频道”）
1970 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后流行的一种辅助性治疗方法。民间传说这种疗法源自日本，难以确定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真有事实根据。
办法为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一盅（或量化为 500 毫升）凉开水。据说可以清洗肠胃中的残留废物，保持人体所需水（水分在人体体重比例中占 70%多） 的正常供应，对慢性肥厚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消化道溃疡、慢性肠炎、慢性消化系统疾病有一定疗效。
后来又有说，它有降低血黏度，流畅血液、预防中风的效果；对便秘、胃酸过多、下痢、膀胱炎、尿道结石……等，均有缓解之效；传得更“神”一些的是， 说它有冬天预防感冒、减肥、延年益寿、纠正羊水过少和矫治异常胎位等作用。
由于这种疗法简易可行，不需复杂的技巧、操作程序，额外耗费金钱，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相对缓解的间隙里，人们讲究养生的心理要求。喝过的人都说神清气爽，胃口好，消化功能增强，于强身健体有明显疗效；不知道是自我暗示还是实情。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总之通过这样的口口相传，互相模仿，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广为流行。无意间推动了乱世苟全、重视此在生命的意识涌动。虽然那个时代人们行为总体上带有反智性从众特点，但它对经济落后、医疗条件欠发达状况下的健身防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补充。其盛况比较前些年的鸡血疗法更有过之。
但也有持专业眼光的人认为这样会造成有益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保健。尤其是出汗后喝水，血液中的盐分流失过多，吸水能力就降低，水分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使细胞水肿，严重者会出现头晕、眼花等“水中毒”的症状。一次饮水量过多，大量的水积聚在胃肠中，使人胸腹感到胀满，不利健康。饮水过多， 还会冲淡胃液，导致胃肠的吸收能力减弱。因此提倡“少量多饮”。[注]
一些文革回忆文章常把它和“鸡血疗法”、“甩手疗法”、“红茶菌（海宝）”、“针灸治聋哑”并列；其实饮水疗法和甩手疗法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比“鸡血疗法”、“红茶菌（海宝）”显得可靠，立足于人体自身免疫力的增强，实际流传时间也更长一些。
[注] 据称，正确的方法是，每次饮水以 200 毫升左右为宜，最理想的饮水是凉开水、淡茶水。开水在自然凉到 20 至 25 摄氏度时，溶于其中的氯气等减少一半，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并不减少，其张力、密度等理化特性与生物细胞内水的化学特征极相似，易被机体吸收。凉开水特有的生物活性，易透过细胞膜， 增加血红蛋白量，改善免疫功能。常饮凉开水的人，肌肉中乳酸积存减少不易感疲劳。
（参考资料：《老年人多饮水可预防冠心病》，载“冠心病”网；《“健康人生”：喝水也中毒？》，《解放日报》 2002年9月5 日，“健康与发展”
http://sdep.cei.gov.cn/shcun/files/2002090503j.htm）
1970 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民间健身法。与饮水疗法等大致同时。
方法是：身体站直，脚伸直，腿稍弯，肛门上提，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两脚距离等肩宽，两臂同向前后摇甩，向后用力，向前不用力，由随力自行摆回，两臂伸直不宜弯，两眼平视，心无杂念。动作要领为：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随、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质、跨宜松、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甩手次数无一定之规，视各人情况而定。较好的方法是由二三百开始，逐渐做到每回一千多至二千多次，约半点钟；每日上下午、晚上三次。
其原理从中医观点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甩手可通气血，疏通经络，刺激脑细胞，增加食欲，促进新陈代谢，补气益血，镇静安神，缓解孪缩的肌肉， 改善体质，消除百病（有说源自“易经筋”，疑为攀附虚构）。所以说此法对关节炎、失眠、便秘、高血压、中风、半身不遂有一定疗效，多少合于人们常识；至于说可治便血、哮喘、白内障、沙眼、色盲、近视、食道癌、颈部淋巴癌等，就让人存疑了。
妙龄少女为妻，柏拉图活到 83 岁，都与此相关。
文革间歇期，人们感到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业务上也无能为力，却唤起了对脆弱肉体生命的关爱。尤其人们面对生老病死无法抗拒的恐惧时，自然无不渴求练就超自然力以摆脱困境。从社会心理层面，侧面折射出人们对文革的厌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趋众心理使甩手疗法大行其时。往往带有自发性、狂热性、非理性、暗示性的特点。当是时也，晨练人群排阵如林，手臂甩动，煞是整齐， 蔚为壮观。真是挡不住的诱惑。姜昆作品《红茶菌和打鸡血》（1980 年代中期） 也捎带讽刺了甩手疗法。虽不能治愈百病，但甩手毕竟是一种有益、有效的运动， 其健身效果能间接抵抗疾病。而且简易可行，运动量不大，对老人尤其相宜；所以后来一直有人沿用此法。
有轶闻记者报道说，解脱释放后的前空军司令吴法宪（以“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名义判刑治罪）仍保留了当年实行甩手疗法以养生的老习惯，小楼晨练望之者众。让知道原委的见者会心一笑。
（参考资料：《活动手病赶走》，载“体育学科”网；《佛教甩手疗法治百病》， 载“祈福中华”网；《走出秦城监狱的吴法宪》，摘自《山东商报》）
流行于 1970 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养生疗病方法。红茶菌俗称又叫“海宝”、“肉灵芝”，有的地方称“太岁”，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把它收入“菜部”芫类，称其为“本经上品”。是一种像海蜇的生物。用红茶水加糖泡养，就会慢慢长粗长厚；味道酸酸甜甜的。治病就是喝海宝泡水。
它的机理，据施塔伊克劳斯等人报道（1996 年），红茶菌汤的抗幽门螺旋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肿胀脓杆菌作用主要是来源于发酵过程中生产的醋酸。其解毒作用因葡萄糖醛酸能与毒素（重金属或环境污染物质）酸化结合有利于将之由肾脏排出体外。毒素在体内积累引起的痛风和肾结石能使症状得到缓解。酵母菌细胞壁膜产生的“B 古鲁 4”物质被认为是有希望的抗癌药。
1967 年开始流行并被正规医院采用的民间治病偏方。卤碱又称“卤干”、“681”，说是可以用来治疗癌症。起源于大字报传说服用的卤碱（也有说用于内蒙某盟某旗草原上某个水塘里的卤碱作成针剂，注射穴位的）能治消化性溃疡， 后来就传到能治疗癌症，越说越玄，直至百病皆治。有的“药厂”就立即生产出“抗癌”的“卤干粉”，美其名曰“681 抗癌片”。
医院和医生在既没有履行新药研制、临床实验前后、试产期和正式生产的报批审核手续、批准文号，也没有确证化学结构研究、稳定性实验、工艺标准、制订临床用药质量标准、确证主要药效和毒性试验、三期临床实验的系统数据、报告的条件下，也起用了未经国家药典收录的“药品”治疗癌症。不管是肺癌、肝癌、胃癌、肠癌，不管是腺癌、鳞状上皮癌及未分化癌，只要是癌，就用“681”。成为一种“抗癌行市”。因为那是一个破除条条框框、解放思想得连党政管理部门、公检法机构都可以踢开、砸烂的革命年代。医院方面但求相安无事，谁还会去惹火烧身呢。只要在以讹传讹中病笃乱投医的病家相信、要求给“药”，医生也只有体恤病家意愿，不敢贸然违拗。只是尊重生命的职业谨慎就被暂时放逐了。
事情起因据说是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出这项发明，受到压制，于是贴大字报控诉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专政”“围剿”，在北京批斗会上对走资派、学术权威进行血泪控诉，“卤干治癌”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虽然卤硷治癌的根据竟只有“以毒攻毒”一个抽象理念，却很符合“卑贱者最聪明”的时代精神。
不幸的是癌症病人用上此药以后，非但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反而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最轻微的不适也是入口苦涩难当，咽喉、胃肠俱有灼痛，大便干燥难下。这个“新生事物”前后闹腾了一年多才收场。医药总要由疗效来检验的，所以疗效的反馈彰显就是假冒伪劣药物的极限。患者的生命苦难成了这场不受控的非法药物实验的代价。
卤硷疗法曾受到基于临床和理论各方面的普遍批评。1990 年代一个名叫胡万林的江湖游医又拣起了这套把戏，非法行医敛财，终至锒铛入狱。其间还得到小说家柯云路的推许，著有《发现黄帝内经》（作家出版社 1998 年版，首印 10 万册，盗版未计入）为之广告、助阵。一时声名大躁。
（参考资料：张侃、赵仲龙《健康的误区》，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 月版；《新药研制审报程序》，载“www.bast.cn.net/kxmc/”）
最初流行于 1960 年代中期、以后屡有改进完善的一种治疗方法。学名“穴位埋线疗法”。
“羊肠线”本是给牲口动物术后缝伤口用的，后来被移用于人类疾病的治疗。它是指在消毒条件下用针具把羊肠线埋藏腧穴皮下组织肌层,利用埋藏的羊肠线等在腧穴内的持久刺激（异性蛋白质磁化）以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这是在针灸疗法冶疗小儿脊髓灰质炎基础上改进的，选用能在体内缓慢吸收的物质(主要是羊肠线)达到同样疗效。埋线一次治疗时间可持续 1 个月以上；既减低了治疗次数和成本，又提高了疗效（1960 年代）。以后逐渐扩大到治疗哮喘、胃炎、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肠炎、癫痫、中风偏瘫、面瘫、肥胖症等 40 多种疾病，埋线物
据施治者声称，这种疗法是经络理论与现代物理医学相结合的产物，通过羊肠线在穴内的生理物理作用和生物化学变化，融合穴位封闭、针刺、刺血、现体组织损伤后作用、留针(埋针)及组织疗法等刺激效应，将其刺激信息和能量经经络传入体内，以达“疏其血气，令其条达”，治疗疾病之目的。但治疗机理和疗效都没有得到实证科学的反复系统测试、检验。
一直到 2000 年代再次被市场推广到时尚的美容上，广告攻势锐不可挡，人们才想起文革史的那段荒诞“趣话”。2004 年通过 G00gle 引擎能查到“121 项符合羊肠线埋藏法的查询结果”，大多数是声称具有各式神奇疗效的医疗广告。让人真伪莫辨。
（参考资料：刘鸿志《不堪其苦的“新医疗法”》，载“汉网”2003年6月12 日；《埋线减肥》，载“信和中医美容”网）
风行于 1970 年代末期的民间偏方，流传的范围不广。是那个年代可信度最低的治疗方法，即使在当时也被人径直称作骗术。
利用狗的特殊嗅觉，训练警犬搜索疑犯、毒品、炸弹；带电的感觉器官对于在海、河或湖中捕猎的食肉动物很派用场，仿生学试图通过在技术方面模仿动物和植物在自然中的功能，对解决技术难题提供设计思想……借助动物的特异功能，延长、替代人的感知，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方法之一。乌龟除了长寿以外，其感觉系统有无特异、优长，迄无科学报告。更不用说特殊的感知能力了。
这也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1970 年代末期虽然蒙昧积习犹存，智慧未启， 封闭格局尚未被真正打破，但毕竟风气渐开，求助于科学常识者已经多起来。而且治疗癌症的新药、新方法正被陆续介绍、推广开来，取得可以验证的广泛疗效。所以“爬乌龟”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供作对遥远年代的笑谈。
（参考资料：张侃、赵仲龙《健康的误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8 月版）
被推许为“新生事物”、“文革成就”的传统中医治疗技术。又称“针刺经络穴位麻醉疗法”，简称“针麻疗法”。
该疗法创始于 1958 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用以进行扁桃体摘除术取得满意效果（尹惠珠）。随后在陕西、湖北等省市推广应用，手术种类涉及临床各科达 90 余种，基本上是中小型手术——脑瘤摘除术、二尖瓣窄分离术、胃切除术、子宫切除术、脾切除术以及肾、膀胱等手术。1965 年 12 月国家科委秘密颁发了关于“针刺经络穴位麻醉应用于胸腔(肺)手术的临床研究成果报告”，报告上海第一结核病院与上海市针灸研究所用手针针麻临床施行肺切除手术186 例，成功率 95.5％。1966年2 月国家科委和卫生部在上海召开针刺麻醉研究工作座谈会，制订了“针刺穴位麻醉研究工作二年规划纲要草案(1966—1968 年)”。
1970 年 5 月上海举办了第一期全国针刺麻醉学习班，进一步推进“针麻热”。
当时全国有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3 个单位开展针刺麻醉，累计病例达 57，156 例。其中 1966 年 6 月后积累的有 24，538 例，为“文革”以前八年的 5.8 倍。手术种类接近 100 种，几乎遍及各科常见手术。1971年7月 18 日新华社首次向全世界正式报道了“我国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创造成功针刺麻醉”的消息：针麻技术突破了外科手术必须使用麻醉药物的旧框框，这种技术具有安全、简便、经济、有效的特点。累计病例 40 多万。并指出“从针刺治疗到针刺麻醉， 是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使历史悠久的中国医药学大放光彩。针刺麻醉的出现和发展，将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经络学说等中医基本理论的实质，同时对现代生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基本理论学科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注] 为此，同年《红旗》9 期专门辟出“关于针刺麻醉理论原理的讨论”刊登了三篇文章。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度访华时提出要求参观针刺麻醉手术，形成了至今仍风靡欧美的“针灸热”。1973 年 3 月朝鲜针刺麻醉考察团参观访问南京医科大学。于是针刺麻醉被安排为接待外宾的常规节目。1976 年中国邮政发行四枚一套“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T-12）邮票，“针刺麻醉”赫然列在第一位。汤沐黎创作的油画《针刺麻醉》被中国美术馆永久馆藏。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1979 年）彩色科教片《针刺麻醉》广泛上映。连传承数千年的针灸跟着也沾了光：一曲红遍全国的花腔女高音独唱《千年铁树开了花》（千年铁树开了花,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如今咱聋哑人说了说了话……），针刺治聋哑的戏剧性奇迹更把人们的热情抬到了空前高度。
随着对“一根针，一把草”的神化，许多医院都恢复成立中医科，中医（药） 师队伍扩大，并成为独立科室。选派人员外出进修中医；针刺麻醉工作达到高潮， 并广泛应用于各科手术。穴位刺激的方法也发展到了激光麻醉、指压麻醉、头针麻醉、手针麻醉、面针麻醉、鼻针麻醉、耳针麻醉、体针麻醉、推拿麻醉及粗针麻醉等。1979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针灸、针刺麻醉学术讨论会，除国内代表六百余名，还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多位外国学者。大会交流论文共 534 篇，其中针麻临床及原理研究的论文约 300 余篇，占一半以上。到
1979 年全国针刺麻醉手术总例数跃增至 200 万例。但近年也有研究者指出，由于缺乏政策上的平衡性，过分强调中医传统医术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分支和整个医学的全面、稳定、健康发展。
1980 年代以后，针刺麻醉下甲状腺手术、前颅窝(颅脑)手术、下颈椎前路手术、拨牙术、剖腹产术，陆续通过鉴定。针刺原理研究从形态、生理、生化、心理等多学科充分证明，从外周到大脑皮层由多途径、多水平，神经与体液等综合性因素作用是针刺麻醉的形成机理。从 1971—1992 年的 12 年内，有关针刺麻醉临床应用和原理研究的论文已超过 3000 篇。1976 年创办了专门报道针刺麻醉研究的学术性刊物——《针刺麻醉》（季刊，1980 年改名为《针刺研究》）。1985 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把《针刺研究》发表的文章正式纳入他们编辑出版的《医学索引(IndexMedicus)》，使我国针刺麻醉和针灸学的研究成果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国。
[注]“吹”的就在于：一，没有确切地说明适用范围，有夸大的倾向；二， 没有给出科学的各项统计，以使未亲历者客观判断；三，在过程中就给出了只有事后才能作出的判断，而且许给的评语过高（抽象就不易证伪）。
(参考资料：《针刺麻醉法》，载《中医五绝网》“医学常识·治疗技术”；《针麻发展史》，载“大众医药网”“医学知识”：www.windrug.com/index200706.php)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同时刊出的社论（因《红旗》仍按原周期刊载，有时就会出现同期刊有几篇两报一刊社论现象）。《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始于 1967 年 10月1 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结束于 1978年4月1 日《神州九亿争飞跃-- 欢呼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
由于其时原有党政军权力运转体系已经出现脱节现象，政令无法按既定形式畅达，两报一刊社论就成为打破常规，越过所有行政层次直接传达中共中央最高层声音的一个渠道，显示领导核心团结、运转正常的象征。在当时的舆论体制下， 它具有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性，是以公开形式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它的撰写多数不是出自两报一刊的自主行为，而是中央领导核心的授意，从主题、立意、阐述角度、材料、结构、风格到作者、发表时间都有明确安排，有最高层舆论主管官员（如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等）的参与、修改、审定。社论经常担负传达毛泽东对运动的战略部署、最新指示（如"清理阶级队伍"，无引语标识的用黑体字标出）并给以阐释论述的职责，有的是事务性、带有日程表的说明论述（1968 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有的是直接政治性的批判论述（如批判刘少奇的《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述（如 1967 年 11月6 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正式完整地论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引起长久批评而成为历史事件的著名社论，莫过于 1976年9月 16 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披露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被判定为伪造遗言的夺权宣言），和 1977年2月7 日《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两个凡是"（被后来学者定义为导致华国锋倒台的政治纲领）。社论的功能定位要求对全局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按规定，全国各地报刊要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广播电台要播送。这样的社论远远超出文本范畴，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具体说，它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社会动员形式：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前（前一天晚上 7 点）有预告（有重要广播），社论文本由新华社发电讯通稿；中央机关、军队、地方（各省市县）和单位领导要组织收听、记录，收听完要组织敲锣打鼓庆祝游行；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安排贯彻落实，成为制定工作规划（大计划小安排）、政策法规的根据，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述具有法源的效力；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都要以此为中心，组织文章、报道，阐释社论精神（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仅仅 1976 年 9 月 17 日至 30日 14 天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内部参考》、《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 7 种报刊就有 236 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针办"内容），编写学习辅导材料，报道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反响；政治学习要反复宣读、宣讲，座谈心得体会，联系地区、单位、个人实际，重点在怎样把社论精神变成单位和个人的思想、行动；甚至被收入课本，作为政治课、语文课的教材。难怪外国观察家把它当成了在信息匮乏条件下收集、感知、判断中国动向的宝贵的信息源。由于挟持最高权威，在当时受众心中社论论说高屋建瓴，文风气势磅礴，修辞精确生动，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作文论证引证的的经典。塑造、影响了文革时代的文风。个别地区还曾一度流行把《两报一刊社论集》当作婚礼礼品的民俗。
后来的研究者也把它作为剖析当时的思维、话语范式的典型文本。他们认为， 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畸形政治的产物，其赖以运转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一元化政党统制体制，话语方式是用领袖/政党学说话语代替新闻学术话语（词汇频率最高的是"革命"、"阶级"、"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斗争"、"专政"、"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批判"、"路线"、"伟大"），经济/文化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的舆论宣传，舆论生态是"‘党报’本位"的封闭型环境。学者刘小枫把这种语式称为" ‘社论’语式"。认为它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指出"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道义权力更有约束性"，被"阶级的标签"的" ‘社论’语式""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以致"不同程度解除了道义-权力诉求理念的文人学者那里，‘社论’语式（表现于某些特定的选语造句）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1990 年代以来，因其固有的地位权威性依然，但它往日的神圣、神秘不再，在人们的口语里也逐渐含有贬义， 成了调侃的素材。
研究文献：1967 年至 1978 年《红旗》杂志；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上]第 99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王忠人《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载《炎黄春秋》2003 年第2 期；[日]村田忠禧《如何活用计算机网际网络进行日本与中国情报分析》，载" 阿里巴巴""金狐论谈"论坛 2004-01-09；刘小枫《我在的呢喃》，载《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出生于山东胶东县于家村。从小就通过盲人演唱接触了福山大鼓、蓬莱大鼓、荣城大鼓、海阳大鼓，熟悉掺合着皮黄、奉调、犁铧调、西河调、高拨子等的民间曲艺小调、民歌小调，通过自学掌握了二胡、三弦、笛子的演奏技巧。1942 年任教于解放区海阳所小学。1946 年参加胶东文工团，先后在美术队、音乐队工作。由于刻苦学习音乐业务知识，工作积极，1949 年抽调参加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被院长贺绿汀看中，边学习边代民歌课。其间加入中共。1950 年毕业时因学习成绩总分第一留在院属音工团，边参加创作演出，边旁听作曲系本科的和声班的课。同年调入本院民族音乐研究所， 主攻曲艺说唱。出版有收集、整理的《山东大鼓》和参与整理的《陕西榆林小曲》（音乐出版社，1957）、专著《单弦牌子曲分析》（1958）。先后创作有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歌曲《渔歌》、《杨柳叶子青》、《伟大的毛主席》、《北京的朝霞》、《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担任戏曲音乐讲习班教学。1959 年发表《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音乐研究》）。1960 年开设"民间曲调研究"专题系列讲座，次年开始"腔词关系研究"（1963 年完成；全文 12 万字、附有 230 个多曲谱的油印本），被称为"在分类研究基础上的综合研究......为形态学的非程式性研究起了先导作用. 影响是深远的"。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1962 年晋升讲师，1963 年任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1964 年发表《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上海戏剧》）。1965 年奉调上海"戏改创作小组"参加《海港》的音乐创作，和《智取威虎山》音乐的后期润饰工作，发表《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文汇报》）。1966 年 6 月被上海音乐学院定为"三反分子"，被揪回学院"小牛鬼组"看押监督，写检查交待，看大字报接受批判，参加劳动，受到抄家的冲击。10 月接中央文革指示，参加样板戏进京公演，得到张春桥回校造反的密旨。12 月写出《十四点质问》等大字报，参加"教工造反团"、"钟望阳专案组"。1967 年担任上海京剧院领导、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968 年主持、参与批斗贺绿汀的大会，在《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5 月 23 日《文汇报》）一文中首次提出"三突出"。1969 年作为代表参加中共九大，被增补为上海市革委常委。1970 年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组员，全面主持样板戏工作，试验运用中西混合乐队为样板戏伴奏， 负责把《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样板戏剧目拍摄成电影，举办京剧训练班，为《杜鹃山》作曲，督阵、指导《平原作战》《龙江颂》的加工修改。尤其是《杜鹃山》的念白用词曲长短句式的韵白体制，柯湘唱腔采用歌剧主导动机的系统结构进行设计，取得很好效果。1973 年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5 年任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以江青、张春桥的亲疏任用人事， 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把持文化部，全面贯彻他们的政治、文化主张。在其指使下， 负责"初澜"、"江天"写作班子，积极组织了对晋剧《三上桃峰》、北京饭店国画、无标题音乐、1975 年邓小平整顿文艺的批判，扼杀电影《海霞》、《创业》，组织拍摄为阴谋政治服务的《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等电影。1976 年 10 月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职务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6 年 10 月被免去一切职务，并被审查逮捕。被隔离审查半年多时间里写出近 17 万字交代材料。
1977 年 8 月底服苏来水自杀身亡。终年 52 岁。与其妻女中音任珂育有二女一男。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威海典藏"www.weihai.gov.cn/whdc/html/14/12010401.htm 73K 2002-7-10）
引用毛泽东语录时对引语出处、版权所有者的交待、说明、提示。这既是文革时说话、作文的通行格式（略带炫耀色彩的时尚），也是对引用者立论根据、权威性的强调，一种加强说话、作文气势的修辞手法，常常就省略、代替了论证过程。挟持领袖权威，把引语直接当作结论本身
由于天天读的演练，当时毛泽东语录引用率之高，达到了离开毛泽东语录就不能作文、顺畅发言的程度。不但报刊、书籍的报眼、扉页要引用大量毛泽东语录，独立文章的正文前已有毛泽东语录，文中还要引用，乃至多次引用。这种引用起初是抑制、后来竟完全代替了人们最低限度的独立思考。能熟记、活用毛泽东语录的人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话语权威。不但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政论、哲学、军事著作被广泛引征，用作理论阐述的根据、种种实际应用的凭借，连未公开出版的早期著作和谈话、诗词，甚至很冷僻的话，都被频频应用于各式场合（官民朝野）。如，"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 年 4月1 日第3 卷第2 号）；"小姐少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党内通信》1959年4月 29 日，《毛泽东文集》第 8 卷）。
于是就有一类语言变体现象在民间交际中出现──不是毛泽东原话，也被冠冕堂皇地冠以"毛主席说"。其主要类型可以分为五种：（1）僻典急用。毛泽东一时一地对人的具体评价，由于不具有普遍性而未收入毛泽东语录的，被用作撒手锏抵制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如"陈毅是个好同志"（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有关批斗的著名的政治笑话之一）、"朱德是红司令"、"王恩茂打不倒"。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话语的政治权力性质。（2）基本合理的。有的虽非毛泽东原话，却是意思约略相近；有的毛泽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言论，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从逻辑上能推出，可以包容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范畴之内。如，农民在生产队评议返销粮的分配，争得不可开交时有人会祭出撒手锏："毛主席说，不准饿死一个人。"客观上拓展了毛泽东话语的阈值和应对现实的张力。（3）借用，或称滥用。把普通常识、生活习惯及内容上不会引起异议的类似于公理的话都归到毛泽东名下。如," 惊蛰过了是春分"，"盐蛋皮蛋，下酒下饭"。虽然也越出了常轨，却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客观上把毛泽东话语世俗化了。（4）伪造，用旧语言说，称为"矫诏"。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借助毛泽东的威望，生造一段毛泽东的话，假传圣旨。如， 知青为了不吃粗粮，对生产队会计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不喜欢吃粗粮，就算了。"为了给偷懒、邋遢合理化找借口的："毛主席说，真正的牛仔是从来不洗衣服的。"（5）游戏的。如划拳时的口令："毛主席说，酒是一包药。"利用音韵相协的粘连（在四川话里说"shuo"和药"yo"押韵），突显语言错位的无逻辑，造成戏谑效果。这种口令在许多民间酒宴上可以听得到；虽然未必有意，但语涉嬉戏、轻薄，实足的流氓口吻，全然没有一点起码的敬畏。第五种方式的出现可能要晚到 1980 年代中后期，却是前四种用法带有恶意的拓展延伸。"毛主席说俺傻"文坊（2000 年代语料，是某网站给自己的定名），则把第五种类型进一步做了曲折复杂的变形，成为一种亲昵体贴的调侃。
作为语言变体的"毛主席说"，初期是因为有意无意的模糊，或借助毛泽东话语权威的实用主义外推（方便、偷懒、安全），后期逐渐带有语言游戏成分。这是一种非正式场合的话语方式，但又是被官方话语允许、诱导的话语方式。但沿着话语运行的自身逻辑，它的嬗变滑向了对个人崇拜盛行时在肯定意义上使用的"毛主席说"的反弹、异化，是民间语言自然演变中孵化出来的反叛因子。是由正剧而喜剧、由喜剧而闹剧（解构的王朔型话语形式）。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钟辰等《毛泽东（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名词。标语指张贴、悬挂于机关、学校、工厂、军营、广场、街道、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大型建筑和场馆）的宣传性文字招贴，其内容是口号；因此常常将二者连用、合称。口号除了书写，还可用于呼喊。口号是对各种运动（以政治运动为主）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意义之概括、扼要的表述，具有纲领性的作用，用以发动群众为实现它而努力工作。是政治鼓动的重要手段，以意识形态推动社会动员的运动文化的器物性承载者。[注]古代圣人常以"一言兴邦"砥砺自己的道德文章，要承担天下的重担。这种近似虚妄的励志期许却成了中共政治运作的现实。每个运动都要产生一批口号。以致于人们私底下的议论里有"口号治国"之讥。
口号在表现形式上通常是一句话，其特征是高度概括，突出当前运动的主要精神内容，必须简略、舍弃相关方面和细节，所以虽然明确凝练却趋于简单化（难免伴有片面性），以方便群众理解、接受、照办。口号的句式多是肯定式或否定式，命令式的，没有祈使句、疑问句、陈述句，排斥怀疑、商议、反诘，与科学表达的前提预设、讲究分寸感无涉，其谓语多为描写动作的动词"打倒""拥护""坚决""坚持"，强烈情绪宣泄的"......万岁"，或非此即彼的"宁可. 也不""谁......就......""要......不要. "等，诉诸情绪、冲动而非理性、理知，接近并直接导引身体行动。由于标语口号需要过滤枝节和杂质，讲究旗帜鲜明， 以光明、积极精神的激励人，所以总是高亢激越、雄心万丈、整饬畅达、干净漂亮。用简单化的口号代替具体政策，据以指导工作，解决各种内容和性质不同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鼓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先天秉有"敬惜字纸"的心理定势），对他们进行社会动员；而社会动员是中共政治组织的主要手段和文化传统（从土地革命时期红区的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扩红"到解放战争的" 反饥饿、反内战"；从建国初期的大跃进运动，学"三面红旗"到文革的"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批林批孔"）。这种简单化、直线化的认识方式，甚至还反作用于主政者的判断，成为 1949 年以来左倾错误不断发作的原因之一。标语张贴在所有显眼的地方，几乎无处不在，具有一种强制性覆盖效应，凝聚着群体意志和行政权力的威压胁迫，不由得行人不看，形成反复刺激、渗透，乃至进入受众的潜意识。因其可视性强，有制造、渲染气氛的直观作用，能收立竿见影之效，被列入运动期间工作检查的基本内容，运动的指导者与被指导者、检查者与被检查者都很重视（双方的共识是，标语数量越多说明重视程度越高）。但常常成为应付差事的官样文章（量化的统计数字便于写进总结），流于形式；立意太高的目标无法落实，就让它停留在口头里、纸面上。上下双方都心领神会。同时由于口号的制定有较强的政策性，在正式场合（报刊、官方组织的群众性集会、外交场合）使用，需要专门的宣传领导部门负责拟制、审定，以统一宣传口径，防止出现不协调的声音。例如国庆游行的所有标语口号，就都要经过分指挥部、总指挥部、国庆筹委会、北京市委等层层审批。而它的制作、悬挂、张贴，则是各级行政组织的工作内容，由他们去贯彻落实的。文革中官僚行政体系被冲垮，群众性造反组织自己制定行动目标和策略，口号的制作、审定权就在自己了。批斗会、辩论上呼的口号常常视现场情况变化冲口而出，随意性极强。"炮轰"、"油炸"、"火烧"之类施虐性话语，滥行于时。文学艺术作品（小说、戏剧、电影）对革命者在黑色恐怖下张贴标语的英雄刻画、临死高呼口号的一贯描写，更赋予标语口号一种悲壮、崇高色彩。有意无意给标语口号创制、接受提供了政治上正确的心理预设。文革标语的特点是：书写的大小尺寸繁多，小到手挥的三角旗，大到 1 米多见方一个字的巨幅标语；书写工具从用大小毛笔到各式排笔、刷子、扫帚； 书写载体，从纸张、各式质地的大小条幅、建筑物墙体，到道路的地面，甚至写在、贴在被批斗者的衣服上、身上.最重要的是，它已成为运动的象征形式、组织形式，宣泄污辱、谩骂、恫吓，煽动群众情绪不断升级达至狂乱的重要手段。当时的标语口号从内容到书写方式都具有很强的行动性诉求，含有显著的攻击性、暴力因素。比如写"打倒"谁谁的标语常把人名颠倒书写，并打上红叉叉（类似于古代的镇魇巫术），等等。
[注]据说，"时日何丧，吾与汝偕亡"就是伐纣的口号。以后汉末黄巾军起义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呼，辛亥革命有"驱逐达虏，恢复中华"之呼，抗战有"一寸山河一存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之呼，大跃进有"人民公社好"之呼，文革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呼。
（参考资料：武法瑞《振奋过中国人的标语口号》；孙振军《标语口号的妙用与文明》；周伟《标语口号--时代呐喊最强音》，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年版）
作为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壁报，是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的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书写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它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是言语-书写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子产（？-前 522，春秋时期郑国人）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是想借用古已有之赋予大字报的合法性。而古代的揭帖，只是私人张贴的启事。广义地看，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 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直接起源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 19 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提意见的大字报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在包括批判大字报的裹挟、反击下，50 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开除工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毛泽东（1958 年）因此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1966 年 6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毛泽东被授予"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 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同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下的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 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 月 9 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内容与大批判一样， 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形成" 保留三天"的通例。常在大字报的天头、地脚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从外表看， 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现成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如派性武斗），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从形式上看，大字报不仅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有用书写纸， 也有用旧报纸写的，体裁上也门类齐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丰富多彩。张贴的地方，从学校、机关、厂矿、街道的墙壁、门窗，甚至人身上。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新花样，不断更新。由于大规模的大字报耗费了大量的纸张、笔墨，时有纸张断档的现象发生。大字报经反复覆盖糊成了厚厚的一层， 成了回收废纸者丰厚的收入来源（只能夜里偷偷地撕）。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抄录、收集大字报内容作为借鉴或情报的。1975 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 1978 年 3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 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美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在华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字报的书写，抗议给他们特殊待遇是"修正主义"做法。受内地冲击，香港总督府外也曾贴满大字报。文革反对派也利用大字报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伊林*涤西（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白志清（重庆）《我爱我的祖国》《评张春桥》、李一哲（广州）《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 1976 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78 年反对"两个凡是"的西单民主墙中，大字报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0 年 2 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 9 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1990 年代中期以来，仍有人因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或出于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利用大字报形式表达意见。个别人因此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国外也有类似表达形式，如高秋福的《在国外看大字报》就描写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加拿大国会大厦联邦广场、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有人把互联网与大字报进行类比，说它们都是非主流的民间媒体，没有言论"守门人"（编辑或主持）的开放园地，不用刊号、书号，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名流或小人物，教授或学生，高明或平庸，都有同等发表权利。其区别仅在于：公共场合与私人空间，群众围观与独自收看，手抄件与印刷体. 互联网是抽象、无形地展示在私人书桌的屏幕中；大字报是具体、直观、乱七八糟地覆盖在繁华街道的墙壁上。
[附：高秋福《在国外看大字报》摘要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十月广场列宁塑像附近，参加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老红军战士用核桃大的俄罗斯文字或乌克兰文字那书写的，苏联刚解体造成的卢布贬值。位于渥太华河畔的加拿大国会大厦南边是群众经常聚会的联邦广场，魁北克青年人抬着一块大木牌，上面用法文详细地写着他们要求独立的主张和理由，企图以示威影响国会对魁北克独立的辩论。德国中西部莱茵河畔科隆市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出现于 1990 年代， 被当地人称为"和平墙"。神职人员把它看作忏悔的一种替代方式。书写大字报的文字主要有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俄文、中文、日文、朝鲜文等语言。内容有议论时政的（如"新纳粹该死"、"法国必须立即停止核试验"）；祈祷和平与吉祥的；感戴上帝并忏悔的（如"感谢万能上帝，我们夫妻和好如初"、"我犯了罪，请我主饶恕"）；抒发个人感受的，向亲友祝贺或问候的，给游伴留下游踪的（如"施特劳斯，明天早班飞机去柏林"）。教堂管理人为使大字报更有秩序，用木杆子和铁丝在教堂门前搭起一道新墙，置备了长约 70 公分、宽约 50 公分的硬纸板，供人们写大字报使用。为防止日晒或雨淋，准备了规格一致的塑料薄膜套在大字报纸板上，方便长期保存。无论是谁只要登记一下，就可得到几块硬纸板和塑料薄膜、几段细铁丝书写、悬挂。]
(参考资料：罗平汉《大字报在中国的兴衰》，"人民网"2004 年 10 月 13 日)
1.文革初期由工农兵、革干（革命干部的简称）等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成的青年组织。1966年5月 29 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被公认为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随后北京许多中学都成立了类似组织。同年8月8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肯定了"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在学校中， 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章，公开表示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并在短短 100 天内 8 次接见 1300 万红卫兵，展开大串联，使这一组织立即就遍布全国大、中学。红卫兵的宗旨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产阶级保皇派"造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手段是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中进行了打砸抢，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整个社会因而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与此同时，老红卫兵（如骆小海、彭小蒙、王战胜、宋彬彬、张承志、谭力夫. ）中的一部分人看到父辈被打倒，认为文革方向出了问题，起而保卫现存官僚机器，有代表性的就是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等组织。这部分红卫兵被称作"保皇派"（亦称"保爹保娘"派）。1967 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随着 1968 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但其骨干力量， 还进入革命委员会并以其他方式，成为前中央文革小组依赖的社会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或隐或现地继续活动。2.文革复课后，在中学取代当时已经被废黜的共青团组织的青年学生的群众团体。除任务、策略、作用已不同于文革高潮期的红卫兵外，其组织路线（阶级论，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加入红卫兵受到一定限制）、意识形态（继续革命思想，是中共的思想路线）等仍基本一致；仍然是后者追慕的精神偶像。以后共青团恢复后，还并存了一段时间。1978年8月 19 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取消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在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的存在， 使学校中学生组织重叠，学生干部负担过重，矛盾很多。普遍认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于是宣布取消各地的红卫兵组织。3.文革发展到 1967年以后和 1976 年的文革后，红卫兵成为造反派的同义语、代名词；已不限于指称学生红卫兵，而涵盖了文革中的所有造反派组织（包括工人、农民、科教文卫从业者、机关干部等人群）。他们全盘接受了红卫兵的价值观、行为目标和方式。因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右臂佩红袖章，手握红宝书，这一装束加上腰间的武装带，遂成为红卫兵的标准装。男孩蓄平头， 女孩剪齐耳短发，或扎短辫。至于军装要洗得越旧、越白越好──显示其父辈的参加革命早、资格老，自己的血统纯粹。新军装的草绿色被认为赝品，差了档次， 被称为"鸡屎绿"。这一形象，已成为后文革影视作品中红卫兵的漫画相。但习惯上还是把红卫兵小将作为学生造反派的称呼，工人造反派则多称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政治力量的红卫兵运动在上山下乡后自然消失，工人造反派则因被吸收到权力结构中，仍然或隐或现地存在着。它的躯壳被青年学生群众团红卫兵顶替， 只留下一个名义上的光环，而内核已经被抽空。作为普遍名词，在文革后该词含贬义。4.具体指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人（个人或群体）。例："来了一群红卫兵。"
（参考资料：参考资料：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 1993年版；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1996，页 260）
动宾结构的联合词组。也简称"上纲"。作为思想方法、话语方式，它不始于文革，却是文革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集中表现。"纲"和"线"，就是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大是大非。这种方法要求， 看待人和事物不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而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所有问题都提到重大原则的高度，即，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把所有问题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根本上来分析、认识、评价。才能站稳政治正确的阶级立场。其表现为，经常把一般问题、非原则问题， 也当作原则问题看待、处理，使其显现出特别的严重性。丢一个吃剩的馒头、迟到几分钟、穿高价时髦衣服、看西方哲学文学名著、对党员干部个人的不满、经济计划指标的高低，如果只以一时一地的行为失当、个人兴趣或对个别人的局部、业务上观点看法视之，就要被这种认识方法看作丧失原则、和稀泥、骑墙，必须从生活作风、组织纪律、思想意识、崇洋媚外、对党和国家的态度，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争夺政权和是否还继续革命的角度来认识。局部问题被夸大为全局问题，认识问题被夸大为立场问题，发展战略问题被夸大为路线问题， 成了流行病。在科学理性看来，这些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是小题大做、吹毛求疵、神经过敏。夸大个别现象，无限制地从个别跳跃到一般，超越概念的固有外延，随意地联系－联想，无根据地到处虚设假想敌，用僵化的框框去套复杂的社会现象，导致曲解和武断，常常会伴随严重后果.是这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一般特征。用这种简单化（没有例外的一刀切）、绝对化（非此即彼） 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人对事，不是个人品质、个人行为的特征，而是整整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特点。上纲上线成了只赚不亏的投机生意。在当时的情势下，越是敢于上纲上线，越是敢于突破"纲"和"线"的限制的人，越是勇敢， 觉悟、水平越高。政治前途越远大，越能得到重用。这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流行文化。在此背景下，人们的言行充满了无事生非的特点，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造成强烈的不安定的气氛，弄得人人自危。生怕偶有疏忽就会被人抓住把柄， 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这样宣传，大小工作（包括技术工作和社科学术）、人际交往被框进这样的框框，文艺作品也这样描写生活.形成了无所不至的网络，让人没法不被推搡着效仿、顺从。这样随大流，彻底放弃认识、行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命运和组织捆绑在一起，就推脱了个人责任，不但使自己处于安全境地，也省事省力。在这种惯性支配下，人们不但在认识外部世界时使用这种思想方法，在反省自己的检讨或总结里，也给自己上纲上线，以求得深刻的评语，成为屈膝邀赏的姿态，卑琐被当成了崇高。在被迫的认罪时，上纲上线、自我贬损就成了态度端正的过关技巧。
（参考资料：于佳临《坚决相信群众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人民日报》1967.11.23；李洪林《两条思想路线》）
盟誓语。主要流行于 1960-1970 年代（向前向后延伸是个别情况）。一般见于口头语言，用在非正式场合。赌咒起誓时使用的，想要取信于人，向他人证明自己言行的真诚和真实性的说辞。同时还要举起右拳到右耳平齐。多在同龄孩子之间或孩子与家长之间。青少年偏爱使用这种虽不规范却颇具表现力的口头禅。属于一种亚文化形式。[注]拿这种说辞起誓的人，脸上会露出发急的表情，那是因为不被信任而产生的痛苦，渴望表白的冲动。当然也有神色漠然地说出这个誓愿来的，其时语调平缓，因为它已经制度化地织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早请示晚汇报"、"挑战书""决心书""保证书""检查书"等许多场合，虽然不明确使用这样的盟誓语，也是直接或潜在地把毛泽东作为盟誓对象的。成年人也偶有使用这样的口头禅，因为它虽然不直接是主流文化，却与主流文化相通、相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惯性。所以也偶有在正式场所这么说话的。毛泽东不在场而把他当作起誓对象，显然与中国祷祝传统有关：旧时代拿鬼神充当祷祝的对象， 文革时则无意识地把伟大领袖当作了天上至高万能的神明，认为他可以洞察一切，并能对有意的恶行、谎言施行惩戒。与国人对祖宗、对人格神的崇拜，超过了对超自然神祉的敬服相通。在个人崇拜（"他是人民大救星"，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突出政治（"忠不忠看行动"）的环境氛围中，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把毛泽东当作了话语流通、质押的硬通货。从现世意义上说，向毛泽东保证是面对最高权威，战战兢兢，不能、不愿、不敢说假话；从业报来说，意谓如果提供的情况、盟誓不真实、不真诚，愿意接受毛泽东所施加的惩罚（甚至这也是一种荣耀？）。它带有较强的民俗性、民间色彩。似乎包含了对民间残存的宗教习俗的摹仿：汉人"对天发誓"，基督徒"向上帝发誓"，穆斯林"向真主起誓"。既是一种严重的盟誓，可能伴随巨大灾难性后果（盟誓形式欲具效用本身需要预设的惩罚，即使是心理暗示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威慑力）；也是一种无法验证的语言诡计，存心取巧而无伤大雅的语言游戏。盟誓者和接受者都有心领神会的不与计较。1990 年代的影视、小说曾借此作反讽，以调侃、解构文革话语。2000 年代前后，这一口头语再次成为流行时尚（《足球》报 2004 年 3 月 31 日报道国奥队备战的消息，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国奥将士韶山向毛主席保证阎世铎诗抄雄心壮志"），被年轻一代挂在嘴边。是一种与政治态度无关的复古表现，却与大环境--人们对现实不可预测，随时可能有大难临头的风险、焦虑感到不安，对毛泽东时代不无怀念--相关连。
[注]蜀汉网友提供语料说，四川山区三线建设单位的孩子（流行北京方言） 中有"敢毛儿保证"--"敢向毛主席保证"的口语变体。见"猫眼看人" 2005-3-31 "跟贴" http://club.cat898.com /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20061。
（参考资料：Tina《恩典从此伴随着我》，"中国福音网站" 2003 年 12 月 2日；邵燕祥《想起了"向毛主席保证"》，《湘声报》2004 年 10 月 21 日）
歌曲名。曲调取自陕北民歌，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1942 年冬作词。原名《移民小调》，有十多段；经公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等人删削修改成三段，重新定型为现名（作曲家李焕之参与了曲谱的整理、完善）。从黄土高原乡村民歌到政治颂歌，经历了从民间自然的情感抒发到意识形态刻意制作并高度政治化的一个过程。
1949 年以后，此歌被收入歌曲集、灌制唱片、编入教材、经常性咏唱、宣传鼓动。1964 年，创作了歌、舞、诗三位一体的、以《东方红》为名的音乐舞蹈史诗。该剧集中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家、作曲家和歌唱家，编导组以陈亚丁、周巍峙为首，动用了 3000 多人的大型阵容，成为崇拜型作品的典范。
[附：《东方红》源流的另一版本（记者戴晴采集）红军剧社老民间艺人方宪章传授了陕北民歌《芝麻油》（1937）："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诗人安波为了配合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替它改填了新词《骑白马》（1938）："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试比较："骑白马，挎洋枪，二哥出门找姑娘。姑娘座在绣楼上，呼呀嗨哟！茶饭不思想情郎。呼呀嗨哟！茶饭不思想情郎"）后来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毛/泽东被选定中共领袖的政治需要，为这首歌填了新词《东方红》（1943）："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作为劳模又能唱山歌的李有源，被安排成了此歌作者。此曲后来陆续被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或民主联军的内容。作曲家刘炽参与了该曲的加工整理。1990 年代被改填的歌词是："西方白，月亮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他让人们富起来， 嗨哟嗨哟，他叫大伙儿各顾各。
[注]试比较："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与《东方红》心态有怎么不同？
（参考资料：《红色音乐经典之"东方红"》，"新华网"2005 年 01 月 16 日）
名词作副词。释义同"红（ ）"。从结构方式看，"红色"不如"红（ ）"结合紧密，两者的结构关系（偏正结构）却是一样的；从当时的能产性看，构词能力略小一些，如"红色江山"、"红色战线"、"红色专家"、"红色战歌"、"红色摇篮"、"红色堡垒"、"红色保险箱"、"红色接班人"不及"红心"、"红线"、"红旗"、"花"、"红专"、"红学"、"火红"、"红海洋"、"红太阳"、"红五类"、"红卫兵"、"红小兵"、"红外围"、"红战友"、"红司令"、"红光亮"、"红宝书"、"红头文件"、"又红又专"、"根正苗红". ；从时间维度上看，由于"红色"作为构词词素与被结合词素的缝隙较大，所以弹性也稍大、韧性更强、跨度更大，如"红色中国"、"红色先锋"、"红色警报"、"红色警戒"、"红色名录"、"红色风暴"、"红色文化"、"红色文艺"、"红色经典"、"红色精品"、"红色传说"、"红色主题"、"红色旋律"、"红色网站"、"红色年华"、"红色童年"、"红色青春"、"红色恋人"、"红色天空"、"红色摇滚"、"红色时尚"、"红色系列"、"红色旅游"、"红色土地"、"红色井岗"、"红色安源"、"红色家园"、"红色代码"、"红色资本家"、"红色康乃馨"、"红色冲击波"、"红色通缉令"（胜于"红朝"、"红墙"、"红门"、"红楼"、"红盾"、"红客"、"红网"、"红酒"、"红磨房"、"红土地"、"红帽子"、"红嫁衣"、"红地毯"、"红孩儿"、"红玫瑰"、"红苹果"、"红樱桃"、"红蜻蜓"、"红鹦鹉"、"夕阳红"）. 都是 1990-2000 年代新生或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
在中国传统文化象征体系里，红意味着平安、吉祥、喜庆、福禄、康寿、尊贵、和谐、团圆、成功、忠诚、勇敢、兴旺、浪漫、性感、热烈、浓郁、委婉； 意味着百事顺遂、驱病除灾、逢凶化吉、弃恶扬善. 所以它有着很广泛的使用：从朱门红墙到红木箱柜；从孩子的贴身肚兜到以红色调为主题基调的婚礼； 从本命年的腰带、佩玉的流苏到寿星的寿服寿桃；从添丁进口时门楣上挂的红布条到孩子满月时做的"满月圆"；从舞龙灯的绣球到锣鼓唢呐的饰物；从深闺女儿的红头绳、香囊到扭秧歌的舞绸；从开张大吉的剪彩到恭贺新禧的贺卡；从铭刻着权力的印泥到记录着功勋的锦旗；从过年过节悬挂的灯笼到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倒福和窗花，从"压肚腰"的压岁红包到除旧迎新的爆竹；从闻名遐迩的"红、绿、黄"唐三彩到景德镇最负盛名的"祭红"瓷. 从语义色彩上看，文革时强
形容词。作为基本词素，造词的能产性极强。如"红旗"、"红线"、"红专"、"红卫兵"、"红色江山"、"红太阳"、"红宝书"、"红海洋"、"红彤彤"、"红五类"、"红色恐怖"、"红光亮"、"红领巾"、"红管家"等。
从物理性质看，它是以通过能量来激发观察者的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颜色，波长大约为 630 到 750 毫微米，类似于血液的颜色，是三原色和心理原色之一。其本义指像鲜血、石榴花的色彩，象征生命、光明、吉庆、正义，引申为借喻革命或政治觉悟高。这是中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就说过："我喜爱的颜色：红色。"中共武装力量草创时期称"红军"，其政权组织苏维埃称"红色政权"。由于突出政治，红色便成为文革中压倒一切的流行色──从建筑装饰、工艺制品到花纹图饰，无不以红色为时尚。都到了单调的程度。当时的姓名（包括新生儿起名和更名）中以"红"字作基本元素组成的很多："卫红"、"向红"、"永红"、"继红"、"红梅"、"红军"、" 红霞"；以致于重率名较高，带来区别、辨识方面的麻烦。
"红"作为定语修饰名词，在当时通常起定性作用，革命、合法、进步、光明、正义、生命等含义，标明它冠名对象的政治合法性、正义性，如"红卫兵"（"红色政权的卫兵"、"毛主席的卫兵"）、"红色江山"、"红色保险箱"，像是什么驰名商标、尚方宝剑、质保证书。似乎它真具有什么点金术，连恐怖这样"践踏人类尊严"的东西也能在它的点化下变得理直气壮、美轮美奂（"红色恐怖"）。它也可以作为道德的评语如高尚、纯粹、俭朴等，对中心词起限制、修饰作用，如"红心"、"红专"、"红管家"。作为一种消极修辞手法，它暗示着喜庆、健康、积极向上、欣欣向荣，如"红彤彤"、"红艳艳"、"开门红"、"火红"、"万紫千红"等等。在"色彩/政治倾向"的无意识中，存在一个"感觉--意识--政治性"链接通道。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它的修辞功能，既具有让政治的影响借助于修辞形象的力量夸张、强化它的冲击力，扩张到无远弗届的领域里去的作用，同时又兼具赋予意识形态以形象，通过淡化它过浓的政治色彩，使其转化为润物无声的无意识的作用。
（参考资料：爱伯哈德《中国文化象征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1.由小学生组成的造反组织。1966 年文革开始，一切既有党政系统、群团组织都被认作是党内走资派所操纵的官僚化御用工具，缺乏革命性，群众自发组建的造反组织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小学生受大、中学校红卫兵的吸引，仿照他们的做法，绕过少先队（被称作缺乏革命性的"全民队"），组织了红小兵；最早由北京香山路小学发起。
红小兵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附和大中学红卫兵的口号和行动，配合小学教师中的造反组织，批斗学校的领导、教师──被称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因此他们还不能在文革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但它仍构成了当时紧张、恶劣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参加红小兵组织也要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出身好" 的孩子可以参加，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的都会受到限制。班级单位由"班"而改成了"排"、小组升格为"班"了，原来的班长变成了排长、小组长变成了班长。1967年2月4 日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追认了这一既成事实，"小学可以组织红小兵"。
2.在小学校中取代少先队的少年儿童组织。1967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这份材料认定"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作为法定的在小学范围内取代少先队的制度化的群众团体，历时 11 年。
其组织发展比少先队更讲究阶级路线；日常活动内容、形式更加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建制以年级为单位组成红小兵连（下设排、班）；标志为印有"红小兵"字样、红底黄字的袖章。
1978 年 10 月 27 日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决议，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撤消了红小兵。在恢复少先队的时候，凡是过去的红小兵，以及１４周岁以下的红卫兵，都全部转入少先队。
3.指参加红小兵造反组织的小学生。其外貌特征同红卫兵。由于智力和行为能力限制，他们热中于一些形式主义的"革命"活动，诸如在公路上到处设关卡， 挡住行人，要对方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放行。作为小留学生被外交部派到美国学外语的洪晃，就是红小兵。从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到志趣品位，都是红卫兵的翻版。
4.红卫兵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敬、忠诚、追随，以此自称的谦词："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在自豪、谦卑、恭敬里带着亲昵、撒娇。
5.由上海愚园路 1136 弄 14 号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一种半月刊《红小兵》。竖排 64 开本，每本仅 16 页，定价为 2 分，发行时间为 1968 年 9 月上旬至 11 月上旬。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红旗》杂志评论员《红卫兵赞》，《红旗》杂志 1966年第 12 期；彭浦《偶得"红小兵"半月刊》, 《北京娱乐信报》2004 年 11 月 17 日)
名词。文革初期指因家庭出身属于非红五类（花五类[参见该词条]和极个别黑五类--后来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无法参加红卫兵组织却又和红卫兵成员关系友好的青年学生，及由他们组成的组织。他们被看成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称之为"红外围"或"红战友"。这一概念，既可指人，也可指组织；但主要是指组织。曾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他们是正牌红卫兵的附庸，宏观宗旨、具体行动都与之保持一致，完全没有独立性，只是成员身份低一级的附属。有人形容，两者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
血统论因干扰了打倒走资派（革干）的战略部署、很快失势后，红外围也就融入了造反派红卫兵之中。他们与其他非革军、革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一起，就成了最坚定、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天然地疏远主张血统论的老红卫兵。经历了最初被排挤在运动外面的失落、孤苦后，他们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发言权、参与机会，在从众倾向和恐惧感的双重驱使下行动更积极，对自己道德纯洁性的要求更高。他们为了赎罪，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往往比其他人群更"左"， 更激进，对牛鬼蛇神、走资派的批斗下手更狠。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组织里，到底能够得到比在组织外更多血肉相连的认同、温暖，和实际庇护。
但他们在与红卫兵一起行动时往往只有做事受累的份，不能参加批斗会、抄家等重要活动，较多被安排从事事务性（抄写、张贴大字报一类）、无需抛头露面的辅助工作，没有论功行赏的资格--每当他们要到前台活动时，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很容易成为对手攻击的软肋。仍受到政治性歧视乃至个人欺负。他们勤勤恳恳地做事，清心寡欲地生活，严厉、苛刻地约束自己，到了近乎自虐的地步； 但同时在面对更弱者时，有时就会露出虐人的倾向。
（参考资料：遇罗文《我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陈丹燕《亡者遗事》，"左晶论坛" ）
释义详"红外围"。
词语的理性义虽然一致，使用的语境、情味（感性义）却有不小区别。若要仔细区分起来，同样都是局外人使用，称"红战友"却比"红外围"透着亲切，有种自己人、哥儿们、不见外的感觉，是当面的称呼。而"红外围"就显见得要疏远些， 是背着当事人、对第三者时的称谓。似乎可以借此拉开一点什么距离，以免受" 红外围"阶级出身不纯、革命成色不足的连累，避避晦气。
因此认真细究品味，这样的称呼里其实已经暗含了歧视的成分--对处于劣势者的宽容、优待、提擢。不过红战友完全没有向红卫兵计较的可能、机会和本钱， 只能听之任之。而他们对于歧视的敏感，在无助、无奈的忍耐中，被磨砺得尖锐到了神经质的程度。
这种挫折在内心淤积，日积月累。当它的能量积攒到一个可怕的量度，就会寻找突破、渲泄的方向。如果它选择了自我发散或建设性的方式，可能是一个无害或好的结果，如果它选择了破坏性的方式，就会变得难以预测的危险。
（参考资料：王俭《杂感廿一篇*外围组织》）
1966 年夏季开始席卷全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的环境赤化风潮。这一时尚的功能，是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为神化毛泽东、渲染造反气氛造势。
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人民日报》1966年8月 23 日第一版，社论《好得很！》）在这种氛围刺激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机关、学校的大门、房屋、院墙墙壁，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标语（忠于毛泽东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等）和毛泽东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的木刻图案等。
于是这种风潮，立即蔓延到全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居民区和农村的每个角落。其绘制方式有油漆涂刷、喷枪喷涂。当时的商店、机关、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被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的外墙也不放过。除了现成的连片墙体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置于公路旁、田埂边等地。涂饰红海洋的日日夜夜，人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造成红油漆供售的空前紧俏。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每一个角落，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会降临了。这与当时人们对红色象征革命的观念，和对象征力量的精神作用的崇拜（"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无知狂迷，和从众行为（怕当群众的尾巴、宁左勿右）有关。
1966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 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城市’等等,大搞所谓 ‘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壁涂成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 除了‘红海洋’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 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转引自江沛著《红卫兵狂飙》P151，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此风遂猝然而止。
继续涂饰的行动虽然停止了，但人们不但没有立即清除红海洋的痕迹，还任其长期保存下来，无意间成为文革高潮的见证。所以它的遗迹仍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城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至今仍依稀可见。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P15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928-2004）福建莆田人。因上书毛泽东反映知青困境导致政策调整的乡村教师，被称为"中国知青之神"。1952 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 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 年底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揭露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为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从知青家长的角度沉痛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不平、不甘和不安。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3年4月 25 日）。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
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省委书记韩先楚亲自过问他的落实政策、入党（毛泽东授意）问题。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在 1973年第 11 期《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福建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等说得上话，故极力结交攀附以壮声势。
1976 年 11 月被隔离审查，1977 年 11 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 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崇安县监狱里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连续两次减刑，1988 年减为 10 年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公职。
由于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 1700 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识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 10 多里去探望。出狱后时而收到市信访局转交的全国各地知青来信和汇款。2004 年 2 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得悉消息时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温乐群《"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刘晓航《今日李庆霖有怨无悔》，"华夏知青网"
红卫兵歌曲。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文娱委员少华，1966 年 6 月 4 日替同组学生阎恒的快板诗《文化革命干一场》谱曲，以此作为本组织战歌。曲调为队列歌曲中典型的进行曲式节奏，通俗明快，高亢奔放，铿锵有力，富于鼓动性。一旦脱离了既往校园生活模式的束缚，面对革命（文化革命、教育改革、阶级斗争）和未知历史的召唤，他们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憧憬。红卫兵自己作词、作曲， 自己演唱，直接源于生活的品格使这首歌格外贴近他们的思想感情，非常传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被狂热所鼓动的青年学生的精神亢奋状态。
最初的歌词为："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敢想、敢说、敢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在流行中加工定型、显得更加完整的歌词由三段构成："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在实际演唱时，通常要在结尾处加上呐喊声："杀！杀！杀--嘿！"以渲染加强气势。）
同年7月1 日在北大附中的海淀区各中等学校红卫兵集会上演出，并从此跨出校门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在传唱过程中被定名为《革命造反歌》，[注] 还给配上了肢体语言简单夸张、热烈煽情的街头群舞。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名声大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统一在红卫兵名号下。这样纯正的老资格组织背景，也为这首歌的流行增加了过硬筹码。新华社播发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消息时（8月 21 日），把现场高唱的这首歌与《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并列在一起，有很强暗示性。
此后每当红卫兵走上街头，进行集会，集合，演讲，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抄家、开批斗会时，都要唱这首歌。它成了红卫兵的"国际歌"，成了红卫兵的文化标志。凭着这样的歌声，他们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战友。
1966年9月 30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由周恩来安排，该曲以 300 人合唱队庞大阵容，向中外来宾演出。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该曲录音，并在节目中反复播出，其传播速度更快；甚至飘扬过海， 传到了日本和亚非欧美国家。一时间，成为造反派组织共同的战歌，是 1966 年中国流行最广的群众歌曲。甚至被亲切而不无夸张地称为"《国际歌》的儿子"。
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1972），和文革后姜昆相声《如此照相》、电影《枫》（1980）的配乐（作曲傅庚辰）、谢晋《牧马人》（1982）、贝尼托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末代皇帝》（1987），都选用了该曲作为文革最有代表性的背景音乐。它于是很容易成为对文革进行类型化（简单化、道德化）的方便的反讽象征。
个别流传的版本里词作者署名"彭小蒙"，系误传。网上"孔夫子旧书店"2004 年 10 月曾以 5 元成交价出售西安市抗大中学红卫兵印制的《革命造反歌》传单（署名"北大附中《红旗》宣传队词曲"）。
[注]另一版本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或：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一作"要是革命你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参考资料：秦晓鹰《历史的错位》，《迷狂的音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P188）
联合词组的名词。是后文革出现的，试图概括绘画整体风格（带轻蔑、批评色彩）的词语。意指文革时期，尤其是 1969 年以前的红卫兵绘画，表现主旋律和时代精神的政治要求，在绘画造型语言上表现出来的特征。但是它的隐性影响， 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出现了形式语言的探索才真正结束。
"红"是描绘领袖、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群众的形象要强壮健康，红光满面；"光"是绘画技巧要求写实，逼真，光滑，工整；"亮"是画面必须明朗，充满阳光感，干净、漂亮、鲜艳，用色纯度高，作品的倾向性鲜明，格调高昂，必须突出正面人物和主题的战斗性。这一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描述乐观故事和美好生活，表现歌颂性时代主题、充当政治观念注脚的绘画路子，形成了固定的意识形态模式。文革绘画完全抹煞个人风格，完全割裂、屏弃了西洋、俄罗斯绘画（1950-1960 年代的灰调子曾占据了中国学院绘画的主流）的艺术传统；甚至抹煞了绘画样式的规定性特征，无论油画、版画、国画、年画，均需遵循整齐划一的要求，其面貌也单调类同。看上去甚至让人怀疑画作者患有偏色（色弱）色盲症（"道尔顿症"）。
这种追求崇高豪迈、气势磅礴（实则矫揉造作、虚张声势）的视觉趣味、形式语言，表现为夸张的人物造型、舞台化的戏曲亮相组合，题材选择挖空心思地在政治上翻新并往社论语式上靠，主题先行的叙事型文学构图（强调戏剧性），刻意营造所谓宏大（骄矜、硬撑）的史诗氛围，色彩倾向取消典型环境的多样性都偏向火红、响亮一路，笔触运用细碎平滑。其缺乏变化的媚俗模式，与文革的政治狂热、虚假煽情、夸张虚妄是一致的，同时它与建国以来农民画那种通俗朴素、光润、悦目的喜庆感、幸福感、阳光感、小康理想相贯通，即是政治显意识的刻意营造，又是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董希文著名油画《开国大典》（1953）那勾线+立体造型的年画式的在政治化和大众化的夹缝中萌动的时代画风。
其代表作品有文革初期的《东方红》、《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可能创绘画命名长度之最）、《祖国山河一片红》（一些作者成了流星一现的一夜天才），和中晚期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张绍武）、《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高虹、彭彬、何孔德）、《渔港新医》（陈衍宁）、《女委员》（汤小铭）、《你办事，我放心》（彭彬、靳尚谊） 等（其中不少在艺术禀赋上颇有才气、日后另辟蹊径的画家也仍然被限制在当时狭小的语言样式里，显得呆板木讷）。
（参考资料：刘骁纯《作为视觉趣味的红光亮》；易英《从英雄世界到平凡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924- ）浙江绍兴人，艺名浩亮（经江青改名，即以此名世）。京剧表演艺术家、政治活动家。
出身梨园世家，1949 年考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学校，先后得到尚和玉、李少春、盖叫天、刘砚芳等武生名家传授。1958 年毕业留校实验京剧团工作，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调入中国京剧院。1963 年以李玉和 B 角参加京剧《红灯记》创作排演，因 A 角李少春生病顶替出演 1964 年全国京剧汇演。从此暴得大名。由于得到江青关心、支持，文革后成立"红灯记战斗团"起而造反，对昔日师友和剧院、文化部领导反戈一击，不久担任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实际的一把手）。发表《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红旗》杂志 1967年第8 期）。1968 年参与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演出；后来京剧、钢琴伴唱《红灯记》都拍成了彩色电影，在全国公映。
1972 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投桃报李，每谈样板戏都把功劳归于江青；同时抹杀原创人员的功劳、突出自己。积极、全面贯彻当时主政者的政治文化主张， 迎合他们的人事亲疏，被指认参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经常参加文化、外事方面的国务活动。
因曾被纳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被称作"上了‘四人帮’贼船的人"；1976 年 10 月后被撤消职务、逮捕审查。国家邮电部邮政总局 1976 年发出停止出售、使用"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共 5 枚）的通知。由于被认定罪责较轻 1981 年免于起诉；恢复行动自由。其结论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1982 年到河北省戏曲学校任教。编写了《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功》的教材，还为学校排演盖派名剧《一箭仇》、《雁荡山》等。1988 年 7 月号《中国戏剧》刊登吴钢《浩亮近况》报道。同年评上副教授职称，与妻子曲素英共同参加中国戏曲学院校友募集教育基金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三天义演，出演《艳阳楼》。从此恢复了登台演出，曾多次赴美国、台湾和大陆各省市等地巡回演出。
1996 年在济南演出中突发脑中风，失音并瘫在床上。后治愈坚持练功至恢复登台，参加了原班人马整齐阵容的《红灯记》演出。平常演出多为传统剧目《野猪林》、《连环套》、《战宛城》、《龙凤呈祥》等，结尾仍以《红灯记》选段压轴。2000 年代网上影音制品仍有他录制的京剧《红灯记》全本、钢琴伴唱《红灯记》（三碟装）和传统戏曲（《艳阳楼》等）VCD 在销售。
（参考资料：胡金兆《"文革宠儿"--浩亮复出记》，阳木编《"文革闯将"封神榜》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和璐璐《共同回忆"红灯记" 钱浩梁：老伴助我重登台》，《北京晨报》2001 年 05 月 24 日）
词头。贬义。在名词前起限制、修饰作用；能产性、使用频率均极高，有很强的表情作用、感情色彩，被当作政治定性、道德审判的工具。
1．从政治角度着眼：反动的、反革命的、敌对的。只要与执政当局，甚至与有利害关系、私怨的基层执行者立场、观点不一致的（哪怕纯粹出与技术原因），被他们判为异己的，都可以说是"黑的"，如"黑帮"、"黑线"、"黑旗"、"黑风"； 2．从道德角度着眼，凡是悖于公认行为规范的（在当时条件下不承认少数派的权利），坏的、邪恶的、卑劣的、腐朽-衰落的、不祥的、狠毒的，都可以说是"黑的"，如"黑老 K"、"黑画"、"黑苗子"；3．从组织程序、合法性角度着眼：个人的（即非组织、非集体的）、私下的（不公开的）、非法的。只要未经执政当局批准、备案的，都可以说是"黑的"，如"黑会"、"黑手"、"黑货"、"黑后台" 。
从语义分布看，属于义项 1 的最多，客观反映了文革语言的政治、暴力性质。义项 3 是义项 1 的附庸、连带产物，凡属于义项 3 的释义都可以从义项 1 逻辑地推导、派生出来。相对说来，属于义项 2 的则比较少。
这是语言暴力的典型例证。它是糅合了道德判断（杀伤力甚至大于政治判断） 的仇恨修辞学。其外延既确定又极其模糊，从现象描述到政治性判断没有清晰边界，可以随意逾越，且性质判定带有借喻性质，虽不是严谨、缜密的判断、陈述， 但其后果却又极其严重。政治性借喻的滥用，概念外延的随意扩张，是文革语言的主要特征。使用这类语言，无需任何证据，起决定作用的是附着在说话人政治权力上的话语权。给某人、某物冠以"黑"的定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语言事件，绝非像法制社会里那样无足轻重。它是终审宣判性的，不容反驳、上诉； 可以不经任何法定程序核准，就置人于贱民的境地，甚至据此给人以行政的、经济的、人身的直至刑事的惩处。
它首先是专属于阶级敌人的，对已经被排除在人民范围以外的他们，怎么打击、镇压都不为过，何况用一"黑"字。对不合心意的其他中间分子也可以戴上" 黑"帽子，作为消极的、负面的描述，只是它可以随时向更坏的方向转化，变成政治性的；不需要任何过渡。其杀伤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与它的这种不确定的确定性--性质的严重性和界限的模糊性、随意性。
这类词具有的扩张力极强，具体表现在外延指称和构词的繁殖能力、孳生的话域三方面。例：黑八论、黑帮、黑材料、黑党、黑党委、黑店、黑风、黑纲领、黑干将、黑高参、黑话、黑画、黑后代、黑后台、黑话、黑会、黑货、黑老 K、黑九类、黑据点、黑路、黑苗子、黑幕、黑牌子、黑旗、黑伞、黑书、黑手、黑司令、黑头目、黑窝、黑五类、黑《修养》、黑线、黑账、黑状。"黑"的所指、能指联结和话语转化功能，皆起源于文革前，但它的杀伤力和大面积滥用，却是在文革中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参考资料：爱伯哈德《中国文化象征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名词。原指由具有越轨倾向的亚文化群体结成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职业犯罪团伙，引申指政治上的反动集团或其成员。文革中指称被打倒的对象，主要是指领导干部和老干部，尤其是单位的一、二把手主要负责人，和他们的上下联系（后来的强调称谓是"走资派"）。
1966 年 5 月批三家村时最早提出"邓拓黑帮"（冠以"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帽子）。6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号召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第一次在组织系统的政治意义上使用"黑帮"概念。6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牛鬼蛇神"，都叫做"黑帮"。其间蕴涵着运动指导者由此及彼、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战略步骤。随后在全国掀起了揪斗、打倒黑帮的浪潮。
由于"黑帮"外延模糊，带有团伙性质，最初提出黑帮概念的表面是指政治上表现反动的人，同时也暗示文革针对的是组织化的走资派集体、系统（文革最早被抛出来的黑帮团体是彭、罗、陆、杨和北京市党政宣传系统）。这一提法，起了既宣示运动目标，又麻痹在位官僚警惕性的作用。又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揪斗、打倒的范围在实际运作中很容易被任意附会，无限蔓延，由此及彼，藤蔓株连，举凡政治主张相同、上下级关系、思想趣味接近、同乡朋友，都可以被网络到"帮"里去"黑"一下。实在找不到整人罪名就给戴个"黑帮"帽子，弄得人人自危， 形成了普遍的恐怖。被当权派作为防止文革造反野火蔓延无际的防火沟。概念的设计者和使用、推广者的初衷、利益不一致，在指向和阶段上有错位。
层层揪黑帮，层层领导都抛出一两个下属当替死鬼，丢卒保帅，成了一时奇观。在南京是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在四川是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张黎群（四川日报总编），在重庆是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 甚至连最普通、微不足道的基层单位，也可以揪一个出习惯舞文弄墨的人来当黑帮。促使人们──从官僚到普通百姓──都在尽力批判别人的积极表现中，开脱、保存自己。这一防护机制到工作组被否定以后，也顷刻失效了。官办由上而下的揪黑帮，因而转向造反派组织民办由下而上的揪黑帮，对走资派的攻击才正式揭开了帷幕。造反派组织民办揪黑帮宣泄了底层淤积多年的干群冲突，其反弹力更足、更大、更疯狂、更持久。
"黑帮"是一个过渡性概念，其作用就是要引导出"走资派"概念。一当后者被提出来，前者虽然还在使用，但它的风头就被后者抢去了。它不如走资派那样贯穿文革的始终。由此可以看出文革的重点所在。
（参考资料：本报记者《把邓拓的黑帮连根拔掉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 能够戳穿反党黑帮的画皮，搞掉反党黑线》，《人民日报》1966年5月 13 日；本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1966年6月2 日）
喻指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用"红色"修饰"江山"，除了正面含义确认现存政权是从压迫者、剥削者手中夺过来，代表了原来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具有情感上的亲近性（认同感）、政治上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越感；还基于一个负面的暗含前提，即，国内失去旧日天堂的被统治阶级不甘心失败，幻想着卷土重来，和国外帝修反"亡我之心" 不死，随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和变修（"江山变色"）的可能。
"红色江山"概念对假想敌的潜在描述，让人们在资讯贫乏情况下，展开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的恐惧想象：地主藏有变天帐，资本家和遗老遗少在引诱干部、青年腐化，羡慕剥削阶级的糜烂生活方式，特务藏有电台，坏分子破坏交通、生产， 各种坏人在通过收听敌台建立与帝修反的联系，里应外合，蒋匪帮蜷缩在台湾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无人高空侦察机窥视我国防机密. 个性萎缩的老百姓只能认同于、依附于现存执政党和国家，由此获得安全感和归宿感，不但无条件地拥护它，还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园。
"红色江山"的外延包涵，抽象的有政治性的国家、政府、军队、公检法、工农业经济实体，情感性的家乡山川、人文历史，具体的有大到国家领袖、省市党政领导人，小到单位负责人、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由于高就业、大福利，人们的社会参与热情高涨，由于缺乏比较，人民相信从广播、报纸到政治学习......所有的舆论宣传，对日常生活充满其乐融融的幸福感。长期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更让习惯停留在感性层面的人们对"红色江山"存有温暖的怀念。它又具有政治动员作用。
作为喻象，"红色江山"不但在观念形态上具有召唤属于人民阵营者（自我） 同心同德的修辞学、美学功能（崇高），能够汇集起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而且成为一种进行尖锐激烈阶级斗争，对他者（被妖魔化的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等黑五类、黑七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充分理据。在保卫"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准战争状态下，即使是超过必要程度的暴力手段也允许，至少是可以谅解的。亲和与排（仇）他，是这个词两位一体的两面。
（参考资料：李友秀《红色江山 坚如磐石》，《人民日报》1966.05.24；苏牧《"影片分析"》,北京电影学院精品课程）
名词。喻指绝对有把握不会犯错误的包票。"红色"主要指政治上的，也由此辐射到生存环境的其他方面；"保险箱"本义是特制材料和锁钥构成的防盗防火的铁箱，这里喻指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不会接触危险、感染病菌，就像进了医院的无菌真空舱，或注射了百毒不侵的疫苗获得免疫力终身似的。
在讲究阶级路线的年代，有了一个好的家庭成分（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尤其是军队干部和革干子弟，就被认为感情上、立场上是先天与党和政府一条心的， 是"自己人"，过了政治关、感情关，思想纯洁、阶级觉悟高；政治上的保险系数自然提高了许多倍。这是在硬件的组织人事部门政策规定，和软件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上都有一整套制度安排作保障的。不以个人的认识差异为转移，保护的是整整一个阶级。他们不但升学、就业、升迁、分配、福利（从摇篮到墓地）、政治参与上获得了优先权，择偶上获得了优势地位，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也获得了豁免权。在运动准备阶段的排队时不会列入运动对象名单，而永远是依靠的基本队伍和骨干。
哪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毛病（如组织纪律涣散，业务能力不强，个性倔强， 生活作风浪漫等等），也会被认为无关大局，还是属于各级党团组织的基础力量。即使出了事情，也能冲抵、注销一部分罪责。理由是"好人犯错误"。
文革受运动冲击，党政高级干部被当成走资派批斗，他们的子女也成了狗崽子，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残暴的虐待。他们当中的个别人被送去当兵，借此在与
世隔绝的军营里避免了种种厄运。称作进了"红色保险箱"。入党提干进入了体制化利益集团的圈子，也是一个进红色保险箱的阶梯。它的保险系数与有效期，与提供保险人的政治权力呈正相关且相始终。讽刺的是该保险箱往往不保险。
偶尔也会被赋予负面含义，接近"红色包袱"的语义，与"自来红"等同。谁在这样的意义上被指称，就说明他被优越的家庭出身所耽误、拖累，成为放弃思想改造、背弃组织的压力，离滑向阶级敌人的阵营不远，变得非常危险了。
（参考资料：《毛泽东思想照红了五湖四海战士的心 "南京路上好八连"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活学活用 "老三篇"的体会》，《人民日报》1966年 12月3 日； 肖荻《那年那月：悲忆反右--交心的代价是 22 年的青春》，《炎黄春秋》2005 年 4 月 26 日）
名词。这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 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 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
属于前者的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演刘庆棠）《白毛女》、现代京剧《红灯记》（主演钱浩亮、刘长瑜）《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后加上《龙江颂》《杜鹃山》[主演杨春霞]《平原作战》《磐石湾》）、交响音乐《沙家浜》（主演童祥苓）、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演奏殷诚中）、钢琴协奏曲《黄河》（同前）。
属于后者的有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称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上海的早晨》（创作于 1950 年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 年以前），电影《中华儿女》《铁道游击队》《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英雄儿女》（创作于文革前）《闪闪的红星》（文革中）《开国大典》《解放战争三部曲--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焦裕禄》（文革后），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1949 年以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文革前）《党啊，亲爱的妈妈》《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文革后）。
由于文革十年反复播放样板戏，人们已经养成听唱的习惯，1976 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样板戏的选段仍然被照常播放。曾陆续引起巴金等人的批评，遂渐次淡出。1980 年代晚期开始有人（崔健）试图以翻唱《南泥湾》等方式，对红色经典进行解构；后来这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创作。这种诉诸感性的颠覆方式（文学方面以王朔为代表）比理性批判的效力更大、更直接。1990 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市场冲击下感到惘然的人们和演艺界借助市场运作手段经营两股动力推 动下，出现微弱复兴迹象。从 2002 年到 2004 年的两年间有近 40 部"红色经典" 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 850 集。2003 年初文学杂志《江南》刊载取材自同名戏剧又加以改写的小说《沙家浜》，引起了一场反对戏说、侮辱红色经典的轩然大波。沙家浜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包括《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先生的夫人以及上海沪剧院的党总支书记金女士在内的人士，均对所谓"戏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谴责，文牧夫人则表示保留法律追诉权。
2004 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认定这些改编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低俗化"问题，改编者没有理解乃至歪曲了原著的核心精神、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英雄人物身上编织太多情感纠葛，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 人性化"，肆意扩大原著容量，"稀释"原著，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但也有批评说，"如果红色经典真有什么‘亮点’，它也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和侵犯，来自民间意识在审美形态上依然被顽强地保持并制约所谓革命文艺路线的限制"。"应该让历史来检验，而不是急于禁止。""‘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的代表着整个人类文化传统的根本的一些文本，所谓‘红色经典’，连几十年的时间考验也没有过，如果不是出于眼下商业炒作的动机，就被人们遗忘了"。
（参考资料：邱红杰《中国文艺捍卫"红色经典"》，新华网 2004 年 5 月 24 日；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 1950、1960 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版）
名词。贬义。本义既是指记录着某人罪行、错误和污点的文件，又指领导人或其他人暗地以非法手段，恶意地收集或编造别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记录， 可以用来指控和迫害人。广义的说，本人或者别人所写的思想汇报（向党交心）、会议发言、大字报、检查、日记、通信、个人档案等等，都可以成为"黑材料" 的构件。档案材料是组织对一个人的"风闻纪事"，是在阶级斗争观念占主导地位时代对一个人表现各方面的记载。它的收录原则是"宁可冤枉，不可放过"。所以量上不断积累起来的材料自身便会发生匪夷所思的质的异化：即使此时此地没有问题的言行，到彼时彼地就可能成了问题--在政治运动频繁、主题多样、政策多边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文革中，它最初特指 1966 年 6、7 月向学校派驻工作组时搜集的指定运动对象的材料。感到运动危机的当权派本能地运用收集、整理材料的武器对付潜在的造反对象。毛泽东下令驱逐工作组，这些材料（排队统计表格、大字报抄件、会议记录、简报）被定性为"黑材料"，并要求予以销毁。后来逐渐泛化为统称历次政治运动中，暗中整理的个人或群众组织有关政治、思想、言行、生活等方面的材料，也包括图书馆的历史资料（书籍、报刊）和敌特档案等。
这类材料有本人自述交待被引申、附会、歪曲了的，有屈从于强大压力用无限上纲、凭空捏造等手法，编造出来以求过关自保的假话，有第三者向上级反映的某人有越轨言行（私人信件、私人交谈亦被搜罗其中）、历史污点的材料，有历次政治运动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格、评定记载，或者是这些材料的规纳整理。这类材料的整理意图本来就多出于领导收益，往往能引起他们的格外重视，但多半由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悬置起来，却又被塞进了档案袋，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寻找阶级斗争对象，与新的运动需要、斗争主题对位的根据。这些材料有的来自单位内部，有的来自公安部门。由于官方档案制度的完备，它会跟随当事人终生，因此极具杀伤力、威慑力。政工部门的权力不仅在于其职权定位是专司人事管理的，而且还在于掌握了档案材料。
对文字信息的占有权、处置权，是领导人其他权力的基础、一切权力的关键， 而 1966 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级领导人，随其官僚化、脱离群众、滥用权力的程度不同，也不同程度地把档案材料、涉及群众言行的各种文字记录， 当作是管制和驯服群众的有效工具。在毛泽东经由中共中央的授权下，受迫害群众要求平反、恢复名誉，而领导人则要捍卫其治理权的神经中枢--对官方文件的垄断权。
在以阶级斗争观点看待、分析一切的年代，黑材料就可以整倒一个人，即使整不倒也足以使他被打入另册，导致当事人不被信任、不被重用。1966 年 10 月这些材料已经成为开展文革的障碍（群众怕运动后期"秋后算帐"而畏首畏尾），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销毁黑材料的计划，被纳入实现毛泽东打碎既有国家机器、官僚体系的整体目标的一部分。
整理黑材料、打压群众运动的内幕被揭发了出来。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安排各校工作组在各校师生中搞左中右分类排队、整材料。写揭发当权派大字报的师生被排在右边。每五天排一次队，向上汇报一次。大学组下设的联络、情报、宣传、研究等组专门负责搜集（公安厅经手）赴京告状学生动态（组织名称、人员、名单、家庭历史、本人政治面貌、观点）。从 1966 年 6 月到 12 月，公安厅搞了五百多份黑材料，大专院校联络总站（前身就是省文革小组大学组）搞了上千份黑材料和简报，外地学生接待站搞了一百二十多份简报（涉及到 30%以上的运动参与者）。
围绕黑材料的销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造反组织对官僚不仅有和平的谈判协商（通常在领导人与群众组织代表之间），也包括比较激烈的形式，如请愿、绝食、包围和占领政府办公场所，直至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抢夺和肉搏战。在领导人一方面，面对群众要不到就"抢"的策略，采取了各种各样"藏"的对策。藏的地点，通常是本单位的机要部门、保卫部门，甚至转移到公、检、法、军队机关等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单位。1966 年 12 月"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一千多名造反派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目标，发生冲击杭州市浙江省军区大院事件。作为当地造反派的跨行业联合行动，二十多天后继发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冲击军区， 导致了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军民对峙危机，震动全国和中央高层核心。
造反派群众夺取了黑材料之后，出于报复或追查到底的心理，又将黑名单之类公布于众，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导致后来一烧了之政策的出台）。文革后曾对这类材料进行过清理，或退还本人，或当面销毁。
（参考资料：萧喜东《文革初期的迫害与反迫害（续）：围绕"黑材料"的斗争》，载《中国与世界*文革研究专辑》2002 年增刊第一号）
名词。亦名《认罪嚎歌》、《鬼嚎歌》、《牛鬼蛇神队队歌》、《牛鬼蛇神嚎丧歌》； 由于没有在官方媒体正式发表，都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口头传播到全国的，各地名称不尽一致。最早有书面材料记载的是 1966年8月 18 日（《李伯钊文集*日记摘抄》《"改造"日记*》）。曲作者是周巍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他被迫谱写的。有多种版本。根据李伯钊的版本（题为《牛鬼蛇神号丧歌》），标明节拍 2/4 拍，演唱风格为"哭丧地"。其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 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王友琴在《1966 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里提供过一个词曲合璧的版本（歌词是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在 1966 年 8 月写的）：
这是文革中被打倒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集中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在监管人员督促、逼迫下唱的。歌声凄厉、惨恻，像是从地狱传出来的。这是他们继被揪斗的戴高帽子、坐飞机、游街等体罚之后，进一步"触及灵魂"的惩罚、折磨。让已经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人们，屈从强权，违背自己的意志，自己往自己头上泼脏水。就像猫逮耗子，并不把耗子一下子吃掉，而是先要反复戏弄、扑噬一样。人性的残忍、卑劣，尽在于斯！曹禺、新凤霞、李伯钊、陈荒煤等人都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记叙过此事。不少能歌善舞的人，由于不甘忍受屈辱， 唱不好《嚎歌》，就被罚出列单独练唱（末代皇帝溥仪亦曾在被罚之列）。因缺少娱乐，贪玩的幼儿当时也把它当成儿歌嘻唱。
1967 年初，作曲家马思聪携家逃离中国大陆。同年 4 月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列举了所受到的种种凌辱，其中就包括有强迫"牛鬼"唱《嚎歌》。从此《嚎歌》恶名就传遍了世界，成为文革骇人暴行的代表。
文革研究者何蜀提供过四川省内江市流传的《嚎歌》外省版本（1968 年 10 月）。在街头游行示众的"牛鬼"边敲著破锣，斜抱竹扎纸糊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边拖声唱著："刘少奇，垮了台， 儿子儿孙哭哀哀. "用的是四川旧时民间哭丧的调子。
（参考资料：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何蜀《文革年代的"红色歌曲"》）
专用名。特指毛泽东的转喻。出自陕北民歌手李有源作词、首唱的《东方红》里的著名比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文革初期（1966 年至 1968 年）[注]达到高潮的个人崇拜中， 从李有源的朴素比兴衍化出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一短语（一度甚至夸大到把"我们心中"僭妄地改称"世界人民心中"），成为与毛泽东等价的固定词组，是当时乃至整个文革（1976 年后仍有涟漪）的文艺作品--绘画、图案中直观的太阳形象、歌曲中的《东方红》旋律、变奏等、诗歌中的比兴、隐喻--中出现的最多的意象。
太阳是地球光热的供应者，是生命的原动力，泽被万物、君临一切的自然力量。红象征生命、光明、吉庆、革命、正义。把"红"与"太阳"组合在一起，比喻领袖，就赋予了领袖至高无上、超自然神力的品格。这一意象，把作为人间政治领袖的毛泽东神化为先验的、绝对的价值，上天的权威。由此必然地向人们发出了跪拜、祷祝的精神吁求。
而这一跪拜、祷祝姿态，既出于毛泽东的首肯（从"划分两种个人崇拜"到" 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林彪等政治领导人的诱导（"要迷信到盲目的程度"；"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制度安排（学毛著、讲用会），也出于信息匮乏状态下无从选择和愚昧的盲从、狂热。从抗战边区的自发歌唱，蜕变为强制性的制度化灌输，作为文革舆论动员的造神运动的组成部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流行歌曲把群众情绪煽动到了热血沸腾、盲从盲动的地步，积蓄了充裕得无从宣泄的心理能量，一举越过常识的理性域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至今还有一些学校、企业集团、俱乐部、演艺中心借用红太阳的名义，1990 年代以后更被商家抢注为各类商品（电视机、酒类、游戏软件、茶饮连锁专卖店、湘菜馆等）商标、大奖赛的冠名。就是充分利用这一著名喻指的知名度，利用了转型期人们心无所属、向后看的迷茫所产生的传播效应。
[附：情人的"红太阳"
文革中某青年被揪出来批斗并关进牛棚，其罪行是在给女友的情书他说"你是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艳艳的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他竟然把他的女友也称为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个倒霉鬼被揪出来批斗，也就理所当然了。（"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2005-2-14 gwb555 "跟贴"）
编者按：把政治话语当成情话来使用，难怪被揪斗。这是一方面。可以说那小子被情爱冲昏了头脑、不识时务（却颇有修辞才能，却选错了时间、地点，不晓得那是与诗意为敌的时代）。但是把情话当成政治话语，不仅是逻辑错误，而且侵犯个人私生活，又是那个时代注定要被唾弃的人性理由。是时代悲剧。这又是事情的另一方面。]
[注] 查"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的该词分布，1966-1969 年 4 年共有 1856 条记载，为 53 年总数的 75.82%；年均 18.94%,是其他年份的近 40 倍!
（参考资料：陈章翰《"江山如此多娇"诞生始末》，21 世纪新艺术网http://www.newart21cn.com/hhsb/hhsb121.htm;晓理《心中有个红太阳》， http://unet.cupl.edu.cn/special/show.php?id=14；《千丝万缕织就"红太阳情结"》，"北方网"2003-12-26）
名词。中国古代的"阶级"一词指官阶薪俸的等级。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它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意指与特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是社会冲突、对抗的主体。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阶级（政党担负起它的组织任务、是它的自觉形态）是社会变革、进步的主导力量。而在现代社会学中，它是社会分层的结果和基本单元；与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分工相关，是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的基础。与此相关的概念有社会流动、社会控制、社会变迁等。按照列宁的经典定义，这种概念把社会人群划分为阶级"这样一些社会集团，它们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取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阶级能够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据此中共二大《党纲》（1921 年）规定的"纲领"是"（一）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至阶级的消灭为止。（二）采无产阶级专政以完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在 1949 年建政、1956 年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后，中共八大本已认定，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经过匈牙利事件和 1957 年反右，1958 年毛泽东提出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它反动派"，另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思想政治上的阶级""还没有消灭"；把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1959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在观念逻辑上已经预伏了酿成日后灾难的远因。文革中的运动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此前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上新增加的资本家、走资派。敌对阶级的存在，被当作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前提，证明需要把狠抓阶级斗争置于社会生活中心、发动经常性政治运动、保持人际紧张，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必要的。而红五类（革命军人、烈士、干部、工人、贫农）则是革命的主力军、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成为中共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基本依靠对象，其精神（文化、知识）和物质的双重匮乏（短缺）可以在对阶级敌人的劣势生存状态中得到满足、补偿。虽然是虚幻的补偿，毕竟也能使他们的焦虑、紧张得到一种释放、缓解。作为文革关键词的"阶级"，不但本身具有极强的能产性，能够派生出阶级性、阶级矛盾、阶级觉悟、阶级立场、阶级本质、阶级感情、阶级友爱、阶级路线、阶级调和论等词语，而且处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理论等概念体系的核心位置[注]。阶级一旦被作为政治运动划分敌我的界线（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就成了人与非人的分野，造成了把敌对阶级、群体作为非人对待，造成了跨越人道主义底线的一系列野蛮、暴烈的人间惨剧（河北大兴县和湖南道县对黑五类的灭门事件）。文革后中共出于把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的战略考虑，放弃了曾经带来巨大灾难的阶级概念，却保留了其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阶级斗争学说，成为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怪论（1970 年代末）。针对这一理论软肋，在利益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社会冲突频仍、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之际，2000 年代新左派提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及资产阶级是否重新产生"的尖锐问题。
[注]还可以继续构词如下: 阶级关系、阶级成分、阶级出身、阶级基础、阶级阵营、阶级观念、阶级观点、阶级意识、阶级分析、阶级教育、阶级兄弟、阶级烙印、阶级社会、阶级联盟、阶级仇恨、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投降主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参考资料：李谷城《中国大陆政治术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米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1921－ ）女，河南滑县人。中共党务工作者、政治活动家。
1934 年就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影响，1937 年到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 年在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中共。1939 年到延安学习、工作。1947 年调任哈尔滨市委理论处处长。1953 年定为行政 12 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1963 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64 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第一次婚姻存续了 15 年，育有 3 个子女。1965 年的第二次婚姻存续期不到一年。
1966年5月 25 日在《五一六通知》刺激下，与曹轶欧（康生妻子）接触后，与哲学系另 6 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6 月 1 日向全国广播。赶走工作组后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8 月 18 日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接见。
11 月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1967 年组织"除隐患战斗队"，指控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为"叛徒"，在《新北大》报上连续刊登攻击朱德的文章，印发 55 万份。签名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当选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 年春夏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大规模武斗，8 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同年 11 月当选中共第 9 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被分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
1971 年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 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 年转回北大仪表厂劳动。1978年4月 19 日被捕入狱。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 17 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1984 年 6 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 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 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 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 600 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 月），网上已有部分批载。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涂光群，《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见《人生的滋味》，中国工人出版社）
名词。简称"可教子女"。文革中对家庭出身不好（多指所谓"黑五类"、"黑九类"）的青年的泛称。政策的贯彻执行。源于毛泽东 1968 年的指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按照大多数省区规定，这是指 1968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所划定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 10 种人的子女。名义上，"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是肯定他们现实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把他们自己和"反动父母"划清了界限，实则是假定他们有原罪（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留有无法改变的阶级烙印、阶级本质），需要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反倒为其打上了贱民子女的制度化标记。
在实际掌握中，任意扩大"可教子女"的范围的，如把家庭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亲属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归侨或说不清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女，也都划了进来。还有"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式的隔代株连，把祖辈甚至更上代的成分定为子女的成分。他们受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禁止听文件传达，实行变相劳动改造，剥夺参加民兵资格，同工不同酬，招工、招生、入党、提干都被排除在外。经农村基层推荐招工、招生后，发现是"可教子女" 的又被退了回去。
虽经多次政策纠偏的敦促，在各种积极分子代表会、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升迁中，都规定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可教子女"的代表，仍然无法落实。无法杜绝歧视现象。因为这是巨大人口压力、资源偏紧条件下，实行阶级路线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红五类优先仍是阶级路线的主流；给出路[可能性]是有出路 [现实性]才给，没有出路[现实性]就不给）。如果有谁要认真执行对他们的"给出路"政策，谁就要准备承担被对立面指控为右倾的政治风险。
这与其说是"给出路的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诱饵，即，给一点渺茫希望，诱使你为此做遥遥无期的、扭曲自己的努力，处于上不能上、下不愿下的被悬置状态，苦不堪言；有的"黑五类"、"黑九类"子女为了争做"可教子女"，争取一条出路，普遍的是划清界限（参见该条），严重的甚至做出了对父母、对别人伤天害理的事情（实际成为诱使他们向人格上猥琐、道德上卑劣坠落的催化剂）。仍然苦无出路。因为他们一是出路极少，如在教育口能上大学的比例仅为 2%[注]， 而且还不能是黑类中最黑的，如有点地位的右派、被镇压（枪杀）的反革命分子等等；二是怎样才算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并无一定的标准，可以任掌握评审权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而成为执掌权柄者对他们进行勒索（性的如委身，人格的如不断悔罪、做坐探，经济的如行贿）的合法口实，替前者开辟了一条索取个人好处的捷径。
他们中大多数人比同龄人更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工作，积极参加所有被允许的政治学习，反复为不是自己的过错检讨忏悔，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此赎罪、避祸、度日、争取个人出路。对知识的学习，由于他们有家庭养成的环境习惯，有寻找书籍的途径方法，一般也优于同龄人。其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出于对前途悲观，工作、生活消极，放任自流，自暴自弃，早恋成家，甚至被坏人乘机敲诈、强奸、迫害。由于无法通过正当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无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招工失败、失恋等重大人生打击后轻生的，并不鲜见。
[注]一个统计数字说，1972 年北京 11 所院校所招新生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仅占 0.13%。因为额定的政策指标经常被侵占。
（参考资料：本报评论员《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日报》1978 年2月 18 日；本报讯《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清华大学推翻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欺上压下的假报告》，《人民日报》1978 年 10 月 19 日）
名词。林彪住处的代名词。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的两条小巷，南巷称前毛家湾，北巷称后毛家湾。两条小巷中间夹着几个大院落，院中有院，院院相连，从外面看只是一堵毫不起眼的普通灰色高墙。东邻解放军总政治部，北邻解放军出版社（平安里 3 号），环境幽静。这里 1953年以前曾经是高岗的住所。经扩建，1966 年前迁走了东侧院的医院和 60 多户居民，建筑面积达到 1.13 万平方米。仅土建费即达 380 万多元人民币。
前毛家湾一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警卫中队驻地门，七号门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秘书室办公室；后毛家湾有一道不常开的大门通向林、叶住宅后院，另一道小门通向林办秘书室办公室。林彪住 4 间（1 间卧室、2 间会客室、1 间起居室），叶群住 3 间（1 间卧室、1 间会客室、1 间书房），林豆豆、林立果各住 2 间，此外还有 2 间电影放映室、1 间电视室、3 个图书馆、2 间文物室（藏有 3000 多件国宝级古玩字画）、2 间唱片室、2 间照相暗室、台球室、面积达几百平方米的室内恒温游泳池、能容 12 辆以上专用车的车库等。在毛家湾常驻的除了警卫中队，秘书、贴身警卫、内勤、医生、通信员、管理员、汽车司机、厨师、锅炉工等 20 多人，另外还有临时被借调来帮忙的摄影、写字的、裱糊的、常备咨询的学者，等等。并设有一个党支部。
虽然林彪春、夏两季还另有苏州别墅和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夏季空调恒温） 两处住所，但真正长住的还是毛家湾（北京的秋季格外宜人）。林彪喜欢常在园庭里信步散心。
由于林彪在文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位高权重，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成为党章法定继承人，他的住所成为军队系统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经常拜访、汇报请示的地方，许多事件都与他相联系。因此毛家湾就成了中央高层乃至民间在非正式场合对住宅主人林彪的代名词。被赋予浓重的政治意义。而这里 24 小时全天候戍守、戒备森严的警卫，来车、来人进出都要检验通行证、登记车号、证件号；更使之抹上了神秘色彩。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从这里搜索到的林彪、叶群的题字条幅、笔记、文件、藏书等，被集中、索隐、延伸、阐释、谋划成为批判林彪的材料根据。
1980 年代以后改为中共中央档案馆所在地。因为此地林彪以前高岗住过， 高岗倒灶，林彪住上就也不得善终；那宅子特点是其住户虽然开始非常火爆，但后来都没好结果，以后就分给谁谁也不住了。2000 年代有报道（"猫眼看人"liusongluo）说原址"现在有少量办公楼，大部分地皮盖了一幢 6 层的住宅楼（中央单位宿舍），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参考资料：文川等编《林彪 1959 年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张云生《近看"文革"中的林彪与毛家湾》）
（1941- ）出生于厦门鼓浪。中国当代钢琴家。7 岁学琴,9 岁（1950 年）举行独奏会,12 岁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9 年以"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节钢琴比赛金质奖，1962 年屈居"莫斯科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亚军（因中苏关系紧张的政治原因），1965 年殷承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到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
1968 年完成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公演，被列入"八个样板戏"名录，成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储望华、盛礼洪、许裴星、刘庄、石叔诚等 6 人合作，借用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主旋律改编创作（1969 年）并演奏（1970 年）钢琴协奏曲《黄河》。气势磅礴，感情饱满。据传周恩来听毕惊呼"冼星海复活了"。[注]探索了用钢琴演奏京剧、古曲使之融入时代大众的通俗化道路。当时曾改用名"殷诚忠"，表示归顺依附心意。 1971 年随中央芭蕾舞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国，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演出前加奏《黄河》。成为当时普通百姓心目中的中国钢琴第一人。
197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6 年 10 月后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审查。
1983 年移居美国，同年秋天在"卡内基音乐厅"首度举行个人钢琴独奏会， 随后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演出。1987 年 5 月殷承宗在伦敦韦格蒙音乐厅举行钢琴演奏会，1990 年秋天应前苏联"柴可夫斯基明星协会"邀请参加柴可夫斯基 150 年诞辰纪念演出。先后与费城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莫斯科爱乐乐团等乐团合作。被西方乐评家称许为"结构严谨，声音纯净，色彩丰富，内涵深厚"。1993 年为中央电视台 35 周年台庆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中国所承办的最高级别国际音乐大赛）于 2002 年 10 月在中国厦门举行时，他荣任总评委会主席。
为世界各地灌制近二十多张唱片，包括他参加创作的著名黄河钢琴协奏曲（中国唱片公司 1971 年同中国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唱片发行了数百万张）。并把中国传统古典乐曲和民间乐曲改编创作成钢琴曲进行演奏，如《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梅花三弄》《平湖秋月》《百鸟朝凤》等。与其妻陶宗舜育有一女。
[注]也有批评认为："总觉得意犹未尽，大段大段地重复原作的旋律，基本上是整段的照般，听上去更象组曲，缺乏一个主题的丰富变化和发展。因此作为交响乐还是没有达到一个高度。结束时出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让人一头雾水，离题太远。《黄河》应该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颂歌，所以觉得不搭界。"
（参考资料：殷承惠《殷承宗：钢琴述说岁月》，《广州日报》2002年9月14 日；《革命钢琴家殷承宗的人生四季》）
名词。指阶级斗争中处于敌对关系、敌对状态的人和政治－社会集团。对外它是指帝（美）、修（苏）、反（日蒋），对内是指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黑七类、黑九类。
后者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些人被规定为专政对象，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靶子。他们是所有基层单位、街道治保工作的重点控制对象，没有自由活动、通信、交往的权利，必须经常向管理者汇报其行动和去向。对他们可以不经批准就采取隔离、搜查等措施。他们是制度化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公敌。无需审判，他们就被剥夺了选举与被选举，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写、贴大字报，佩戴毛泽东像章等政治权利。
只要不属于人民范畴就没有公民地位，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法律权利--甚至连属于法律底线的人身、尊严、住宅、通信权利都不受保护，更谈不上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了。所有这些，随时可以以革命（阶级斗争）的名义实施剥夺。
他们是最现成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对象，最容易获取的猎物。其作用，是证明毛泽东阶级斗争论断的正确性、政治运动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性， 必须保留庞大的国家机器，以维持阶级斗争的最低限度兴奋和日常进行。他们被舆论工具妖魔化为留恋旧社会、仇恨人民、心狠手辣、阴谋复辟、危险异常的恶魔。对他们不适用人道主义的原则，不管怎样严厉残酷都没有错。无论人们对阶级敌人有无直接经验，都被调动起仇恨前者可以通过施虐于后者，取得心态平衡， 转嫁了紧张、烦怒情绪。在对危险的恐惧中，人们只能寻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庇护， 并转移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物质匮乏的注意力，工作中的所有失误挫折都可以方便地推到"阶级敌人"头上。人类怯懦、侥幸的心理缺陷因此得到了安慰、满足（" 至少现在我还是安全的"）：他们一边用攻击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者来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保障自己的安全，一边更加无条件认同现存体制，到了不惜践踏理性（比如人道底线）的地步。由于存在组织把人从人民群众划到阶级敌人中去的可能， 前者也人人自危，生怕因触怒组织而被划进后者队伍。 对后者"只许规规矩矩， 不许乱说乱动"的公开训斥，同时也是对前者的暗示警告。通过这一系列运作， 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
在日常语言运用中，它不仅是集合概念，还是一个个体概念：个人也可以被称作"阶级敌人"，成了可数名词。如，某某是"阶级敌人"，"有几个阶级敌人"。这种用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让具体的个人（生命个体）承担抽象的阶级的罪恶， 使所有攻击者因此获得了最正当的理由，弃绝了罪恶感（尤其是没有个人责任） 而无所不用其极。
当"阶级敌人"作中心词时，一系列贬义词被派作该词的固定修饰语，成为对其进行妖魔化的操作手段："一小撮"、"少数"、"极少数"、"一帮"、"一个"、" 国内外"、"本单位"、"共同的"、"各种"、"暗藏"、"深藏"、"隐藏在人民内部的"、"漏网"、"混进党内"、"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反动的"、"恶毒的"、"凶狠的"、"凶恶的"、"险恶"、"怀有刻骨仇恨的"、"死不改悔"、"狡猾的"、"罪大恶极"、"包藏祸心"。当"阶级敌人"被放在主语位置上时，描写它的谓语是："蠢蠢欲动"、"贼眉鼠眼"、"窥测方向"、"钻空子"、"捣乱"、"破坏"、"下毒"、"进攻"、"暴露"、"和平演变"、"拉拢"、"腐蚀"、"教唆"、"煽动"、"人还在，心不死"、"散布......谬论"、"转移. 方向"；当"阶级敌人"作宾语时，支配它的动词是："认清"、"警惕"、"抓"、"斗争"、"打击"、"镇压"、"清算"、"消灭"； 当"阶级敌人"作定语时，跟在它后面的中心词是："魔爪"、"阴谋"、"狗崽子（黑崽子）". 经过这样的灌输，在小孩子心目中，阶级敌人就和妖魔鬼怪一样邪恶。当他们因害怕黑暗而不敢去某处时，就会推脱说"那里有阶级敌人"。
在后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运作中，仍然保留有阶级敌人的概念前置。只是它改换了名词，凡被认定为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恶意为敌的异见者或国内外异己力量、敌对势力，都可以"阶级敌人"视之。
黑五类的子女因株连，也被划入了贱民的行列，不仅向上的社会流动之路给堵死，在利益分配上受到种种歧视，连起码的尊严和基本的生存安全都得不到任何保证。他们虽不是阶级斗争的直接对象，但也是阶级斗争的株连对象和其继续延续、发展的候补队伍。使得人们的欲求紧张，从比他们生活得更差的贱民身上获得某种释放、补偿。
2000 年代的口头语言里，还偶尔出现阶级敌人这个词。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调侃的素材，如称小偷为"阶级敌人"，老师自称怕成为学生的"阶级敌人"，称呼日常生活的麻烦制造者为"阶级敌人"，等等。以此表现说话人的机智、幽默， 甚至无奈，已经全无当日的如临大敌和狰狞。
（参考资料：顾光燧《富农亲戚》，转自"新浪城市联盟*如东站"；里巴人南人《贱民阶层》，"猫眼看人"2005年4月 20 日）
1．以肢体指代人，以人指代行为，由破坏行为来定义人的政治性质，从而给人下判断。其中又分别两种情况，其一是意指阶级敌人本人、罪大恶极分子，如"这个人民公敌的黑手"；其一是意指本来未直接划入阶级敌人范围的，因破坏行为（多数过失在当时都被指认作有意破坏）而被指认为坏分子、异己分子，如（误写反标的）某人是"破坏文革的黑手"。2．喻指从属于某条黑线（组织路线） 上的人（另一等值的词是"爪牙"），被指控为这一黑线为首（首恶）者的延伸，如"刘少奇黑手控制下的旧美术学院"。3．喻指情况未明、指代未定的幕后破坏者、主使人，如"工宣队背后有‘黑手’"（蒯大富语；毛泽东回答"黑手就是我"）；与现代汉语的基本语义"比喻暗中进行阴谋活动的人或势力"接近。
这一称谓及其使用，是在阶级斗争观念笼罩下，用你死我活（非我即敌、非此即彼）模式指导认知行为时，给世界、对象命名的一种典型状况。它的指称语义是高度政治化的，"黑"是指称反动的、恶意破坏的、道德上邪恶的、与人民为敌的、阴谋不轨的、命运不祥的，"手"是指称对象（人和他的行为）--即，敌对势力及其蓄意的敌对、破坏行动。是可以致人（集团）于死地的政治宣判式的命名方式。在这里，没有（也不容许有）任何中间状况存在，即使有中间状况也注定被划入敌对状况之中去了。这就是文革认识论的阶级斗争观念、敌情观念。所有温情主义或事务主义地认定中间状况存在的人，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染有这种倾向、思想病毒并且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害的危险分子。
在文革的派性斗争盛行时，"抓黑手"是一个出镜率颇高的词。其意指为对立派别是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了的。从法理责任上说，被利用者是胁从而非首恶，有从轻的情节（有意卖个破绽：既显示无意得理不让人的高姿态，又引诱被罪者对能够逃脱心存侥幸）；从政治性质上说，被利用者站队站到利用者的敌人一方去了，又应该被打垮摧毁，无可宽宥。抽象宽容，具体从严。从话语策略上看，用宽容给人定罪，用从严给人治罪，由论（痕）迹到诛心（思想），是一种诱人入彀的陷阱诱捕方法。"黑手"多数是指幕后的走资派，或者有右派、历史反革命等问题的年龄大的长者（被称为"长胡子的人"）。这种揣测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的反映，而是为了满足锻炼人罪的需要。
（参考资料：《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 28 日）》；《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名词。最初特指中共中央文件；后泛指各级党委、政府等上级机关下发的文件。后者多为指示或通知，因抬头印有套红大字"XX（单位）文件"等字样而得名。文革前，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指导中国政治运作的中央文件的。文革中由于原有政府行政系统在打倒走资派中被摧毁，为了强调政令的权威性，尤其是增加对指控刘少奇、林彪等人的离奇材料的合法性、可信度，只能采取将中央文件一竿子插到底、发至基层的做法。老百姓由此得以窥见政治运作黑箱的冰山一角。红头文件的传达范围本身，根据保密制度，有一定的级别规定；也要经过行政级别逐级下达，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的程序，划清、保持权力的层次级别， 以使处于权力圈外的人们对此有足够的敬畏。这种基于利用的虚幻参与感，满足了他们部分好奇心，诱发他们产生盲目的信任感。而这类文件，是不传达给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的人听的。红头文件戏剧性的现身显形，在法律废弛的混乱年代， 无意间公开了中共权力意志肆行、缺乏制衡功能的体制病。从此各级政府甚至基层单位为了强调自己行政决定的权威性，也兴起使用套红大字置于文件天头的风气。红头成了权力和权威的象征、保证，在老百姓眼中格外具有庄严感、神秘感。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也要问问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处理（运动落实政策、调资、分房等等）有没有红头文件做依据？找熟人，托关系，打听红头文件的规定， 往往成为老百姓自发争取、维护自身权利的起点。这成为后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一种常见景观。
红头文件制订、传达的政策，往往是行政机关调整各方利益的阶段性规定， 是行政机关、首长意志的正式表示，不像成文法律那样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却比成文法律更管用，因为它是出自各级官员之手。而不同阶段、不同（包括层次、区域的分别）行政部门之间利益、意志的不同，常常导致红头文件之间的互相矛盾。越是利益格局变动、调整急剧，中央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红头文件的出台越频繁。
1990 年代以来，作为计划经济财政支撑的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等公用产品， 要应付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捉襟见肘，各级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各种名目收费， 红头文件就成了到处设立关卡的金牌凭证，划地为牢进行资源割据的通行证。争项目、争资金，在双轨制下做官倒，批指标，也要从上级机关弄红头文件做起。部分红头文件已经成为制度化的恶法--企事业面临的利益倾轧、挤压下的无序经济、政治环境的一个公害。
1999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除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立法的行政法规外，公民、法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合法权益，其所依据的"规定"（包括国务院部门、各省市、县乡政府制定的红头文件）不合法，可以在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具体行政行为时，一并提出对其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的复议。虽然这样的法律实施，还不完全具备可操作性，暂时难以兑现，但却已经否定了立法程序以外的政府行政机关意志的天然合法性。清查、审理、废除一些过时和不合理的红头文件，正在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向依法行政、依法治权目标努力的自律行为。
（参考资料：王亦君等《杰出法学家建言法治大计》许章润：《法律抵不过文件是法之悲哀》，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 15日 A2"法治"）
(1941- )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的儿子。幼年随父母在新疆蹲过监狱，父亲 1943 年被盛世才秘密处死。1945 年后进延安保育院。颇得伯母江青照拂、相处甚洽。1961 年从清华大学转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 年初曾下连队在云南空军导弹部队当兵半年，后留校任教员。《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1964 年）关于培养接班人和教育改革的对话，曾在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
文革期间，组织发起"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历任解放军沈阳步兵学校负责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68 年）、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后被称为"东北地区的太上皇"）、毛泽东"联络员"（1975 年 9 月以后）。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树立张铁生为"反潮流英雄"（成为反教育回潮的典型），创造批林批孔运动的"哈尔套（公社）经验"（与小靳庄呼应），曾预闻、批准枪毙张志新。任联络员期间与四人帮来往、联系密切，政治倾向一致；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1976 年四五运动时，毛泽东听取他对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作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1976 年 10 月后他被免去党内外职务并被羁押，1983 年被判 17 年有期徒刑。
服刑几年后，剩余刑期转到江西其母朱丹华的住处"监外执行"。1990 年首次露面参加姐姐毛远志的葬礼。1993 年刑满自由行动，以"李实"的名字（1965 年夏天他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职务是"办事员"。所长对他来历的公开解释为"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 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负责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并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1997
年后同事也知道了"李实就是毛远新"。1996 年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其工资从 1993 年的 600 元逐渐长到了 2001 年的 1600 元。2001 年 2 月他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 1080 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与其妻全秀凤 1977 年育有一女李莉；因高烧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2000 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
（参考资料：于福存、王永昌《人民的审判》，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马社香《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中华文摘》2003 年 5 月号）
1966年8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高干子女（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询问宋的名字，宋回答后，毛说"要武嘛"。 [注 1]这一情节被新华社以新闻稿方式报道。宋彬彬将名字改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宋彬彬即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8月 24 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新北大"的刊名，被《人民日报》誉为"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
于是作为破四旧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国都兴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改名风，成为一种时尚：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向东、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单位、街道、商店、公社也争相改名：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瑞趺祥绸布庄改成了"立新绸布店"，四川饭店改成了"工农食堂"，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荣宝斋改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颐和园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成了"红卫兵剧场"。在上海，《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了"东方红剧场"，上海江南杂技团改成了"工农兵文工团"，豫园改成了"红园"。而天津劝业场改成了"人民商场"，广州《羊城晚报》改成了《红卫报》， 西藏历世达赖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了"人民公园"......
改名风针对的首先是有鲜明个性特点、历史传统的名字，其背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意识形态命名运动。它裹挟着赫赫声势、僭妄的现实性和肤浅的满足感， 强烈地暗寓着旧秩序的颠覆和新秩序的建立。"捣毁旧世界，建设新乾坤"的口号此起彼伏。它刺激着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虚幻想象，成为推搡着他们不知不觉走上越轨之路的强大动力。也因为它投入小、产出大，颇具形式感，类似《阿 Q 正传》里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去静修庵革"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又显眼，立竿见影、轰轰烈烈。
改名故事里不少悲喜剧：文革名人更名的有浩亮（原名钱浩梁，江青改）、殷诚忠（原名殷承宗）。还有个别人运气不好、改名"学彪"的，1971 年林彪出事后那个悔呀（赶紧办手续再改，只要不被人抓小辫子就阿弥陀佛）！但也有名字改了，人们还是习惯用旧名字相称，弄得正式名字和口头称呼脱节。由于时髦的革命字眼贫乏、选择面狭窄，重名者众，一呼数应的情况多有发生。
作为官场时尚，后来包括江青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人也纷纷附骥模仿毛泽东的举动，动辄就以替人更名[注 2]来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博取公关效果。
[注 1] 毛泽东为之改名的还有：何宝珍(1902-1934，在安源与刘少奇结婚)--何葆真；黄叙钱--黄永胜；许士（仕）友-许世友；苏吊蛋（志愿军战斗英雄）--苏兆丹；衰坑（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发坑；福音医院（福建长汀）-- 中央红色医院；渡口市--攀枝花市；《芦荡火种》--《沙家浜》。
[注 2]江青为之改名的有：钱浩梁（《红灯记》男主角扮演者）--浩亮；殷承宗（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演奏者）--殷诚忠；吴琼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吴清华；周福兰--周克周；王淑贤--王树先；于瑞芳--于芳；王孝岐--王灭孔（以上四位均天津郊区小靳庄社员，批孔讲用者）。
（参考资料：秋文《何必改名》，《香港商报》2004 年 12 月 05 日；蒙泰尼里神父"跟贴"，"猫眼看人" 2005年3月 27 日）
文革用语。先是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后来也泛化到指称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作为家庭成分（政治身份之一）的特定指称，带有彼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复杂的、不易为后世所理解的感性意义。
"红"指这五类家庭成员在现实社会的阶级分层结构上，与执政党、现政权（" 红色江山"）的性质是一致的，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自来红"），是其阶级基础、主体和依靠对象。[注]因而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他们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因为"根正苗红"）；在运动对象的选择、甄别上，享有豁免权。
他们在文革以前就已经实行的阶级路线中便早获得了多数优待，在文革中阶级路线被强调到绝对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多倚重；与此相对，"黑五类"、"黑七类" 及其子女则被公开打入另册，列入专政对象。
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情势造就了红五类的优越感。在同龄人中，红五类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处于更优胜的社会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众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际交往里，都拥有更多话语权、更多的交友机会，他们是交友选择的决定者，交友规则（范围、活动类型和内容、趣味、禁忌、处罚）的制订者和游戏的主导者、裁判者，而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只能是被动适应者和响应者。性情温和的红五类子女对后者都握有合法伤害权， 不用说其中性情暴戾、极端者对后者更是动辄打骂、虐待。
这种情况在文革的高潮期、约 1966 年夏天达到顶点（代表是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甚至私设刑讯、羁押场所）。后来毛泽东为了摧毁第一线党政官僚系统的需要，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情势渐趋缓解、回落。但它的影响真正消除，是 1970 年代后期以至于 1980 年代以后的事情。其后这一称呼不仅逐渐消失，而且由于其他阶级、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的巨变，竟至具有了某种"旧时王谢堂前燕"讽刺的含义。
[注]他们宣称："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接无产阶级的大红旗，老子拿下了这个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一代一代往下传。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血统（见北大附中"红旗"战斗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参考资料：北大附中"红旗"战斗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载"猫眼看人"2005 年 3 月 27 日，蒙泰尼里神父"跟贴"；叶永烈《陈伯达传*三十一 批判血统论》）
名词。它是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在中共阶级路线的政治版图（敌我友的分类排列、统战谋略）上，他们被排斥在人民概念之外，属于阶级敌人（敌我矛盾）的范围。他们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每有政治运动最先被列入整肃名单的就是他们。
划归黑五类就意味着当事者被取消了基本人权，只能被动接受所有类型的处置而没有申诉的权利。甚至连称呼形式有时都简化到了只以"分子"（黑五类分子、五类分子的简称）称之的地步（有时是侮辱性的轻蔑，有时是善意的为了免于刺激的规避）。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可以是一般性的管制，定期汇报自己的思想、行为有无越轨的记录，接受有理无理的批评、批判，离开驻地需要请示审批（由单位和居住地段的基层组织负责监督实施），迁徙户籍下放农村或边远、艰苦的流放居留地（北大荒），也可以是刑事性的拘押、劳教，完全地丧失行动自由。甚至无须任何形式的宣判，只要当事者单位一纸请求，公安部门就可以直接做出强制性处置。
他们不但不能有正面顶撞、托故间接不服从的行动，连一丝表示委屈的怨言、情绪也不能有。那叫不服从改造，心怀不满、态度不好。会招致更严厉的惩处。人们被教育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时，就只能把他们的每个具体的人也当成阶级整体来对待，必须以仇恨视之（甚至越狠越革命、越纯洁），失去了正常（人性）相处的可能性。
黑五类概念的可怕在于其自动延伸性。一旦它与子女挂钩，就使他们也被打入了万劫不复深渊。入队（少先队）、入团（共青团）、入党（共产党），升学（高中、大学）、入伍、招工，考核晋级、调资、分房甚至就医（文革中医院紧张时），都要贯彻阶级路线。黑五类子女要么被排除享受权利的序列，要么被排在所有人的末尾（结果都一样）。在阶级路线的观念系统里，即使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下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剥削阶级的日子，其思想倾向、感情方式、世界观上仍然会受家庭的强大影响，被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像未出生就被赋予了原罪，血液里就流有黑血一样。连他们自己也为自己的出身感到成了有负于大多数人的罪人。屈辱与不幸注定与无辜蒙冤的他们终生相伴。这种与早年经历血肉相连的记忆创伤，到文革后许多年仍然无法平复。
在不同时间条件下，还另有"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黑九类"（分别参见各条）的称谓。但最常见的，是"黑五类"、"黑九类"二种。"黑九类"是1966 年红卫兵兴起时，为了便于组织发展净化队伍的需要，在"黑五类"的基础上，又加上资本家、右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四类而成。其规律是，阶级斗争形势越紧张、尖锐，列入被打击的敌人、异类名单越长（最多达到 21 类， 参见"公安六条"）。对敌人、异类名单的细化、网罗无余，与革命纯洁性的提高、革命事业的进步和胜利，被建立了一种虚拟的正相关关系。这种依靠家族株连来建立秩序的方法，把阶级仇恨、歧视、压迫给予制度化、合法化，文革后因其不利于经济建设的社会和解和社会安定而被废止。
1979 年轰动一时的话剧《报春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出品、崔德志编剧） 中主人公白洁，就是为了给"黑五类狗崽子"翻案而塑造的"时代新人"。其父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她虽受歧视、污辱和打击，但内心芳香， 一贯热爱党，"为人民无声地工作"，"四年干了五年活"、"创造全国奇迹"，是值得歌颂的先进人物。当时的评论说，"白洁形象的塑造，加深了人们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仇恨，增强了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文革后有研究者鉴于这一分类名单变动不居的特性，为适应它的不确定性， 用了一个生造词"黑类"来涵盖"黑五类"、"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黑九类"的不同称谓，以避免名实间的时空错位。其间，既有名实相称相应的理性考量，也包含了对这种荒唐身份定位方法的轻微揶揄。
文革后有人为某些有色食品注册"黑五类"商标（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黑芝麻糊），是包含取巧（借用其知名度）因素的一种黑色幽默。亦被批评为"往伤者（人权歧视的受难者）的刀口上撒盐"。
（参考资料：贵州省军区政治部《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人民日报》1967年4月 12 日；黎之彦《塑造站在时代前列的新人形象--评话剧》,《人民日报》1979 年 11月5 日）
名词。用性质坚硬、坚强的"铁"修饰姑娘，是 1960 年代、1970 年代对中国女性去性别化（或称男性化、中性化）行为方式的称誉性评价。对中国传统之于妇女德容工言须"温柔""贤淑"的弱女子性别规范，是一种颠覆。其语义与中国古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形象相似，指称女性中可堪与男性媲美的豪杰。但却是从毛泽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意想象中汲取意涵，创造出的专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的女性象征性符号。潜伏的意识形态 功能为怂恿女性自动献祭、化作工具的诱饵、招贴。妇女作为工业化的人力资源被动员起来加入劳动大军，1970 年代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女工比重达到 28.3% （低于实际的妇女参与劳动率），1980 年代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 8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15%），是 1949 年以来重要的社会进步之一。女性作为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被鼓励进入重工业、重体力劳动行业--女飞行员、"三八女子测量队"（"三八女子 XX 队"成为了固定格式的命名方式）、"三八钻井队"、"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女炼钢炉长、女建筑工、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三八女子掘进班、雷锋女子民兵班、女拖拉机手、女子海洋采殖班. 被媒体广为报道，刺激着、塑造着人们的想象。但据研究者调查，女子专业队也多集中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系统和电业局等大型国有企业和基地，不像人们想象（被媒体渲染所诱导、营造）的那么普遍。实际是计划经济下统一调配劳动力造成某些局部、暂时的性比例失调，以妇女从业方式来缓解。而通过组织女子专业队的方式激励妇女做超出她们体能的重、累、脏、险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编更行之有效。
她们中的风流人物是第一代知青邢燕子、侯隽、大寨铁姑娘郭凤莲、江水英（《龙江颂》里的女主人公）。梳双辫、留短发，宽肩粗腰，大嗓门，身着蓝色工装（裙子有"小资"嫌疑），皮肤黝黑，结实而强壮，神态活泼开朗；从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忌讳个人情感，"同志"、"战友"取代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副肩膀两只手，一根扁担两条腿"，在生产劳动中"誓叫大地换新颜"--江青所摄" 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民兵"照片就是典型的铁姑娘形象。任何肯定女性身体性征美（秀发、玉肤、红唇、高乳、长腿）的展示都被斥之为"臭美"，把这些令人砰然心动的人体美许给了狐媚的女特务、资产阶级小姐。应该看到， 1949 年以后这一中国社会性别平等的多层次的、分步的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妇女解放，毕竟拓展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能力评价，部分触及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争取女性的权利。是女权权利在中国发展、成长的实际道路。但它同时也是用牺牲了女性福利换来的。罔顾固有女性生理特点，忽视对妇女生理特点的劳动保护，造成了许多妇女病的发生、遗留。铁姑娘形象既凝结了中国妇女的辉煌、骄傲，也凝结了中国妇女的伤痛。只是比较起骄傲来，她们愿意淡化伤痛。但是要向更加人性化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前进，仍需要抹去伤痛的骄傲。
1980 年代大陆学界对这样的政策取向进行了批判性审理。[注]1990 年代国家劳动人事部明确禁止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伐木及流放作业、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连续负重（每小时负重次数在 6 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 20 公斤等作业。此时女职工已全线退出重体力、井下和野外作业；初步达到国际公认的妇女劳动保护底线。
[注]姜昆曾有相声"赞"曰："俺队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握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参考资料：金一虹《文革时期中国妇女的劳动》；艾舒《女人想要多高的地位？--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李银河博士》；潘锦棠《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女性就业与社会保障》；非非《百年美丽*1960-1969：美丽标准》，载《新周刊》2001年3月7 日）
名词。隋末李渊的女儿率领的军队号称娘子军，其后用来泛称由女子组成的队伍。
以原琼崖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故事为背景，由梁信编剧、谢晋导演，祝希娟、王心刚、陈强主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1960 年， 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获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及同名芭蕾舞剧（1966 年），讲述了一个卖身女奴吴琼花从只知个人报仇雪恨，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女指导员）的故事。1980 年代在琼海市南门街街心为红色娘子军连树立了群雕花岗石塑像，作为红色旅游景点。碑名由已故胡耀帮总书记题写。
随着电影、芭蕾舞剧和插曲（《红色娘子军连连歌》："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的流行，这个故事融入当时的时代精神，成为了旧社会妇女挣脱被压迫命运、献身求解放事业（赎身－回报 / 性别解放＝阶级、社会解放）的象征寓言。
1960 年代、1970 年代，该词成为一个普遍名词，用于指称改变了传统"男外女内"社会角色，从家庭人转变为社会人，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职业妇女队伍。与 1949 年以来中国妇女普遍就业、参加生产劳动、进入社会生活（得到西方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们的诸多赞许）的实际相联系，与其前其后中国姑娘在体育锦标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相联系，由于联想、移情的催化作用，它成了充满激情、褒扬色彩的名词。在毛泽东为江青摄影作品题诗的《为女民兵题照》里，"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句，更加激发了妇女们对自身性别的自豪感（夸饰而盲目），对自身形象的意气风发的想象。与中共意识形态与战争的亲和性、推许崇高，习惯于用军事形式进行社会动员相关。
在这一公共形象里，女性的性别角色、性别特征被忽略了，性别解放的内容被搁置、遗忘了，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解放、社会服务，成为了无性、中性的身体。一如她们被藏匿、舍弃的首饰、裙子、高跟鞋，而代之以模式化的蓝色工装、绿色军装。更勿论对女性基于生理特性的必要社会保护。日本人认为中国妇女解放过头了，其批评重点是针对家庭权力结构变化伤害了女性性感特征和夫妻角色的生态平衡；在家庭地位式微的中国男人也都同感。
可与"铁姑娘"互相参见。但它的起源早于铁姑娘，词义弹性大于铁姑娘，女强人的色彩却弱于铁姑娘，所以文革后在日常语言中的存留也比铁姑娘为多。
（参考资料：陈一鸣 黄婷婷《改编 40 年》;《红色娘子军雕像与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1940- ）江青独生女儿，生于延安；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据说"鼻子和眼睛酷似她的母亲"，清秀；但"脸型、额头和嘴却极像她的父亲，她的肤色微黄， 像她的父亲"，身材较胖"也像她的父亲"。
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肖力"姓名，供职于《解放军报》。1967 年1月 13 日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胡痴（其时任新华社代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宋琼以及杨子才等领导，左右了报社的运动方向。１月 17 日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肯定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 "。先后担任军报版面组（一说"中央文革记者站"《快报》）组长、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1973 年参加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4-1975 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
1976 年后曾一度赋闲；两周探望一次母亲，1984 年母亲保外就医时一度与其同住。1986 年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1990 年代退休。住北京万寿路四室一厅单元房。有一专用书房，喜读史书。书法学其父、其母。除了参加家族祭奠活动以外，深居简出。江青对李讷处境的尴尬说得很透彻：你是双重身份--既是毛泽东的女儿，又是四人帮江青的女儿。2003 年任全国政协委员。2001 年曾有报道说她患有严重的肾衰竭和多种疾病，因透析费用昂贵而不克治疗。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遵其父嘱"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第一次婚姻（1970 年）嫁给一位徐姓丈夫（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所属内部招待所服务员），毛泽东以一套马列选集相贺。育有一子徐小宁，离异而终；后与王景清（1929 年生，陕北神木县人，延安警卫团战士，曾任昆明军区怒江军分区参谋长）结婚（1984 年）。其子改名王效芝，由打工而经商。
（参考资料：邢志远《那年奉命寻李讷》；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张聂尔《拥抱生命》，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园丁《" 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南方周末》1999年2月 12 日）
（1940-1982）湖南人，女。青年时做过教师，加入共产党，1965 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结识了日后升任《红旗》杂志副总编的林杰。
1966 年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 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11 月在戚本禹、林杰（亦说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率队 200 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 1961 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在曲阜的二十九天，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 "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 6618 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 1962 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1967 年在江青授意下，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口号。同年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一定作用。
1968 年 10 月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锻炼，1970 年被调回北师大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即失去自由。1978 年 4 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因积极交代且患有宫颈癌，1982 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保外就医回到老家湘潭；终于不治。其终身未婚。作为被历史俘获的人质，她只是侥幸做稳了奴才，比被践踏者更有机会造反并释放出内心的恶。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表概数的数词短语。起源于文革前的 1960 年代，但文革中使用得更频繁， 在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更大、更深，达到了前所未有地步。
它总是与"世界上（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有.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人民"的固定词组联系在一起，构成修饰关系。其中三分之一是指已经获得解放、生活幸福的中国人民自己，三分之二是指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人民。西方国家（英美德法日）和变修了的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人民无不生活在苦难之中。因此它是对在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状态的数理描写（统计略数）。话语间不经意流露出中国人民（三分之一）心怀天下，为阶级同胞忧心如焚的悲悯襟怀、救世情结，和无比的幸福感和优越感、自豪感。已经解放的我们，热血沸腾地憧憬着、渴望着去解放、解救他们。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式的‘瞎浪漫’"（王小波语）。其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的前理解，暗合了中国古代一直以为中华天朝是世界中心（中央之国：秦汉统一以前即已代表同血缘同文化的诸华夏民族居住的地域，泛指黄河、淮海流域的大部分）的天下观。它是官方舆论的独家、反复宣传在人们（主要是青少年）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
虽然西方国家得到法律保障的最低工资也比中国的最高工资高，这样歪曲事实的描述只能是鸵鸟似的虚妄无知和自欺。形成了国人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一道心理屏障。但确有自我暗示、心理治疗的效用，即，也是对中国实际"一个月只有二十几斤粮食，不到半斤油票，一年到头就那么两身衣服"的匮乏窘困的日常生活的自我解嘲、心理补偿--"还有人连咱都不如呐"，让人在备受挫折的物质生活以外生出阿 Q 式的自我宽慰和精神胜利来。从而缓解因物资短缺产生的合法性危机。所以催眠作用以剥夺思维能力可能是它的实用功能。
同时它也像是一种暗示出来的恫吓、诅咒：如果不跟共产党走，斗争地富反坏右，搞社会主义，被复辟了资本主义，你们就会像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受苦大众一样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堕入阿鼻地狱，苦难深重。是文革催眠术的组成部分。
与"一小撮"等词语相似，它是文革算术学的典型表现（也包含了日后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等国际地理政治学的部分基因）。具有政治、道德、心理多样化功能：一方面，在我/他（世界：水深火热、地狱）之间对比出"我"（中国：幸福、天堂）的优越，带有福音宣示、政治批判色彩；另一方面，"我/他"（自己人）相融又形成一个占绝大多数的"我们"，对比出敌人（帝修反）的势单力薄， 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而多数总是和"正义"、"真理"联系在一起的，极少数则是与"邪恶""谬误""谎言"联系在一起，带有道德评判倾向。与这样的天下观相适应， 毛的高昂、慷慨外援到了偏执、不可理喻的地步（自己还饿肚子呐），到小平时代才被猫论（实用主义）取代。
（参考资料：田奇庄《"爱国贼"、"爱国秀"、"爱国牛"》，"围城杂文"2004 年5月 21 日；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主谓词组。中共意识形态特有的立论、论证方法和文体。这种方法要求，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范畴的不同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 搜寻切合当下实际的论述，把它们编辑排列在一起，加以注释、引申，使之适应（包容、吸取、同化）彼时的现实。以此作为认识现实、判断现实的根据，甚至代替对现实的认识、判断。它的工作成果表现为篇幅从 1、2 万字到 10 多、20 万字不等的资料汇编。可以发表在报刊上，或形成一本书、一分内部文件。
XXXX 指代的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共产主义社会"、"空想共产主义"、"继续革命"、"巴黎公社"、"德国古典哲学"、"沙皇俄国"、" 近代中国"、"历史科学"、"历史人物评价"、"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的关系"、"农民土地问题"、"人民公社"、"宣传工作"、"报刊"、"广播"、"文艺"、"翻译出版"、"思想方法论"、"学习问题"、"军事"、"科学技术"、"人口"、"环境"、"城市"、"人权"、"法律"、"民法"、"税收"、"用人"、"青年运动"、"妇女解放"、"恋爱、婚姻、家庭"、"人性和人道主义"等各种论题。论述主体中常常增加有毛泽东，成为"马恩列斯毛论 XXXX"。编排方法有按年代次序和逻辑关系组织结构排列两种：后者先按章节梳理，同一章节按重要程度为序；小标题多由马恩列斯毛语录中挑出精要话语拟定。
从现实问题出发，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马恩列斯）著作里，寻求相同、相关、相似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可以是直接的，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系统的，也可以是零碎片断的。但它们一旦被编撰者从原著文本、体系、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纳入到现实框架内，就被赋予了新的逻辑轨范推衍派生出来的意义。这种思维、认识、论证方式和政治游戏规则、组织形式，源自苏俄共产党的社会实践。当它移植到中共手里，就与中国历史上原道、宗经、征圣的传统一拍即合。中国实用理性的认识传统，凡事都要从老祖宗的本本那里寻求支持，才能获得正宗正统的合理性（孝、礼等道统与政统合一）。教义起源越久远就越纯正精微。即使老祖宗没有看到、无法预见的事物道理，也要从老祖宗的书里引申、附会出来，也要改篡原义以与时俱进。[注]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因此苏共的方法论在中土不但更加发扬光大，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当代中国的经史子集。
除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外，还有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宣传科研部门，和受委托的单位和专家，从事这项工作。一些顶级政治领袖也网罗了专业人士，为其编写马恩列斯论述各种问题的专题资料应付复杂多样的政治需要。其制度化的设置，从 1960 年代中苏论战开始，直到现在。
无论常规的宣传工作，还是党内的派别斗争、解放思想的舆论准备，都多以这种资料的编撰作前导。使这种特殊的立论、论证方法和文体既是冠冕堂皇做文章、讲道理的意识形态运作，又不止于此，而常常越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冷血激烈政治斗争（甚至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表现形式。坐而论道的静谧书香里，偶有刀光剑影的寒光一闪。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就编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作为其设国家主席的理论根据，遭到毛泽东斥责。1975 年2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 33条（由毛泽东点题，列宁语录 23 条）。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运动的张本。
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典作家论述作为认识、立论根据，使这种话语方式在政治斗争中，为胜利者赢得了政统和道统双重优势。他们对失败者的清算，就带上了仁慈宽容即意味着背叛的残忍性。文革反修防修的政治氛围，对道统、政统纯洁性的要求超乎以往任何时期，这种话语方式的杀伤力和残忍性，强烈到了知性人类难以理解的烈度。有学者从维护马恩列斯毛科学性角度指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经典作家也是一种庸俗化的做法。它作为一种方便的检索工具和论据手册，供意识形态职业写作者连篇累牍地使用，成为套话、官话、老话等党八股的渊薮。而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面前，这种认识、论证方式就显出了它的笨拙、迟滞，没有调查研究直接实践品格具有的适应能力和弹性，落后于时代变迁。21 世纪论述主体的名单又增加到了"马恩列斯毛邓江"，以此编辑了《论唯物论和无神论》、《论法治》、《论民主》、《论党性党风党纪》、《论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注]原道是认定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需从老祖宗的经典和圣人的教训中去探询、追踪那绝对的道。经典和圣人之言是通向道的途径。其实是道、经、圣的互相抬举，互相授勋--从中捞取让老百姓绝对臣服的好处。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的无意识催眠。
（参考资料：吴道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出版五十年》，载《2001 年出版年鉴》）
名词。又称"牛鬼蛇神头"。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的做法：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这样的发型，就叫"阴阳头"。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从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留下耻辱的印记。比肉刑加倍惨厉、残忍。
中国古代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构成，日是阳、月是阴， 暑是阳、寒是阴，白是阳、黑是阴；寓示阴阳的太极图就是一个黑白分割的对抱鱼形。剃掉、留下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就像阴阳两极，所以俗称"阴阳头"。《周书*异域传》，说波斯国的刑法"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曹操割发代首。它到底是源于古代西域的波斯还是中土自产， 已汗漫不可稽考。人们知道的是，古希腊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为了苦练成绝世口才，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为锐意著作，都曾把自己剪成阴阳头以闭门不出。
被剃阴阳头的人，当时（1966 年）有学术权威、老师、走资派、历次运动屡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甚至还株连了他们的配偶（一些是无业的街道家庭妇女）和子女（多半是学生）；有男人也有女人。但主要针对平素习惯于精心伺弄发髻的女性（乌发如云已经融进了她们的天生丽质、爱美天性而成为她们的内在自我）--剃成这样的发型，男女性别的外部特征都看不出来了，特别地难看。加害者就是要让被害者以这样的姿态示众，达到施虐、施暴的目的，摧毁被害者的意志和骄矜。成为批斗的重要内容、目的。剃头的人多是临时拿起剪子来的， 根本不会剪发，胡剪一气，奇形怪状、深浅不一，更加凌乱丑陋得刺眼。多数人只有忍着，避免刺激加害者寻衅进一步升级；少数人或者把另一半头发也剃掉， 或者用帽子、头巾把脑袋遮起来，以此或勇敢、或曲折地维护自己残损的尊严。虽然有旁观者以为剃阴阳头比起毒打来"不重"，但还是有个别人因此自杀或试图自杀。亲历者体验的羞辱感、精神创伤带来的记忆屏蔽，甚至时间过去近 40 年， 仍然强大到足以使她们在有人调查时矢口否认曾经历过那样的屈辱遭遇。
直到 2000 年代的中国司法理念才终于原则确定，剃人阴阳头，无论出于何种正当理由、由何人施行（即使是执法者）、施于何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服刑者），都将构成污辱罪。因为载入宪法（2004年3月 14 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的人权保护认定：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即使是罪犯，也是罪行可以惩罚，尊严不能践踏。完全实现这样的理念、权利，或许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但至少已经可以据此提起抗诉、指控。据说这一发型 2000 年代前后又成为后现代小子的时髦。闻之令人悲喜交集，百味莫辨。
（参考资料：王友琴《文革受难者》，2004；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文集•许三观买血记》，南海出版公司 1998 年版；徐公持《社科院文学所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叙述余冠英事，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isopos 《剃阴阳头》，转自"欧亚学研究"）
名词。在忆苦思甜活动中，模仿旧社会穷人饭食烹制的食物。进行阶级教育的形式之一：这是为了让学生、青年（工人、战士、机关职员等）不忘本，记住父辈在 1949 年以前遭受的苦难，对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感到满足、怀有感恩思想（叫"不忘阶级苦，不受二茬罪"）而进行的活动。是学校、部队、单位有意识组织的一种教育性的社会活动。在这样的制度安排面前，所有请假都是不被允许的。
时间一般选择在春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或学农的农忙劳动时。个别比较积极、激进的单位选择的时间密度可能达到一个或半个月一次（张宁回忆）。有的是由学校或单位烹制，有的是把队伍拉到农村请农民烹制。这种饭食的选料因地制宜，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是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有的是用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或野菜煮米糠、豆腐渣，有的是麸子和白菜帮加些盐做的糊糊。有的组织者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有意不放盐，或用农村喂猪都不吃的树叶、草根、碎稻壳煮。据说越难吃忆苦思甜的效果越好，有的烹制者就怎么难吃怎么做。烹制好以后，窝窝头、粥状或稀薄的糊糊看上去黑不溜秋的。
吃饭以前，往往还要先听忆苦报告。有的是播放像成占武、冷月英、顾阿桃、收租院等内容的录音，有的是请苦大仇深的人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听得人们难过流泪。还要唱忆苦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吃的时候，班团干部、积极分子要带头示范。无论多苦涩难吃，哪怕就象嚼木头渣子吃猪食一样，人们都得忍着，强撑着往下咽。不能有丝毫的畏难、抱怨、退缩，甚至不能有生理性的反弹、抵触，因为这是考验每个人思想觉悟和阶级感情的关键时刻。带有宗教性的神圣感和强制性。如果抗不住，你平时的表现（学习成绩好、肯吃苦、工作突出）就都白费了。越是吃得顺当，或强忍难受吃完饭， 越是能够赢得赞赏。如果还添饭就更好了。但对好吃与否的评价不能明白说出来， 因为怎么说都是错：说不好吃（或偷偷扔掉）是没有阶级感情，说好吃是美化旧社会，都要挨批。
至于是否出现不消化或拉肚子，就是自己去克服解决、吃药的问题了。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也可视为忆苦思甜成效的一部分。更加能让参加者通过生理痛苦体会到过去劳苦大众的生活真实和新旧社会两重天。只是，偶尔也会出现喜剧性场面：忆苦饭做得不地道，由于制作者心软而在材料选择上没往难吃的方向使劲，让参加者感觉旧社会的日子也不难过嘛。如果没有人提意见，就马马乎乎过去了。如果被人指出，就要引起严重关注，列入总结经验教训的范围，成为下一次整改的内容。
2000 年代的口语里也保留了把难吃的饭称作"忆苦饭"的用法。有报道说美国一些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盛行"忆苦饭"。办法是安排为期 3 天的"要饭"课，面包制作粗糙，分量不足，菜也只有水煮的土豆块加 2 片肥猪肉（美国人普遍不吃肥肉）。老师教育学生说，100 年前美国无家可归者要比今天高出 1 倍，即使今天在美国仍有至少 100 万无家可归，而全世界至少还有 2 亿人靠要饭为生--他们平时吃的饭菜，比你们这顿午餐更差。长达 3 天的"要饭"让孩子们感到不好过：有的反映说乏力、头晕，有的感觉注意力难以集中，有的说"十分想念"家里"丰盛可口"的饭菜。他们举办这样活动的宗旨，主要是为帮助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并或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国际知识。
（参考资料：王小波《忆苦饭》；钱武立《难忘"六一"忆苦饭》，载《南京晨报》2004年6月2 日；杰夫《吃忆苦饭的往事》，载"华夏知青"网；《美国孩子流行吃"忆苦饭"》，载"美食频道" ）
名词。一种出版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64 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言论汇编本。最初在军内印发、使用。"语录"文体原是禅宗祖师用俗语白话解说深奥的佛理，侍者及门徒笔录成文；后代宋儒讲学，亦以白话叙述，门人弟子记录师说传世，也沿袭语录名称。
该书是为了适应文化程度不高，无法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普通官兵和一般读者，方便他们在突出政治运动中，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而编辑的。《解放军报》1961年5 月起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1964 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编纂，并请康生审订。
该书把精心筛选的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按内容分为系统完备、逻辑缜密的 33 类（1964 年版 30 类、366 条，1965 年版扩展到 33 类、426 条）以利于检索：（1）共产党；（2）阶级与阶级斗争；（3）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4）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5）战争与和平；（6）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7）敢于斗争、敢于胜利；（8）人民战争；（9）人民的军队；（10）党委会的领导；（11）群众路线；（12）政治工作；（13）官兵关系；（14）军民关系；（15）三大民主；（16）教育与训练；（17）为人民服务；（18）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19）革命英雄主义；（20）勤俭建国；（2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22）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23）调查研究；（24）纠正错误思想；（25）团结；（26）纪律；（27）批评与自我批评；（28）共产党员；（29）干部；（30）青年（31）妇女；（32）文化艺术；（33）学习。每条语录后均注明详细出处。共 8.8 万字。
1964 年版有 52 开本纸面平装、64 开本精装加红色塑套两种装帧，1965 年版起全部为 64 开红色塑套装，以后又出版了 100 开、128 开本（最大的开本达16 开，最小的仅 156 开）。书前有林彪手书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6 年 12 月 16 日该书重印时《再版前言》的署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改为林彪（人民出版社和《红旗》杂志另外筹备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从此作罢），置于 1967 年 1 月版卷首。该《前言》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倡"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1966 年起该书向社会在全国公开发行；据统计，仅 19 66 年-1970 年间该书就印制、发行了 10.53 亿册。按人均计算， 远远超过了人手一册。该书除了有中文版、少数民族语文蒙藏回朝维、哈萨克文版、盲文版，还翻译出版有英、法、俄、德、日等 37 种世界各主要文字版本和英汉对照版。并出版、印制了 20.72 亿张单张毛泽东语录，作为公共场所、居室张贴、装饰之用（见《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上〉P77）。据称，其发行量应为出版史之冠，超过了基督教的《圣经》。
1966年6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文件，认为中学、小学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应停止使用，以毛主席著作为中学政治、语文合开的基本教材，初小各年级学生应学习毛主席语录(《关于 1966─1967 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由于有了《语录》，检索、引用都很方便，写文章、讲演、天天读时，针对当下情况选用相宜（对题）的语录代替论证分析，成为持久不衰的时尚。能否背诵更多的语录，能否灵活、准确地引用毛泽东语录，往往被当作衡量一个人政治进步程度、政治学习好坏的重要标准。
在口语中，经常径直简称"语录"；因为使用频率高，也因为只有毛泽东才有无所不在、无往不胜的权威，简称"语录"不会发生歧义，引起交往中的误解。亦称"语录本"、"红宝书"（详该条）、"小红书"。
1979年2月 12 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 "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 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 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语录》在书店中消失。
到 1990 年代它已成为市场上出售的"收藏品"。1999 年 11 月 26 日出版的《邮政周报》上刊有《毛主席语录》"市场价目志"，其中 1964年5 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 52 开第一版的参考价是 350 元，64 开第一版 140 元；1967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64 开俄文版 130 元；1968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64 开维吾尔文版 80 元；价格最贵的是"反修医院四红联合兵团夺权委员会"1967 年 9 月油印的
（参考资料：《红宝书出版不为人知的秘密》，转自"怀旧音乐论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1949-1969）出生于上海。上山下乡大潮中涌现的第一个知青英雄。
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 1968 年高中毕业生，早期红卫兵、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大串联时曾参观、瞻仰了毛泽东故乡韶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的集体接见、检阅。
1969 年 3 月，参加上海市革委下乡上山办公室组成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到黑龙江了解情况，回沪发起"知识青年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通过报告会、批判会、座谈会、家庭访问，反复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16 岁的妹妹金士英也跟随其兄下乡。同年 5 月底插队落户到黑龙江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仅 77 天。辛勤劳动，要求入党，坚持学习，书写日记。日记中写道："每做一件事，就想想是否符合人民需要；每说一句话，就想想是否符合毛主席思想；每走一步路，就想想是否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8 月 15 日为抢救被洪水冲走堆在河沿的电线杆（报道称为"国家物资"），不幸溺水牺牲。
其时年仅 20 岁。被追认为中共党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并作出"关于学习金训华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分别发表长篇报道，并刊登了他的日记和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号召全国青年向金训华学习。后来一句著名口号"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就此流传开来。
水粉画《毛主席的红卫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同志学习》（作者徐纯中、陈逸飞）将英雄置放在滔天的洪水之中，焦点对准他在水中扬臂呼喊的一刹那，充分发挥了用背景烘托人物的技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作为"样板画" 之一，刊登在《红旗》1969 年第 12 期附页。被选作中国邮政"文 19" 邮票《革命青年的榜样》。其事迹被徐纯中绘制成连环画《金训华》（43 幅，60 开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9 年出版，首印 50 万册），作者署名依当时惯例为"上海市文化系统出版革命组"。
受到他事迹的影响，1970 年-1975 年间，北京、上海、四川、河南知青纷纷要求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插队落户。当时逊克县仅上海去的知青就达 5400 多人。其中 193 名知识青年担任了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和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168 名知识青年担任了生产队正副队长。
金训华旧墓地在离县城约 100 公里的双河，为了方便人们祭扫，县里和金训华父母商定，1995 年 8 月 15 日将部分遗骨迁入逊克县城西南不远处的烈士陵园。被金训华从洪水中救出的同队知青陈健，30 年不间断地坚持每年到金训华墓地祭扫至少四次。
（参考资料：《活着就要拼命干 一生献给毛主席--记为抢救国家物资英勇献身的金训华同志的光辉事迹》，1969 年 10 月 27 日《黑龙江日报》；《金训华同志日记摘抄（1969 年 7 月-8 月）》，《红旗》1969 年第 12 期；费凡平《为金训华守墓三十年》，"上海知青网" http://shzq.net/hljpd/smssn.html）
(1914—1998) 江苏省太仓县人。祖辈是渔民，没读过书没文化。嫁给一位贫苦农民，生育有四儿一女，全家拥挤在一间半草屋内苦度生涯。
1965 年林彪夫人叶群到太仓县沙溪镇洪泾大队（1980 年代后改称“村”）参加“四清”工作队蹲点，发现她语言俚俗、生动、合韵，诸如“旧社会把我们当棵草，新社会把我们当成宝”，“我是药材店的揩台布，甜酸苦辣都尝过”，“现在我们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等等。常有即兴发挥，天然妙得。她记忆力强， 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到处有人她请到各地传授学习经验。因为不识字，请人画示意图利用“看图说话” 被树立成为讲用心得体会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一个新型农民”。
1966 年被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她曾双手送给毛主席一份她的看图讲用稿。1969 年，当上了中共“九大”代表、不脱产的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地区县的领导成员。每次运动都有记者采访她，报上都有她配合政治时事、紧跟中央的表态性发言，作为社会动员的符号、样板。她的例子，被引用来证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国七亿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毛泽东思想培育着革命化的新人”。1976 年免职回乡，重新务农。
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妇被利用、树为“学毛著标兵”的“顾阿桃现象”遭到人们的批评。有副对联讽刺说“顾阿桃指点陈寅恪做学问，甫志高教导许云峰讲气节”，虽然缺乏同情的理解、宽容，却表达了一种对文革“一切被颠倒”现象的引起普遍共鸣的谴责。
从辉煌重归平淡的她，晚年种责任田和自留地挣钱；靠卖冰棍补贴生活。村里还发放每人 100 多元的养老金。仍被乡亲尊敬地称为“顾妈妈”。其 1960 年代学习毛选的事迹、际遇，2000 年代被收录进编纂中的地方志太仓名人录。记者报道该新闻时提供的解读是，它说明人们开始“公正、客观地审视历史，也说明政治包容度越来越大”。被戏称为“中国民间俗语大师”。
（参考资料：刘敏华《顾阿桃：不识字的“学毛著标兵”》，载《关东作家》； 倪敏毓《60 年代名扬全国的政治明星顾阿桃再次被视作名人》，；高松 《顾阿桃为啥完全变了样？》，《人民日报》1966年9月 10 日）
动词。本义是古代为祭祀宰杀的牲畜，如牛羊猪鸡等。后来引申指为了正义（更大的善）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泛指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1950 年代—1980 年代被集中用于赞誉为历史、社会、阶级、革命事业利益捐弃生命的道德评价。所以它总是与“烈士”、“英雄”的称号、头衔相联系，让人联想起红旗和《国际歌》；成为革命的同义词。这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规范操作。由于得到通过新闻报道、文艺创作（报告文学、歌舞、诗歌）演出播映进行的崇高赞誉、评价的反复宣传，无条件讴歌这种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献身，它就发展成为一种绝对化的价值标准、人生理想。《人民日报》曾一度辟有“大海”专栏（得名于该版的通栏标题“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专门刊载奋斗牺牲奉献的烈士通讯。
他们之中不但有王杰、刘英俊、欧阳海、蔡永祥、吕祥壁等军人，还有平民青少年：少年刘文学因逮偷窃蔬菜的地主而被害，赖宁欲扑打山火而被火势吞噬， 知青金训华为追回洪水卷走的木材而葬身激流……都是在这种信念推动下塑造成的。它甚至鼓励了漠视生命的轻率意识，在“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逻辑推搡下，被为了“保卫毛主席”、“全球一片红”的虚幻目标鼓动得不在乎任何物质损失，热中于以生命为代价献祭。他们的事迹广为传扬，其战友、父母兄弟被请去宣讲他们的生平琐事，享受他们的荣光，子女亲人受到种种优裕宽待。成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军人职业成了当年年轻人青睐的热门，除就业保障、物质待遇、社会声望以外，还因为与战争、献身的想象相联系。
被献身激情诱发出道德优越感的红卫兵，举起鞭子向“社会公敌”黑五类挥去时，没有人性悲悯、迟疑，有的是嗜血的快意和生不逢时缺憾的补偿、满足。两派武斗时更加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教义而热血沸腾，因崇信而壮烈； 怀着“心往忠字上想，血往忠字上流！”的盲目激情，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唱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枪一响， 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语录谱曲）的战歌，慷慨激扬，视死如归。成为群体性越轨的一个审美助力。
1990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使社会整体目标、理想的神圣性淡出， 个人利益和个体生命的权重在加大。牺牲一词虽然还为官方意识形态所倚重，但已悄然退出流行行列；渐渐地被理性世俗化。有论者指出“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而“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的语义、用法，也从新露头：“休息时间”、“家庭”、“健康”、“幸福”、“局部利益”、“土地征用”、“个人”、“秀发”、“形象”、“机会”这些革命时代被当作小小不言的微末事物，也与牺牲这样的宏伟叙事联系到一起了。当控诉文革剥夺、碾碎无辜者的宝贵生命时， 恢复了牺牲一词的古义——“为祭祀宰杀”的生命。一定程度上仅仅成了“死” 的借词、委婉语。
（参考资料：蜀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走共同富裕道路——七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91 年 12 月 16 日；星星《拷问牺牲》，《随笔》2005 年第 1 期）
动宾词组。意谓与某种思想观念或事物保持距离，分清是非。类似中国古代的“割袍断义”、“划案而坐”。萧乾把它叫做“革命术语”。因为在中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里，无论是与思想、主张，还是与人事划清界限，其前提都是由于存在不同的阶级；有阶级就有截然分明、对立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不是我们就是他们。这是带根本性、决定一切的大是大非。在这种观念看来，虽然由于地域
所以站稳立场，从思想、认识、感情、行为上划清界限，就是组织对于参与者要求无条件忠诚、拥有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划清界限是站稳立场的必要、前提条件。它既是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果，又含有实际的组织功能。既是对所有人“道德净化”的普遍要求，更是对家庭出身有问题者的绝对命令。对他们来说，这是世界观改造的入门主课。连赵朴初《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也提醒佛教徒：“在思想上行动上继续划清敌我界限，清除混入教内的少数反动分子，特别是受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指使的间谍特务以及假托佛教徒企图隐藏的反动会道门分子。”
从遗留的语言材料来看，该词使用频率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是三反五反，第二个高潮是揭批胡风，第三个高潮是反右，第四个高潮是文革。如果说前三次更多是要求当事者对外与地富、资本家、反革命、右派划清界限，后一次就主要是要求当事者对内——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下手。走了一个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自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扫除外围到消灭社会细胞（家庭）攻坚战的圆圈。
1966年4月 29 日在北京市东安门大街友谊商店，砍伤出席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四次全体会议马里代表团团长巴卡里·特拉奥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罗夫人的“反革命杀人犯”杨国庆（被处死刑），被判决书公告认定“不是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却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对政府、对人民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是“为了实现他反革命报复的目的”。更为划清界限运动火上浇油。
当是时也，组织会大会小会地专题帮助，派人找他们谈心，忆苦思甜对其进行教育（和风细雨），要求他们相信组织（包括认识能力、处置公正得当），交出私人信件，详细汇报提供情况，交代社会关系，揭发罪行，一次又一次地从思想根源上重新清理、认识、忏悔过去的经历和生活细节、意识；不接受父母的金钱腐蚀，拒绝高档服饰、饮食，疏远自己的家人，断绝与家庭的日常来往，连父母生病或经济上窘困而可以照顾、资助的也绝不施以援手，生怕影响自己进步。有的被推上陪斗台，剃阴阳头，游街，打骂，监禁，遣返农村，触及身体（狂风暴雨），被迫或主动公开声明脱离父子母女关系以示决绝、清，摆脱株连祸因，惟恐危及自身安全，急匆匆丢弃、烧毁以前的照片、书信、记录，甚至从心里抹去过去的记忆……
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彻底，完全认同于现存秩序，求得被现存秩序所接纳的正果，他们往往比被要求的做的更多、走得更远。夫妻、父子互相揭发、批判、批斗，有的是面对面的斥责、诅骂，有的还贴大字报。在单位、社会的批斗屈辱以外，又见弃于家庭，有的人就在划清界限的压力下深感绝望自杀。用对血缘、家族的背叛去讨好组织，完成亲社会行为，使当事人在德性上堕落为一个背德者、可耻的人、良心上的罪人。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不得不无餍足地依附于组织，而不论它怎样苛求、虐待。因为这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情之根。只能像被强奸者依恋她的仇人——强奸者一样。而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内疚负罪感产生，乃至鄙视自己时，只能更加依附于组织，从那里寻找类似亲情的代偿品、归属感。1990 年代以降，划清界限一词被视为侵犯人类尊严、践踏亲情的野蛮行径，
渐渐被逐出日常语言，由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向真假的是非问题、技术性事务问题转移。[注]类似行为被认作“人格低下”、“出卖亲友”、“打小报告”，当成笑料，为人不齿。词义感情色彩也含有了贬义或调侃的喜剧意味（如“为了身材和零食划清界限！”“爱情也要划清界限”“《刺虎》与‘戏说’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因资讯发达，使处于边缘、边界模糊、被忽略的事物凸显出来，受到极大人们关注，区分清楚（罪与非罪）或打破其界限（城乡结合部豪华别墅的建设），又成了重大的认识课题和开发主题。
[注]文革后此类观念仍有延续。鲁迅长孙周令飞留学日本时，与台商之女相恋、结婚，因需赴台居住，声明由于私人原因退出中共（1982 年）。其父海婴被领导（吴冷西）强令公布断绝父子关系以示划清界限。编者朋友 1989 年并未参与街头活动，但仍被认定属思想同情，怒而抗议，遂抓住态度不好，责其认错。不理。有人劝曰你这样会连累孩子的（政审时的档案记录）。故即屈服。
（参考资料：新华社《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反革命分子杀伤外国朋友案件 枪决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人民日报》1966年6月 14 日；资中筠《钢琴与政治》，载《记忆 1》，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年版；资中筠《残缺的追忆》，《随笔》2005 年第 1、2 期；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 2001 年版）
（1932－ ）河北（天津）宝坻人。本名梁金广。曾用笔名白雪、盘山。农民出身的当代作家。
在土改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进识字班，边学文化边写稿；自修完大学课程。1954 年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 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6 年发表短篇小说《喜鹊登枝》，1962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随后又推出了同书的第二部、第三部（1965）。
文革初期，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老舍沉湖前一天被红卫兵揪斗，他借口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需送派出所，意图保护老舍。成立红卫兵组织，保护本单位作家，不让外单位组织来抄家、批斗。文革中，陷入派性斗争；对小说家端木蕻良、骆宾基、草明、剧作家杜印等老作家看不顺眼， 认为他们有问题，对其进行了批斗。老觉得只有他自己根红苗正，唯我独革。仍坚持写作《金光大道》一部（1972）、二部（1975）、三部（1976）、四部（1977）（韦君宜评论说“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架子是由编辑帮他搭的”）……他创作的过程，也是当时意识形态干预、渗透的过程。但是浩然对此并不反感，而是积极顺应的，采取的是亲和的立场，抱的是顺从、内化的态度。
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3 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1972 年奉命写作出版了表现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中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上下篇和《百花川》。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 年 9 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1977 年离开北京下了乡。1980 年代以来曾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和十五部中篇小说，1985 年出版了三卷本《浩然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有作品上千万字。曾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有人评论“《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被认为“擅长刻画安分守已、吃苦耐劳的农民”，“作品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说他有罪说不上；说他无罪但确实说了假话、获了利”。
1998 年秋答记者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 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其中对昔日辉煌的留念（小说发行 350 万册），对《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肯定性评价（称“真实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引起了广泛的批评。2000 年出版《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
（参考资料：祖丁远《浩然近事》，《人间》1987 年 12 期，重庆出版社；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人有病 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名词。“毛主席语录操”的简称。约在 1967 年初夏开始全国流行，持续了大约 3、4 年时间。创作者为北京体育学院（时称“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师生；同时还创编了《毛主席语录拳》、《毛主席诗词拳》。同年 10 月 21 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参观北京体院时，就观看了集体体操《毛主席语录操》。
它是跟着语录歌的旋律、节奏，进行跳跃、表演的一种体操。并不是什么广播体操,只是动作极象广播体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是观念图解和模式化动作的混合杂糅。简单易学，便于普及。创编过程进行了 3 次大改，在十多个单位试行并征求意见。
有人曾描述过其中的一些段落：双手先向外翻掌推出，然后向胸前收拢作捞公物状，这是“贪污”；将收拢的手向后平伸,依波浪式弧线上下抖动作撒东西状, 这是“浪费”；最后弯腰 90 度并将一一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表示该人在挨斗，这是“极大的犯罪”。这些动作连贯起来就是一段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猜谜。当然，这几个动作也能起到治理“中焦”，活动腰背的作用。“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 18 节，以上仅举其中 3 节。其他常见的动作有“表忠心”、“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等， 糅进了部分军事动作和中国拳术，动作幅度大而伸展、夸张、雄壮。
“语录操”曾在报纸上刊登过连续动作图解，伴奏音乐通过广播电台播送过， 学者以百、千、万计。在学校里课间操改为语录操，工厂、商店用作工间操。[注]
当时的报道称“语录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一次操，就是上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课”。体操设计时是要把向毛泽东表示崇敬、礼拜的内心意向形式化、身体化。其功能，是通过定时进行的群众性活动， 让做体操者在完成这样仪式、身体动作的过程中，使崇拜观念内化、锚入人的性格结构。形式、功能皆类似宗教礼神。
[注]也有人认为，文革时政权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不可能出现有组织的课间操、工间操。
（参考资料：新华社《周总理邀请达达赫总统等贵宾出席文艺晚会 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参观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受到热烈欢迎》，《人民日报》1967 年 10 月22 日；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福州兰叶《我是根本不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人》www.cbtta.org.uk/BBS/messages/1939.html 10K 2004-9-23；“猫眼看人”）
是一种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长江滚滚向东方”）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 1966—1968 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其功能、形式特征与“语录操”相似（可互为参见）。也有用作早请示晚汇报时的祝祷仪式的，据说是一日三次。
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照搬过来（有人认为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注]），又为了通俗简易而给予简化了的。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如，“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千万颗一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也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劲舞媲美。无意间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
湖南诗人胡遐之曾以古风为之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
（《文革杂咏》四十五首，载《荒唐居集》岳麓书社出版 2002 年版）1976 年、1980 年代后被批评为林彪搞偶像崇拜、造神运动的形式主义，荒诞愚昧。甚至与吃了摇头丸疯狂摇头联系在一起。有人把它称作“当代民俗”，遭到漠视文化专制戕害人们身心的批评。
[注]据考，唐玄宗李隆基编导过忠字舞《圣寿乐》：宫女们着五彩衣裙舞姿婀娜，边唱边舞，祝颂皇帝万岁万万岁，并躺身于地，组成“万岁”二字图案。龙颜大悦。有《花蕊宫词》：“舞头皆作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廷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樨。”
(参考资料：《舞蹈——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中国青年》“过去百年大回眸”；肖利民 《忠字舞》，《陕西工人报》2004年7月9 日； 《跳忠字舞的柴火酒家暂停营业》“人民网”6 月 13 日)
（192O—1997）江苏高邮人。1939 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写作课教师沈从文影响。1943 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 年发表《复仇》、《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1950 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编辑《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1958 年被补划为右派，1960 年摘掉帽子。1962 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
1963 年参加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沙家浜》（与杨毓珉、萧甲、薛恩厚合作）。得到江青赏识，调看其档案后指示“控制使用”。文革初期受冲击， 1968 年从牛棚解放出来，继续参加样板戏创作。1970 年第 6 期《红旗》发表《沙家浜》定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笔。同年（何蜀考证为 1967 年）“五二○大会”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得到江青签名题赠的《毛泽东选集》。1974 年担任北京京剧院革委会委员。他对江青有知遇之感，得以在乱世避免许多无妄之灾，又诚惶诚恐，敬重她对京剧内行，把她对《沙家浜》的只言片语都制成卡片当作指示供作参考。参加了《敌后武工队》、《山城旭日》（从《红岩》取材）、《草原烽火》、《杜鹃山》（与王树元、黎中诚、杨毓珉合作）等剧本的创作改编。工作兢兢业业，潜思苦索，文采斐然，应对便捷。
1976 年 10 月后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挂起来”二年，被迫写了十几万字材料。坦承思想受影响，是“御用文人”，但只有工作关系，从未向江青、于会泳写过私人信件。同时发奋改编京剧《王昭君》，写了《裘盛戎》、《梁红玉》、《一捧雪》等剧本。
1980 年代发表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连续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成为其后蔚为大观“寻根文学”的首倡者。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晚年曾被《芦荡火种》原作者遗孀文牧提起的版权诉讼所苦。
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家乡五行八作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口语化的语言、文体自成一格：疏放中透出凝重，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参考资料：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汪曾祺作品集·小传》，载“时代书城”“现当代文学”）
地理名词。位于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金代（公元 1115—1234 年）章宗皇帝曾在这里建台垂钓，故后世有“皇帝钓鱼台”之称[注 1]。清代乾隆皇帝爱其风光旖旎，把它定为行宫。
中共建政后这里是最早（1959 年）建造的专用于招待外宾的国宾馆，兴建了风格各异的 19 座别墅楼（以后陆续有扩建修葺）。占地 43 万多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为７万多平方米，环境宁静幽雅，楼台亭阁间有绿荫花卉、林木石桥， 古典情调与现代建筑和谐结合。楼房从钓鱼台东门北边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编号，为尊重外国人及中国的习俗，没有 1、4、13 号楼的编号。以“八方苑”替代 4 号楼、“芳菲苑”替代 1 号楼排序。全部是二层青砖红瓦楼房。
外国元首多住 18、12、11、8 号楼，毛泽东住 12 号楼，周恩来接待外宾多在“八方苑”。
1966 年初，彭真（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曾在这里组织写作班子起草《二月提纲》。文革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14 号楼、16 号楼），而康生（8 号楼）、陈伯达（15 号楼）、江青（先 8 号楼，后 17 号楼）[注 2]、张春桥、姚文元（9 号楼）、关锋也都集中住在这里，于是它就成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办公、生活二合一的驻地。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的发源地，并处在运动的领导、枢纽地位，甚至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与国务院、中央军委鼎足而三， 居于实际的权力核心圈子：政令从此发出，接见上下内外来访者在此进行，幕后交易在此敲定。各派政治势力都穿梭来往、角逐于这里，或联络示好，或冲突交恶。
钓鱼台四周原是涂绿油漆竹竿扎成的篱笆，约略可见里面的房屋树木，1966 年改筑了围墙，围墙上安了电网。围墙东面、北面各开一座大门。东面大门里是一座假山；北面大门里砌了很大一个照壁，遮住行人视线。照壁上涂有红漆，堆出笔势飞动的金字：“为人民服务”。 东湖沿岸安装着带毛刺的铁丝网，原本就游人罕至的这里更加幽深。
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影响渐次淡出，政治运作渐复常轨，这里又成为“四人帮”成员和文革新贵集中居住的处所。后来居上的王洪文住 16 号楼；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文革升迁上来的政治局委员亦曾住在这里。使他们的交往、磨合，除政治利益和派系上的一致外，还增加了地利的方便。因此，钓鱼台就先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的代名词。作为地理名词的钓鱼台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符号意义。其警卫由中央警卫局一、二处负责。
1975 年由于陈永贵上书请求搬出钓鱼台，搬到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毛泽东批示曰曰“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于是住在钓鱼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搬走了。只有江青直到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才搬往中南海。
1980 年正式对社会开放营业。一天住宿费 2000-3000 元人民币。根据接待处提供的市场报价，标准间（最便宜）298 美元一天/夜，总统套房为 3998 美元一天/夜。
[注 1]《日下旧闻考》：“钓鱼台在三里河西里许，乃大金时旧迹也。台下有泉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帝京景物略》：“出府城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有泉地涌出，古今人因之。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
[注 2]各人均另有专属住宅。但据说江青就长住钓鱼台，而不回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参考资料：《中国国家元首行宫——钓鱼台》；苏叔阳《钓鱼台》；叶永烈《陈伯达传》）
地理名词。位于湖南省韶山冲西南约 5 公里，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幽深狭谷， 其南面是龙头山，西为书堂山，北为虎歇坪，东面豁口建有韶山水库。龙头山山脚有一股山泉流出，蜿蜒成溪。溪上曾建有小桥，桥头边有一石洞；洞深约 2.8 公里，有小溪，幽壑口朝东北而开。洞内滴水，四时不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滴水洞”由此得名。
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故居距此约 4 公里。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等先人便安葬于此。滴水洞豁口以下，有毛泽东的祖居地东茅塘和家庙毛震公祠。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回乡的毛泽东暗示下[注]，拍板在此兴建别墅。代号“二○三工程”。从 1960 年下半年启动到 1962 年，建筑面积共 3638.62 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
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房式样，吸取苏式建筑保暖防寒优点，设计出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一号楼供毛泽东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卧室）、副房（江青卧室）、办公室、会议厅、餐厅、娱乐室等，朴素、大方而实用。二号楼是两层楼客房，共 24 间，是陪同的中央负责同志休息处。一、二号楼有走廊相连。三号楼距一、二号楼有百米远，是随行警卫（8341 部队）和省委接待同志住宿地方。出于战备考虑，1970 年建了一间整体浇铸的防震室和一条防空洞。
从 1960 年起这里进入封闭、保密状态。房子建好后归湖南省委直接掌握， 外围由部队警戒，内务由省委接待处具体管理。
毛泽东总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回韶山冲：一次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前（留下《到韶山》一诗），一次是 1966 年文革前夜。
1966 年返乡的毛在畅游长江（一次显示体魄、精力的公开亮相）以前7月8 日致江青的那封著名通信中写道：“自从6月 15 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 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此信从论 20 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当时中国的“左派”（林彪等）、“右派”（刘邓）和“中间派”，勾画了文革前的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文革的内在动机；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未来。被称为具有“政治遗嘱”的性质（曾有人质疑它的写作时间）。其重要性不亚于《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其中“西方的一个山洞”即指韶山滴水洞。离开那里时毛对地方领导人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写于武汉的信，实形成于滴水洞 10 日隐居深思。
1972 年揭批林彪的中央文件公布了这封信，“滴水洞”从此以其神秘性而名满天下。
滴水洞景区 1986 年对外开放，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滴水洞山谷是由典型的板页岩发育而成的红土壤，具有良好地形地貌，覆盖着茂密原始次生林，形成独特的冬暖夏凉小气候。山间树木蓊郁，夏日清风习习，是避暑好去处。经过韶山管理局十多年保护性开发，已成为红色旅游长盛不衰宝地——韶山最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2003 年中国邮政发行了“滴水洞”明信片。
[注]1959年6月 26 日毛泽东回乡时，对陪同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参考资料：胡长明《韶山幽深的滴水洞 毛泽东心中永远的“圣地”》，载《党史博览 》；叶永烈《江青传?滴水洞里的沉思》）
（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1914 年春赴日本学医。1918 年写小说《牧羊哀话》、新诗《死的诱惑》。1919 年五四后在日本福冈发起救国团体夏社，投身新文化运动，有《凤凰涅槃》、《炉中煤》等诗篇。1921 年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出版诗集《女神》。1923 年回国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0 年代创作历史剧《王昭君》、《卓文君》。1927 年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流亡日本十年，研究甲骨文。1938 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创作《屈原》等 6 个历史剧。写下《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等。《甲申三百年祭》（1944 年）被用作中共整风文件。
1949 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蔡文姬》等。
1950 年后屡次参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评论、胡风集团（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请依法处理胡风》）等。
1966 年 1 月，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职。4 月 14 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举世为之哗然。４月２８日，在毛泽东首肯下《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1967年6月5 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即席朗诵“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①
1971 年 10 月发表《李白与社甫》，用当时流行阶级斗争理论研究李杜，迎合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口味②扬李抑杜（他 1953 年曾为杜甫草堂撰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后多为萧涤非等论者诟病。1974 年抱病捉笔，写下《春雷》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③彻底推翻自己学术观点，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的批评，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神方”排除头脑中的“蛊毒”。1976年5月 12 日发表《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④1976 年 10 月 21 日填写《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有“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之句。1978 年 3 月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会议简报组胡平代拟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小儿郭民英 1967 年 4 月自杀身亡。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郭世英（在北大因X 小组曾被捕，幸周恩来干预得免）被造反派关押，1968 年 4 月 22 日从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而亡。他整本抄录儿子遗下日记，不止于寄托思念。
注：①《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②例如 1958年1月 16 日毛在南宁会议上就说过：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浪漫主义。
③《春雷》：一“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二“读书卅载探龙宋，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④《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参考资料：阚民《“文革”中的郭沫若》，《党史博览》2000 年第 10 期； 夏榆《郭沫若留给我们的反思》，《南方周末》2002 年 11 月 21 日；《<科学的春天>是怎样诞生的》, 钱江《党史博览》；《宫廷诗人郭沫若的几首歪诗》，转自“小竹屋论坛?潇湘诗苑”http://207.44.151.189/luntan/viewthread.php?tid=9247&highlight=&p age=1）
它的记者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两报一刊（使用得最多的主要是《解放军报》）记者名义，奔走于全国各大中城市；所调查采写的稿件，常常被送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案头。归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领导。其活动时间是 1966年9 月至 1969年5 月。这是一个是在外界鲜为人知的机构。因当时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掌握并向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提议选派一批记者去全国各地调查了解文革开展情况，以使中央能及时观察和掌握全国运动。是中央文革的耳目（带有情报机构性质）。
它的领导体制是：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受中央文革办事组领导； 派驻各地的调查采访活动，不受当地党政机关领导，只对中央负责；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打印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纪律是：只调查反映情况，不介入派驻地运动（实际为中央文革与地方造反派之间起了信息传递、组织作用），遇事不要表态、干预，不要泄密，等。规定的工作方式是：去外地记者持《解放军报》介绍信和记者证，住各地军事机关，由军事机关提供交通、通讯、办公地点等工作条件。在当地党政军民学等各界独立调查研究，自主采写稿件。稿件用保密电话（少量用机要传递或邮寄）传给北京记者站。
报道内容为：地方主要群众组织的成因、力量分布、主要头头、主要观点、主要举动等情况；各派的对立、冲突情况；地方党政机关被群众冲击、被批斗的情况；地方党政军领导对运动、生产的看法；农、工、商、交通等各业生产经营情况；地方党政机关成立造反组织情况，等等。
记者反映情况的形式，除写稿传报外还有三种：一，回京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回答问话。所问的情况，都是相当重要、文稿中不易说清的事情。二，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中央解决各地问题的会议，随时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三，受中央领导的委派，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作专题调查报告。
记者站设在花园村一号院，邮政代号是北京 811 信箱。其人员组成为：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编辑（40 人）是训练有素的骨干，马列主义学院（14 人）、解放军政治学院（26 人）多理论工作者，还有来自海空军、各大军区（129 人） 和中央办公厅（1 人）的干部。鼎盛时期向外地派有 40 个记者站、联络站。派驻各地的记者定期被召回北京参加集训，接受政策指导以保持与中央文革的步调一致。
有一则写于当时的顺口溜反映了记者站和记者的真实情况：“乘飞机、摆渡船、坐火车、背生烟，/ 足踏双轮两脚颠，首都至边关。/ 迎长矛、忍饥寒、访群众，不消闲，/ 调查研究目纵观，呈文过百篇。/ 王力管，肖力（李讷）兼， 东兴教，总理谈，/ 导师接见恩如山，永世铭心间。/ 学理论、学路线、学立场、学观点，/ 树立唯物世界观，收获有万千。”
（参考资料：李近川《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香港商报》2003 年 2 月 22 日 ）
文革初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有的文献中称“中央文革上访接待站”、“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存在时间应与中央文革相始终。
与红卫兵大串联专事接待（以生活安置为主，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系统统筹）不同（各地都有），它主要是听取各地、各系统、各单位上访者对违反文革政策规定、压制学生和造反派组织的投诉，并提供政策咨询，转达情况或饬令各系统、地方党政部门解决的一个机构（以电话、电报、信函、批条方式）。是在人民群众信访工作的原有体制基础上，一个非常时期赋有特权的机构设置。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后，冲击各级工作组、党政负责人和机关的造反行动势头凶猛，遭到被冲击者或组织、主动或自发、消极的抵制及压制。它既是一个集中信息的机构，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地方基层党政机关失灵时处理地方文革政务以强劲推动文革的上访、办事机构。它成了各地造反派向往、投诉、求助的权力中心，也成为中央文革与各省市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热线联系并策动其行动的中枢。在联系外省市群众组织、多方面收集掌握信息、协调处理地方文革紧急事务方面， 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先后负责人有戚本禹、王广宇等。
因需要处理的事情繁多、隶属关系复杂，后与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站（中南海西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著名号召即是在此做的）、国务院秘书厅接待站（府右街北口）合起来共三家组成联合接待站。
1967 年 11 月制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背面镌有“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 1967.11.17”字样）像章。正中上方红太阳中托出毛主席穿军装的头像，下方天安门代表祖国首都。红太阳放射出十六组每组七条光芒线，表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光芒线照耀当时全国七亿人民。四周外缘三十朵葵花象征着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三十个省市，葵花向阳比喻了全国永远心向毛主席。
（参考资料：红河谷《追随红太阳?革命大串联》，“燃情都市”；“新华网” 2003-11-27《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像章》）
（1946— ）浙江省余姚县人。当代散文家、学者。
1957 年至 1963 年就读于上海晋元中学，随即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1968年 12 月分配留校，到江苏省吴江县军垦农场劳动。
1963 发表《中学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68 年起草《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由胡锡涛修改、定稿，发表在《红旗》杂志 1968 年第 6、7 期合刊上。1971 年进入上海市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参与写作《鲁迅传》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半部（上册），是《鲁迅传》的主要执笔者。也有人说，他由胡锡涛推荐参加“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文艺组的外围）。
1973 年经朱永嘉介绍调入康平路 89 号上海市委写作组本部，参与《朝霞》杂志编辑工作。与另一位写作组成员共同协助姚文元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收集资料。在此期间，发表了《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学习与批判》1973 年第 3 期，署名“秋雨”）、《胡适传（五四前后）》（半篇，《学习与批判》1974 年第 1 期，署名“余秋雨”；指斥胡适‘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读鲁迅新发现的一篇佚文》（《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8 期，署名“余秋雨”）、《评胡适的考证》（《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10 期，收入《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４月版，署名“余秋雨”），与人合作用 “罗思鼎”笔名发表《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11 期， 王知常定稿），用笔名“任犊”发表《走出“彼得堡”》（《朝霞》1975 年第 5 期；《人民日报》同年4月6 日转载）；《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学习与批判》1974 年第 4 期，署名“任犊”）。另有用“石一歌”名字发表的《鲁迅传》下册末章《鞠躬尽瘁》（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 8 月出版的《金钟长鸣》一书），还参与了《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的大改（此文为配合当时批林批孔需要提前刊于《学习与批判》1974 年第 5 期）。为小册子《鲁迅的故事》的主要执笔（署名“石一歌”）。
1975 年得肝炎后，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写手之一，得到组织的多方关照，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这样一般人住不进去的地方。经朱永嘉推荐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
文革后受到长时期审查，虽“是朱永嘉的得力帮手”，“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并不是写作组决策人，且又揭发了别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大体上‘说清楚’了”，没有被定为“三种人”。其时他专心治学， 连续发表了专著《戏剧理论史稿》（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文化史述》（1985，湖南文艺出版社）、《艺术创造工程》（1987，上海文艺出版社）。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以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名世，频繁在凤凰卫视做节目，出入各式奖杯评委的媒介活动。
2002 年 7 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武汉学者古远清“侵害名誉权”索赔 16 万元，次年 8 月达成法庭调解告终；被告就“有关内容与事实不符”（二处史料的时间差错）道歉，原告“放弃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诉讼费4710 元，被告承担 100 元。2004 年胡适远房侄孙胡子暄撰文在网上披露一件当年轶事：余的批胡适文章对其父（胡念柏）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以致不治。指出余《借我一生》书中记载“‘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你的话也说得太不像样了！完全是在混淆是非、自欺欺人”。
（参考资料：栾梅健《余秋雨评传》，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 年版；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年版；《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信》， “关天茶舍”2004年9月 22 日）
名词。指称马列毛思想学说、领袖论述、上级指示和文件的宗旨（主要意义），它揭示了客观世界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普遍规律。带有神秘色彩。与之相似、相近的词，还有“科学体系”、“理论精髓”、“政治灵魂”等等。所以在对“精神实质”的“领会”、“理解”、“掌握”、“把握”之前，都要冠以 “科学”、“全面”、“准确”、“深刻”、“真正”、“加深”等状语作为要求。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政治学习的对象、内容的内涵、本质，不是像人们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不能仅从字面上、通过直观的方法去感知、认识，必须经过反复学习、认真领会、深入实践、不断揣摩、多次修正，才能逐步达到真正掌握的目的。
它把学习对象、内容的真理性绝对化、至上化、神秘化，暗示学习者意欲真正理解的智力困难程度，似乎它有如什么镜中月、水中花那样难以捉摸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意义彼岸。在具体途径上，既规定要经常不断地、反复地学习，逐章、逐条、逐句、逐字地认真阅读领会，同时又不能采取学院式的态度，咬文嚼字，寻章摘句，从经典著作里为自己意见找根据。提倡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更加让人感到闪烁游移、扑朔迷离。对学习者智力的矮化，是对他们精神、人格独立矮化的前提；借此把“精神实质”的解释权、裁决权，集中到了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手中。
1950 年代陈伯达常向田家英打听与毛泽东谈天的内容，毛关注的动向、读了哪些书；康生有时还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其藏品以《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为名于 1995 年出版）。陈、康党内地位远高于田，却想方设法与田套近乎，就是要通过他弄清楚毛泽东的“精神实质”、窥测方向。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搞“称天才”的语录却触了霉头，就是没有领会毛的“精神实质”；而张春桥 1958 年写文章主张恢复供给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领会到了毛的“精神实质”，所以步步高升。
从时间顺序看，对“精神实质”的强调是逐渐增强（以该词在《人民日报》每年出现的频次为例）：1950 年代 16.5 次/年，1960 年代 19.6 次/年，1970 年代 29.6 次/年，1980 年代 30.7 次/年，1990 年代 53 次/年。唯一例外的是 1966—1969 年的 4 年里只有 14.5 次/年。这是因为一，其时对毛泽东的崇拜宣传更为极端、公开，已经不需要用这样暗示方式来进行；二，当时鼓动突破、打碎现存党政权力体系的造反，要求对旧有权威的毁坏。作为补偿，在文革发动前的 6年中该词的频次达到 23 次/年，以为未雨绸缪，对毛泽东权威的逐步升温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http://www.szlib.com:82/renming/search.wct?channelid=5020；《解放军报》社论《天天读天天练》，1964.03.26；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03.02）
亦称“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用于指称林彪的代称。用已经公开打倒的最大“走资派”指代未公开批判的“野心家”，重点指控其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骗子。是一种绕口令式（读起来拗口）的委婉语。出现于 1972 年初至 1973 年 8 月的各式媒体上，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代称。
1972 年两报一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元旦社论说：“广大干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以此暗示林彪叛逃而未对外界公开真相，但又已经开始在党内军内对其进行批判清算。这是当局设计的掩耳盗铃的障眼法。因为林彪曾是九大党章载明的毛泽东法定接班人，突然公开批判，不免尴尬。先用代称名义造成舆论，一则缓冲降低受众的心理落差， 一则在名誉上把他搞臭再公开，以达到当时宣传预期、认定的水到渠成效果。接着批判文章蜂拥而至。是一种苦心经营的舆论操作技巧。当时的报刊把林彪和刘少奇并列，标准用语是“刘少奇和刘少奇一类骗子”。
直到 1973年9 月，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才向世界列举了林彪的罪行：“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 1970 年 8 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1971 年 3 月制定《“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9 月 8 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9 月 13 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2 年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人民日报》1972 年 1 月 1 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年9月1 日；郑德荣等编《新中国纪事 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1931— ）山东威海人。1949 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
1965年 12月8 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7年3月 30 日《红旗》杂志第 5 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 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有人指称他曾暗示、鼓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并指使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
1968 年 1 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1980年7月 14 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 年 11 月 2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网上有他与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评论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访谈，说“毛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但“不是封建帝王”。他（李志绥）“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但同时也肯定：“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
（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P17；《文革英雄沉浮录》；《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百度贴吧_毛泽东吧 http://post.baidu.com.easyaccess1.lib.cuhk.edu.hk/f?kz=12242639）
偏正词组构成的时间名词。与“解放前”等价、同义，与“新社会”相对。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中共在当地建政）为界（所以解放前是它的同义词），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此前是反动、压迫、黑暗、剥削、丑陋、愚昧、灾难、恐怖、不义，此后是进步、解放、光明、福利、美好、文明、幸福、和平、正义……一是天堂，一是地狱。狭义地说，旧社会指 1949 年（或中共建政以前）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 1949 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或称旧时代。该词起源于中共建政的同时，一直到 2000 年代都在使用。但在文革时期，把它的意识形态内涵发挥到了极致。
从表面看，它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时间划分、标记，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话语内容。时间标记的技术外衣，掩盖了它把政治合法性放到括号里悬置起来，作为自明的概念前提来使用的内在过程；抹去了证明的必要。虽然，所有政权的合法性，都既与它的得来（过去）相关，也与它的运转（现状）相关。但这一标记轻而易举地用现实存在否定了合理性追问，阻断、拒绝了所有对当下政治的质疑、批评，在“他们/我们”、“敌/我”的裁断向度面前，所有质疑、批评都被政治化了，都有与前政权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的嫌疑。因为在新旧社会背后，横亘着的是被组织起来的群众性仇恨和紧张。
虽然戒毒、禁赌、关闭妓院、打击会道门等雷厉风行的社会改造取得了惊人成功，但由“旧社会”一词造成的观念断裂（一次比一次激进的近代革命到此达于登峰造极）、屏蔽却诱发了一系列误区：既然它指称的社会呈现出整体反动性， 那么在这个社会得势的统治阶级成员，就应该被进行专政打入另册，不能讲人道、行仁政（镇反、肃反和屡次运动对历史反革命清算），缺乏积极的社会氛围、建设性的全民和解；对服务于它的政府人员（哪怕做技术的都称伪人员）、律师、报人、教师等知识分子，都视为旧人员而犯有原罪，思想感情、立场观点甚至学术技能都是有问题的，伴随不断运动的世界观改造成为他们的毕生功课；大多数起源于西方的人文科学如法学、经济学（包括金融学和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从中央到地方宗教事务部门全被撤消）、美学、性学都被一竿子打死，宣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系科被撤消（北京政法学院等法律教育机构一律被撤消），教授被转行，学说被批判，图书被封存；超越阶级界限、粘合力极强且拥有自治权的民间中层组织（武训兴办的义学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被当成封建性的族权——宗族（又称为氏族）加以取缔……
因扫荡旧社会的道德优越感激发起来的乐观主义、发展焦虑，助长了经济制度改造和建设方面对一大二公、计划的信赖，臣服于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推动下， 牺牲农业（重、轻、农），借助强劲行政力量的命令式社会动员（就业率超常）获得极大效率，但反经济规律的穷过渡、大跃进、大炼钢铁、过度密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高积累……却是灾难性的。由于生活在“美丽新世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旧社会复辟的可怕预言对人们的恐吓，一方面使他们盲目信赖现实政治及其宣传，一方面使他们对被判为敌对势力的人充满盲目仇恨（哪怕并不了解他或他们的罪行），成为一种合法伤害权。
后文革时期以至 2000 年代的口语里虽然仍保留了该词，但使用频率已经大大下降，作为时间标记的功能还有，原有意识形态涵义还沉睡着，只是随着阶级斗争气氛淡化（没有完全失效），它的控诉色彩、政治正确的成分都日渐稀薄，但仍携带着无意识仇恨修辞学的基因。有报道说 2000 年夏衍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已退出最新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并解释说，因为时代性离普通的中学生稍微远了一些, 考虑到新旧课文比例问题才做出临时性调整。
作为一种反弹，面对多样化的社会矛盾，在 2000 年代以调侃语气使用“旧社会”的也出现了：面对婚姻市场成本上升的人怀恋“旧社会”的早婚、多妻、女性柔顺；重庆九龙坡凤中路餐馆拿它为名以广招徕（遭到工商部门抵制）；诅咒村干部恶霸、腐败的对比说旧社会地主的节俭；低收入阶层埋怨消费物价飞涨就像旧社会；等等。
[注]被中国近代以来“新=现代、先进、革命”，“旧=落后、保守、反动”的激进主义思维定势所牵掣。
（参考资料：费孝通《我这一年》，《人民日报》1950年1月3 日；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1918年6月4 日]，《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第 2 版，第 380 页；章柏青《悲愤的控诉与强烈的反抗》，载《中国电影的发展与曲折[1949－1976]》）
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 1990 年重建的天主教堂）。一道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 3000 平方米左右（一说 5 亩）。墓群座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其中 113 座墓茔瘗埋着 1967 年至 1968 年重庆武斗[注 1]期间约 400 名[注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没有独立的碑，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而多数合葬墓主体设计摹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南北横亘绵延的墓基适应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 其上耸立一座石碑。9 号墓摹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逼真，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的磨石栏杆。117 号墓铭刻悼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的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龙蛇竞走、横空出世的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点缀其间的有时代特征鲜明的激烈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等。
碑文一般能提供死者生平较完整的资料，且间杂许多考绩式的政治评语。如８２号墓：“江丕嘉同志简历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 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 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 年仅二十岁 在文 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 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具代表性的碑文“悼词”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夸张、花俏的抒情性，被用来寄托对死者的缅怀、称赞之情，着眼点是以死者性命证明对立方的反动、不义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如 105 号墓：“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头可断， 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
墓园所有碑文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风化、剥蚀：碑文姓名不全的有 23 名，姓名全无的 24 名。最严重的是 71 号墓，11 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风化了，只有死者的岁数尚可辨认；此碑的死亡人数是根据岁数记载的占位推算出来的。85 号墓因有一整块墓碑石块被撬走，故其中 10 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在墓园大量污损、破坏性的游人题咏中，也有个别具警策意味的。５号墓左侧碑身有模糊的锐器刻痕，上面刻着：“人间本无正道 阴世焉有光明 我劝后人擦亮眼 不求主义只求欢。”发现的时间是 1993 年清明。
[注 1] 重庆武斗因占据国家军工生产基地的供应便利，以一夜间打了 1 万多发高射炮弹的纪录惊动中共最高层而闻名全国。此地在 1967 年夏至 1968 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9 年版）的就有 31 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 24 次，645 人死亡。
[注 2] 从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 92 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实际累加统计出 345 人的墓葬死亡人数。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 21 座墓，若按 92 座墓的平均安葬人数（3．75人／墓）相乘，估计葬有约 79 人。加上已知数字，此地共掩埋 424 名武斗死难者。若加上估计误差 25%，则应在 404—443 人之间。
[注 3] 参见《重庆红卫兵墓园一览表》。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载《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余刘文 韩平藻《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南方周末》2001年4月 29 日；morris《重庆红卫兵墓园一览表》）
文革中对自杀者的政治定性。亦称“自绝于党和人民”。1950 年代，这是指责人脱离党和人民的名义，意为“自己割断、断绝与党和人民的联系”。大量使用于 1957 年反右时对右派的指责、呵斥（《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167 条记载中见于 1957 年就有 124 条，占 74.25%）。文革时升级为强加在自杀者头上的罪名，指“与党和人民对抗而自取灭亡”；不但没有正面价值，而是反社会的对抗行为、罪行。一种类似鞭尸的诛心之词。自杀未遂的人因为“仇视党和人民”，得不到医治。[注 1]
文革自杀多见于初期（1966－1969）：1966 年占自杀总数的 29.03％，1967年占 16.13％，1968 年占 32.26％，1969 年占 9.68％，1970 年以后占 13％。一般源于突然而至的社会混乱，价值秩序的幻灭、颠倒，自杀者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失去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和能力，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无法忍受批斗等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暴力施虐，看不到出路。他们只能以放弃一己生命的代价， 来表现伤心、绝望、无助的最后抗议，并维护自己仅存的尊严。值得注意的是， 制度化的清队运动中自杀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暴风骤雨、乱揪乱斗的 1966 年。
自杀者中，官员约占 17.24％、学者占 31.03％、作家占 27.59％、艺术家占 17.24％，将军、运动员各占 3.45％。自杀方式一般采用自缢（41.67％）、投水（包括跳河、投井、投池）25％、跳楼（16.67％）、服安眠药（12.5％）、嗅煤气（4.17％）。[注 2]
在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看来，历史必然性永远指向进步，掌握着人民大众，人的生命只能属于国家和革命事业。即使是放弃生命权这种消极自由的个人行为， 因为是游离于组织之外，打断了正在凯歌行进的大批判步伐，用胆大妄为的死亡玷污革命的名誉，阻碍了革命的部署，是对抗历史潮流和人民功业的反动行为，就是犯罪。所以要把这种个人行为纳入社会、政治的范围，在个我肉体生命结束以后，再次推上革命法庭进行审判。让后继者以为镜鉴：死不仅不能洗清罪名， 它本身就是莫大的罪名，会牵连累及父母兄妹子女。
这种以历史和正义的名义鞭尸的残忍，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敌视自杀，对自杀者拖尸游行、肢解示众、不准葬入公用墓地、抄没财产的野蛮行径，毫无二致。它一方面制造了文革罹难者连求死也不得自由的浓重恐怖，一方面确实吓阻、制止了部分理性的预谋自杀者。
从查阅报章情况看，不见用“自绝于人民”指称自杀行为的用法。这并不意味此种用法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悖逆，毋庸说是碍于国际人道主义公例无从公开主张时，基层权力、奴性话语对官方文化的自觉修复、补充。
[注 1]附二个案例：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1967 年 4 月康生的小姨子苏枚自杀，他坚决不认帐，下令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政法干校联合调查，列了一个重点 8 人、非重点 50 人嫌疑犯的名单。终致 1 名嫌疑犯死去、4 名疯癫、7 名长期关押。
[注 2]这里关于自杀的统计根据童志刚《文革期间名人自杀档案》，见《今日名流》1999 年第三期。因样本偏小，且名单具有明显的非随机性，其可信度尚待证实；但误差也许不会太大。
（参考资料：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吴伯箫《“同人刊物”》，《人民日报》1957.11.22）
形容词化的数量名词。本义是“市制容量单位，一小撮等于一市升的千分之一”（等于 1 毫升）；极言其少。在中共意识形态中被作了极端化引申，因为它是与“大多数”、“人民”对立着的一个概念，所以总“坏”、“反动”、“邪恶”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常被借用来指称人数很少的、反革命的、反社会的，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相对的人群：冠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类阶级敌人或党内人民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之前。比如：一小撮“死硬派”、“反动派”、“财政寡头”、“顽固分子”、“土匪集团”、“坏家伙”、“反革命势力”、“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地富反坏右”、“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妖魔鬼怪”……
它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与当时运动斗争的对象联系得最紧：1966、1967、1968 年是“走资派”，1968 年开始与“阶级敌人”搭配，一直延续到、贯穿了 1970年代，成为最为频繁、固定的搭配。几乎就成了一个固定词组了。该词出现频率[注]与政治合法性呈负相关关系（所以需要强调多数来替代合法性论证）。
这两个词的释义虽然基本相同，但是语体色彩略有不同。“极少数”接近书面语，倚多为胜的正义感掩盖在公文化的表面下，相对比较含蓄。“一小撮”接近口语，其轻蔑意味溢于言表，更具有直接诉诸暴力的倾向，对这些“人们内部” 以外的人，无论什么处理手段都是允许的、合法的。因为它所具有的负面价值将其划入了非人的行列，不能用人的标准来对待。该词的流行并非仅见于文革时期， 但文革中达到恶性化程度。如果某人被划入“一小撮”就意味着：仅发“生活费”，进“学习班”，晚上下班不让回家，不能原来的工作了，打扫卫生，干力气活儿……
据资料表明，文革初期的政策掌握超过了中共的常规：不少单位、地区，“一小撮”的百分比在 10％左右：上海国棉五厂达到 18％，《光明日报》达到 40％；连偏僻的贵州六盘水地区盘县矿区，由转业军人、农民组成的矿工里“一小撮” 也达到了 5．5％。由于强调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每次运动要有新花样，一小撮也一次次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可怕的比例。弄得人人自危。有的统计认为，全程文革整肃的人员总数为 1 亿、达到全国人口的 1/9（即 11.11%，是 5%的 2.22 倍；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8 年 12 月 13 日）》）。这种文革算术学的吊诡，与官员的恐惧和自我保护有关，他们以为先下手为强，打击、批判黑五类，有利于转移以走资派打击为目标的文革斗争大方向。
这种心理又不仅限于官员，掌权的造反派也这样。它是阶级斗争哲学和政治、政策的必然产物。从时间看，也不仅限于文革；只是在文革前还多少能够有所控制，而在文革中因为行政系统瘫痪，就显得特别极端、残酷。
[注]从《人民日报》’49—97shujuku 数据库的简单统计看，“一小撮”在 1940年代的出现频率 1.30%，1950 年代 10.08%，1960 年代 51.58%，1970 年代 28.70%， 1980 年代 2.49%，1990 年代 0.38。虽然由于 1940 年代、1990 年代的数据不全而被低估。但幅度有限，误差不会超过 1/2，即 1940 年代最多也就 2.6%，1990 年代最多不会达到 1%。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 》’ 49— 97shujuku 数 据 库 ”：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Outline.wct?Page=6&Result=1005536&Sel ectID=1&ChannelID=5020&RecID=175；云山雾罩“跟贴”，“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2005-4-18；华林山《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见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P219）
毛泽东中南海丰泽园住宅（1949—1966 年）菊香书屋里沿用旧称的室名斋号。
从新华门（南门）进入中南海，顺着南海西岸马路行至北头一个大院，正门悬着“丰泽园”黑色匾额。曾是清代帝王每年春天在举行演耕仪式时的小憩庭院。园中东配院是菊香书屋。穿过门厅，是南北向、长方形结构，一圈标准老北京四合院形式的院落建筑，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是为菊香书屋主院。周围还通连着几个小院。1949 年 6 月以前，林伯渠、周恩来都曾在此住过短暂时期。
北房（以北为正）五间呈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雕刻、彩涂）的高台阶房子是其当中一间（过厅），东侧两间通间是毛泽东起居室，呈东西向长方形。西侧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更多时间住在该院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藏书的书屋。据说此处藏书加上 1966 年移居的“游泳池”书房，共有马恩列斯鲁（迅）全集和《永乐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的集体宿舍。江青姐姐李云露和儿子王博文在里屋附住，外屋住李敏、李讷和儿媳刘思齐，以后又住进侄子毛远新。
不但中共高层围绕着毛转，这里成为请示汇报、奔竞巴结、高层冲突、纵横捭阖、疑云重重的场所，政令权力酝酿、发布的敏感地点，他本人也习惯在私家住宅召集中共中央首脑召开除正式会议以外的碰头会（1949 年前中共在野形成的散漫习惯，此时被沿用变化为显示权威的政治权术、隐喻主客实为君臣晋见关系的心理暗示技术），使这里更加成为权力核心中的核心。在这个圈子里，“丰泽园”、“菊香书屋”、“紫云轩”成为毛泽东的代名词。
毛泽东保健医生之一王鹤滨回忆录即以《紫云轩主人》为名。享有丰厚恩泽之地的丰泽园，被人附会“泽润生民”之说暗示毛的治国之道。这个称呼渗透着书卷气、委婉、亲切、威严、神秘等多种意味、色彩和想象。所有集权体制的领袖住地都带有隐秘暧昧、威权震慑的特点，而“丰泽园”、“菊香书屋”、“紫云轩” 等古色古香、超迈脱俗的名号却为它镶嵌了一个儒雅、温馨的精致花边。
（参考资料：王朝柱《开国领袖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顾保孜《红镜头中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美]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名词。“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
1966 年 11 月 27 日筹备、推选联络员，12月5 日正式宣告成立。以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骨干，联合了部分“保皇派”红卫兵。“联动”的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101 中学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总部设在北大附中。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任志明、邹平、赵战平、董良翮、孔丹等。
这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干子弟，曾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他们发现自己烧起来的“天下大乱”之火，烧着了自己的父辈，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由于长期自命为 “天然接班人”，于是把出身不好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看成“狗崽子翻天”，他们只能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自救。其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注]
他们一方面与首都“三司”蒯大富等进行辩论，一方面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但他们也是采取武斗的方式来制止打砸抢行为的。12 月中旬到 1967年1 月上旬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联动被抓人员，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他们联合了全国遍布上海、沈阳、武汉、长沙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对中央文革。他们虽然拥有较多的消息来源，丰富的政治经验，却囿于保父并自保的个人立场，只能逆潮流而动。他们的行动因此受到绝望情绪的支配，知其不可为而为，难免有些显得过火。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 17 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 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被安上“刘邓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其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革命造反组织，指向革命群众”的罪名。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 139 人。4 月 22 日得到毛泽东下令后释放了联动成员。5 月 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而个别成员的活动则维持到了 1968 年春夏间。
在各地，都有类似联动的组织：沈阳“红后代”、武汉“三字兵”、济南“黑字兵”、武汉“特动”（“武汉特别行动委员会”的简称）等。他们也先后遭到了镇压。当年，笔者曾亲眼看到失意的联动成员怒气冲天，把其父的呢料将军装、佩戴的刺刀，裹在大衣里，在同伴面前示威、泄愤的情景。
因北京八一学校学生被认定是“联动”的主体，学校被停办了。
他们中的少数人分配工作、上山下乡时，档案里都被注明“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一些人为了避免麻烦，脱胎换骨以别样面目仕进而改名换姓。但其中真正的中共高干子弟由于是“自己的孩子”，文革后仍被列入第三梯队名单，委以重任。
[注] 可以参见资料《有关联动（老红卫兵）的历史原始资料收集了如下文献：《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最紧急通告》、《周总理在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时与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同志谈话纪要》、《自来红们站起来了！》、《做顶天立地的人》。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三联书店[香港]1993 年版）
名词。1955 年－1993 年间中国大陆购买粮食和粮食制品的凭证。这是适应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配套手段；实行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的办法，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吃国家供应粮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1953 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5年8月 25 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从此全国统一实行粮票购粮制。
最初的粮票采用 16 两制计量，1959 年改为 10 两制计量，从 1985 年起改为公斤制（公斤和市斤并存、混用）。面额有半两（很少）、壹两、贰两、伍两、壹斤、贰斤、拾斤，甚至百斤、千斤（很少）的。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在省、市、县使用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个别区镇、农场、学校、工矿发行了区域、单位内使用的粮票。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相应审批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兑换时按 25 斤比半斤交食油票）。
种如炼钢工人基本口粮加工种粮定量可达 45 斤，煤矿工人最高定量 57 斤。到粮店买粮，或进饭馆吃饭都必须凭粮票。1961 年夏吴宓到广州探访陈寅恪，陈就信函告吴，“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事见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出版社 1996 年版）。笔者下乡插队时，就常收到父母兄姊周济的粮票。
由于粮食紧缺，红薯、玉米粉等粗粮也经配搭进入城市用粮的供应范围，只是需按 5 斤红薯兑换 1 斤细粮的比率兑换。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人家愿意与不愿吃红薯的人家交换。有人在黑市上买卖粮票，赚取差价以牟利；成为部分无业者的谋生手段。这样的交易被称之为“投机倒把”，是列入打击对象的。轻者行政拘留、没收非法所得，重者判处管制、劳教、有期徒刑等。3 年困难时期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
1993 年取消粮票后，它虽然失去了使用价值，却被一些人用于收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集粮市场。一般的市价每枚 5 元到 300 元不等；辽宁省 1955 年发行的第一套粮票，2004 年市价超过 1500 元。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集粮票协会，民间还不定期出版《中华粮刊》、《粮票》等集藏刊物。
据报道，福州南公小区的吴翊斌就藏有江苏高邮粮食局于 1970 年发行的棉值 2 市万斤的粮票，它是“高邮县粮食指标划拨票”，背面注明了“此票只在本县内各企业向粮食部门或粮食部门内部指标调粮使用。使用时必须凭粮食局证明到指定点才能有效”。全套粮票共 9 枚，面额从 500 斤到 2 万斤。类似粮票当年
江苏宝应也曾发行过。江西省 1968 年版 2 斤错票，因票面上“备战、备荒、为人民”中的“荒”字印错了，将上部的“芒”印成了“芸”，有关部门责令将印好的票样销毁，但仍有不足 10 枚流落在外，现已成为文革粮票中的特级珍品。武汉市 1969年5 市斤粮票，票面为一艘大海中航行的轮船，与林彪“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题词映照，文字和图案一致，形象艳丽生动，和毛主席语录并列，称为“双语”票证。因林彪倒台、粮票废弃日久，“语图同题”票证的市场价格攀升不已。
（参考资料：姚高梧《粮票收藏与鉴赏》，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杨亮《粮票：收藏投资两相宜》，《光明日报》2004 年 11 月 16 日）
（1932— ）浙江诸暨姚公埠镇人。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家，政治活动家， 中共文革的意识形态主管，被公审判刑的“四人帮”之一。
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后曾在中国作协、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1955 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1955 年 1、2 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
1957年5月 25 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话，新华社发了电讯。他对照《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三报刊发同一电讯的不同编排形式（铅字、标题的大小、位置的安排等），写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刊于《文汇报》。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成为他在反右以前的高调亮相。后来丁玲、冯雪峰、秦兆阳、李何林、巴人、周谷城、许杰、王若望、方纪、钱谷融、刘绍棠都挨过他的批判。
1965 年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注]（《文汇报》11 月 10 日）、1966 年发表《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解放日报》、《文汇报》5 月 10 日），成了揭开文革大戏的序幕，并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此战功成发迹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 年），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7 年；参与上海夺权）、中共九届（1969 年）、十届（1973 年）政治局委员。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1970 年，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著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 1975 年第三期）。是刀笔文人出身的“当代英雄”。
1976 年 10 月被捕。1977 年 7 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 25 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姚文元辩称，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在狱中是“四人帮”里锻炼身体最积极的一人，身体亦佳。1986 年其母周文修为继承父亲姚蓬子遗产激起家庭风波，他写信给妻子动员她让步；终致平息。
1996 年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
据传，江泽民曾批示“不宜出版（回忆录）。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按月发放给 4000 元养老金。
[注]据考证柯庆施当时已病重治疗，人不在上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诸多要人是亲自参与讨论的，文章写作过程并没有叶永烈先生渲染的那么秘密。…… 不仅陈丕显和曹荻秋诸公曾经亲自参与讨论，他们看过并对这个文章没有什么异议，这才公开发表的。”（老田《陈丕显、曹荻秋曾参与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载于“乌有之乡”“文革专题研究”
（参考资料：于福存等《人民的审判》，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姚文元新撰爆历史真相》，2003 年 12 月《动向》杂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
该机构于 1966年5月 28 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增加地方负责人，人员计有：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任顾问；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等。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毛泽东多次批评国务院工作的老爷作风、畏首畏脚，夸奖中央文革联系群众， “敢”字当头。1967年1月 12 日《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起草）联合署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1966 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 1966 年 12 月至 1967 年 1 月相继被打倒。1967 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 这是一个人事更换频繁、易于获罪的险地，不少人从这里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如穆欣、金敬迈、矫玉山、王广宇等人）。
1967 年因“二月逆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刘、邓、陶、贺（龙）被打倒，朱德、陈云“靠边站”，李富春、刘伯承病休，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正受批判，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林、周、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谢富治。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作为砸烂旧国家机器的过渡代用品，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规范化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
中央文革的作为引起了联动等组织和社会力量公开或私下的批评、反对、抵制。为了给天下大乱的造反夺权活动提供安全保证，《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概括为“恶攻罪”）。但这条规定的精神后实际上发展到对适用于 “无产阶级司令部”全体成员（包括中央文革）——“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鲁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驻地查勘，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成为他名列“杨、余、傅”集团被打倒的罪责之一。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邮资。有一封 1967年8月 22 日到达北京的从山东省寄“北京文革小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组”的实寄封没贴邮票——因为革命组织和红卫兵邮寄文革信件的几项邮资规定中有一条为：如寄件人有实际困难要求免费邮寄的，按部党组电党字第 07 号密电办理，即可免费，但不必对外宣传。
1969 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动消亡。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认定：“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此前，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被判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或受到不公开的批判（陈伯达、康生）。
（参考资料：郑德荣等编《新中国纪事 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王毅《“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小雅思想网” http://www.mlcool.com/info/if001154.htm；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 1989 年版）
名词，由动词名物化转变而来。通常与“活动”相连组词。
原义是有亲密关系的个人之间私人性质的交流、恳谈。1960 年代以后演化为中共政治思想工作“一帮一，一对红”的形式。从“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资料看，该词 1940 年代的分布率 1.53%（91 条），1950 年代 7.96%（474 条），1960 年代 32.40%（1928 条），1970 年代 29.82%（1775 条），1980年代 20.45%（1205 条），1990 年代 8.01%（477 条）。1960、1970 年代占了一半多（1966 年、1967 年造反、派性冲突的高潮期除外）。那时，先进帮助后进，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向介绍人汇报思想，领导向下属了解、解释情况，做沟通工作， 运动组织者找运动对象吹风、谈话，等等，都称之为“谈心”。属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常规内容。1968 年时毛泽东说，“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使它便不但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成为权利的运作方式。开展得最广泛、规范的是在部队。
谈心双方的关系不是平等互动的，而是单向传递：一方说服、说教、训斥、命令，一方接受。通过谈心的双方就建立起了规训与服从的权力关系，成了权力渗透、控制的非正式渠道。因为被谈心的人知道，对方不是个人行为、心血来潮， 代表的不是个人意志，而是组织。这种交往看上去是一对一的形式，却不是一对—的私人关系，不就是真的推心置腹、以心换心，在它平静、温情、融洽的表象背后，是政治性权力支配关系。使得即使悖离常理、脱离实际的安排也能够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各个击破，得以推行。
官民公私边界模糊的谈心，在操作上为权力的灵活运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空间。民间交往的谈心和工作谈心并存，为后者营造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轻松氛围。开展谈心活动不但是官方标准的工作程序，还被列入工作计划，写进阶段、年终总结，成为先进的经验。当时就有一些对异性抱有好感的青年，也借谈心的名义“假公济私”地为自己感情走私行方便。
在运动高潮时某人被找去谈心了，就意味着他有麻烦了。当事人忐忑不安， 小心翼翼地应对，生怕出差池；旁观者好奇、打听，幸灾乐祸。被找谈心者既不能抗拒，态度不好带来的麻烦有时比具体问题更大，也不能说啥听啥，把所有内心话都向组织讲出来，因为那很容易被人引申出歧见并附会到阶级斗争新动向上去，给人抖落出来，制造攻击、批判的炮弹。聪明的办法是随声附和，虚与委蛇。而某人找谁谁谈心，就意味着他政治上正处于被信任的时期，是安全的，拥有谈话的主导权。
谈心的基本功能是了解情况，收集材料：劝说被谈话者端正态度，配合运动的进展，接受组织的批评、批判，为大场面、大规模的批评、批判进行准备，扫清障碍。谈心阶段，被谈心者只是处在可能的麻烦边沿，还不是麻烦的直接现实。此时被谈心者所能做的，只有顺从，不能有丝毫反抗的表示。一但出现不满、反抗，谈心就会迅速演变为实际压迫的前奏、序幕。
（参考资料：郭俊丰《开展谈心活动好》，《人民日报》1969 年 6月1 日； 新华社《领导班子成员首先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人民日报》1969 年 10 月 12 日）
表选择关系的联合词组，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性。中共体制内反思习惯使用的术语。据“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资料，1978 年—1979 年三年的出现频次占 39.53%，而其余 43 年占 60%；文革时期（10 年）仅 2 条（4.61%）。意指由泛政治化思维定势蜕变定型的顽固社会文化心态：从政治领导人到基层干部、普通百姓，在策略、行动上，偏向、主张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式、经验判断。如，土改时多划地主富农（把中农拔高）、多分浮财、吊打虐待，反右时宁可多打右派，定罪量刑时宁枉勿纵（如给刑事罪也冠以“反革命”的衔头），统战工作中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大跃进炼钢铁粮食增产时放卫星，以左的政治斗争推动左的经济纲领，等等。
由于中国现代化处于后发展的追赶状态，中共领导建立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和现代化进程，面临知识、文化、社会组织资源的严重短缺，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粹主义的风格色彩和宣传手段的生动鲜明；因为它对鼓动、吸引、组织、掌握群众的社会动员，效率极高。认识论上的超前性、极端化是达到宣传效果的好办法。这一套形成传统的方法被沿袭了下来，判断基本政治形势时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宁可估计得严重些，不能说无事；确定、处理运动对象，宁可多些、重些，不可偏少、偏轻。为达到预定目标，可以不惜采取包括蛮干、残酷斗争在内的一切手段。
从中共党史看来，“左”的发生率和危害都远远超过了“右”；“左”倾领导人卸任后的党内地位、待遇比“右”倾的好，形成了同为错误，“左”比“右”光彩的局面。有“左是方法问题，右是路线问题”的概括——因为过高的目标、过火的措施，也只是掌握政策的水平、分寸，工作方法得当与否（脑袋）的枝节问题，最多是一种片面性，他们的立场是忠诚的、坚定的、革命的，紧跟党的决策、部署的；消极旁观乃至取消却是立场、态度、感情、路线、组织原则（屁股） 的是非问题，冷静独立的理性思考往往隐含着对组织意志的疏离倾向。而基层当权者只需要向上级负责，迎合上级的政治意愿，这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机会主义策略。进一步说，在革命组织的庞大机器系统里，参与者必须作为齿轮和螺丝钉顺势运转，不能容忍齿轮和螺丝钉变成操纵手，不能容忍独立意志的存在。
进入权力体制、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最习惯采取显示革命的宁左勿右立场，哪怕他们的理智很清楚正确的方法是中和、稳健一些的策略定位。对处于竞争状态中的参与者来说，“表现”出革命，比真实对革命有利更重要（有比喻说锦标胜过健康）。因为政治领导人常常看得到的是对权力的服从、立竿见影的外表，而不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效果。其理论基础是革命作为改变旧秩序的社会变革，就是要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以上表现在中共历史上源远流长。但在文革这一切被推向了极端化，使它的内在荒谬性完全暴露出来：认定党内走资派形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完整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个人集权摧毁、代替原有制衡体制，连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都达不到法定员额（半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砸烂党政系统公检法，社会管理、生产供应几乎瘫痪；大批判无限上纲造成大革文化命，到处都是黑线专政，文化上寸草不生；阶级斗争观念四处滥用，黑牌大帽乱飞，阶级敌人满地走，草菅人命比比皆是；经济上的高积累、穷过渡，先治坡后治窝，把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对外经援脱离实际，在自己的事情都没办好的情况下，打肿脸充胖子，大把大把人民币换来离心离德（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的反目）。
如果这种政策反思、纠偏仅仅被当作危机以后社会修复的必要阶段，却不涉及制度本身及其内在机制的探究、矫正，往往容易成为新一轮循环的起点。
（参考资料：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书屋》2001 年第六期）
“批判”一词来源于德语词 Kritik（英语 criticism）。在康德那里，批判是扬弃和理解、超越（否定）和熔铸（保留），“彻底的检讨、反省”，“独立于所有经验去追求一切知识的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它主张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查。其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可以偏于肯定性的，也可以偏于否定性的，或两者兼有；否定性的也可引申为批评、谴责的意思。词性为中性的。王国维译为“批评”，胡适译为“评判”，北京大学胡仁源译为“批判”，贺麟译作“论衡”。后来“批判”成为公认共用的定名译法。
1957 年反右运动中成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的核心“大批判”，即以权力为背景、倚仗而非以事实、逻辑为归依的政治审判、裁断。“批判”被冠以“大”的词头（政治运动要“大搞”，阶级斗争要“大抓”，生产速度要“大上”，人民公社要“大办”，钢铁要“大炼”——已经成为一种修辞、思维定式），使它超出说理、论理范畴，成了用阶级斗争眼光看待一切，情绪化、非理性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其表现形式是批判斗争（简称批斗）。在基层单位对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批斗，除了乱扣大帽子（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党）的政治审判，还伴之以辱骂、体罚，挨批者只能唯唯诺诺、丑化自己。在报刊广播媒体上万人同声的口诛笔伐，没有一点杂音。
作为政治化的话语方式，1966 年以前就已经成型、普及，计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1957）、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批判（1965）等 5 次大批判（见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 ——1965 年 11 月 29 日 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月1 日）。有人把它的特征概括为：群众运动，一哄而上，乱拳锤打，践踏说理的基本规则；不顾批判对象的实际，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甚至随意虚构对象文本，怎么耸人听闻怎么编造；以政治正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敌我界限为判断标准，不用事实和逻辑讲道理，以人划线，权势压人（1949 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1955 年定胡风为反革命集团的也是毛泽东）；不容申辩，哪怕顺着批判势头的自我贬损也被认定“假检讨真反扑”，越批判调子越高，必欲打倒为止。
文革时期十六条把大批判规定为文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斗批改的主要阶段， 两报一刊甚至专门发了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1969年8月 25 日）。并把它确定为文科大学的教改方向和内容。大批判被加上“革命”的定语后，更加恶性发展到打倒一切、以言杀人的地步。虽然语气、措辞、逻辑、分析方法、视角与文革前一样，但大批判的战场由报刊、学术转向社会生活，对象指向从官员到历次运动挨整者、普通百姓，战线散乱，到处开花，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本身无人可以幸免。今天批判人，明天被批判。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成为左右大批判方向的神经质主宰。“大批判开路”非常形象地描写了它在当时所起的荒唐作用：为政治上的前面整肃清算提供民意—舆论合法性支撑。《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戚本禹）和姚文元文章（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周扬、陶铸），可入选大批判经典。
群众性大批判的战场由报刊、学术转向社会生活，被暴力化的大批判直接成为政治运动本身，大字报、大辩论、声讨通电、传单标语口号漫天飞，高帽子、黑牌、批斗砸烂了党和国家行政机器。天下大乱。甚至形成各说各话的群众性派别组织（大字报、大批判的文斗成为日后武斗的前期准备），看似这一切出于自发，其实仍然是使用着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指责对方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仍然听命于中央集权——中央文革指示、两报一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联名通令指挥、控制着一切。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时人人过关的斗私随时可以迅速发展到批修，再没有人民内部与敌我矛盾的明确界限。
1970 年代大批判出现正规化趋势，各级党政机构都设有专业的大批判组。其中最著名大批判组的有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罗思鼎（上海市委）、池恒（《红旗》杂志）、唐晓文（中央党校）、初澜（文化部）、洪广思（北京市委）等。他们不但通过“评法批儒”、“全面专政”等意识形态美容术，为造成文革社会震荡的政策修补合法化，而且给邓小平收拾残局的整顿制造麻烦，使震动进一步制度化。
后文革时期，人们清算这一话语方式时，认为它是“文艺以至整个思想战线上的‘打砸抢’”；把不讲道理、权势（政治权力、话语权力）唬人、唯我正确（革命）、泛道德化的话语/论证方式，称之为“大批判”。其中有愤怒、轻蔑、无奈和残留的恐惧。坚持一元化真理观的排他性论证（以人划线，唯我独革，党同伐异，以论带史），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大批判基因。而明火执仗地以大批判相标榜的多半是用戏拟方式开玩笑，以加强修辞效果，吸引受众眼球。
（参考资料：陈兆福《一词之译 七旬 半世纪（之一）》，载《博览群书》http://www.gmw.cn/02blqs/2001-05/07/03-229EC4364616340548256ABF002C63 54.htm；李评《彻底否定“大批判”》，《人民日报》1984年9月 21 日；申涛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清算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1977 年 10 月 27 日）
名词、文献名。即 1967年1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为了保证文革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
第一、第三至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 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东西。该条是为公安六条的核心。
第四条首次提出了一个 21 种人的名单[注 1]，红卫兵、造反派早已开始大规模地把这类人被赶出城市，送农村监督改造，得到了来自政府“法律”的肯定。1969 年 10 月根据“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实施了遣返。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 33695 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 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 40 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1997 年，1068 页）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无法进行统计（王友琴）。
这一政策支持了此前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注 2]。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并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才有后来湖南、广西惨剧的发生。1968 年湖南道县（邵阳）发生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群众组织将这“21 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
这一法规性文件，没有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仅仅用一个临时性规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合法”扩大了法律打击对象的范围，并规定“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为执法权的流失、滥用（群众专政）提供了根据。是政治权力非程序更迭时维系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极端手段。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依据的就是这一文件规定。其条例的有效性一直延伸到了它被取消的时候。有人判定，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因言获罪’明确写进法律”的一例。[注 3]
[注 1] 21 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 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 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注 2] 据不完整统计，仅在北京，从 1966 年的 8 月 26 日到 9月1 日，每天有数百人被打死：8 月 26 日，126 人；8 月 27 日，228 人；8 月 28 日，184 人；8月 29 日，200 人；8月 30 日，224 人；8月 31 日，145 人；9月1 日，228 人。
[注 3]而在《新闻出版法》制定以前，很难从制度上根绝“以言定罪”。
（参考资料：李谷城《中国大陆政治术语》，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蒙泰尼里神父《“文革”绞肉机与“公安六条”》）
（1989—1975）山东省胶南县人。曾用名张宗可、张耘、赵容等。社会活动家。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圈内人称“文胆”）、国际关系专家。中共中央悼词称他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24 年进入上海大学读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工作，是 1926—1927 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工作期间，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的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1930 年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并负责中央特科工作。1933 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更名康生）。1934 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7 年回国后背叛王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书记。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1943年7 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中共干部打成“特务”、“叛徒”、“敌探”，协助把延安整风变成一场重新站队的政治迫害，以清扫王明残余影响，确立毛泽东权威。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5 年）。
1966 年初揭发“二月提纲”是“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职务。把聂元梓大字报底稿交给在杭州的毛泽东，促成了它的公开发表。参与、领导了对高干的诬陷、清洗，捏造贺龙“二月兵变”，授意红卫兵追查薄一波“61 人叛徒集团”，他领衔的“内人党”专案有 34600 人被诬陷、16222 人被迫害致死，提交 72%中共八届中央委、候补委员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历史问题”者的名单；在刘少奇专案中起主导作用。中共八大、九大和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0 年身患癌症，1975 年病重时委托人（王海蓉、唐闻生）向毛泽东揭发江青、张春桥变节问题。同年 12 月终于不治。
1980 年 10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布其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能书（尤擅章草），善画（笔名“鲁赤水”）、治印，藏有大量善本图书、古代绘画、瓷器、青铜器、砚台等文物（有人指控他从文革抄家物品中搜刮了不少），精通俄语、德语，曾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1915 年经父母做主娶陈宜， 育有一子张子石（曾任杭州市长）、一女张玉瑛；1927 年与曹轶欧结婚，无出。
（参考资料：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崇拜语言。原本是中国古代用于祝寿的话，后被专用于皇帝。文革中被专用于对毛泽东的祝颂词，广泛应用在各种公众场合。相当于“万岁”，又比“万岁”正式、文雅、狂热。把“万岁”与毛泽东连在一起约在 1940 年代的延安，把当时认为略含封建色彩的“万寿无疆”与毛泽东连在一起却始自 1966 年。1990 年代后此语亦可略带调侃地用于平民。
源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毛诗正义》对此疏注说：“予尔万年之寿，无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悦能以多福也。”这是用来祈祷封建统治阶级中上层人物永远长寿，生命永无穷尽，政绩昭著，权力永固，生产阜盛，享有人间所有尊荣福祉的高级颂词。两汉以后它逐渐发展成为只适用于歌颂皇帝一人，顶多偶尔可用于皇后或嫡亲亲戚（太上皇、太皇后）。否则就是僭越大罪。至 1911 年推翻清王朝后此语已被废弃不用。
它的再度流行是在 1966—1970 年左右。是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的规范语言： “首先（或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共同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大概人们感到继续用“万岁”已经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敬仰之情了。最早示范性地使用这一祝颂词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7月 26 日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亿万人民怀着最亲切最激动的心情，为毛主席的健康同声欢呼，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社论是以顺应消息里群众性欢呼的民意方式提出此一祝颂词的。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辐射能力，这一久违了的语词再次被激活在现实生活的政治语境中。
当崇拜激情达到高潮,如红卫兵得到毛泽东接见时，就会忘情地反复呼喊：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其节奏为：××××|××××|×××
1967 年 1、2 月全国到处张贴的《特大喜讯》，宣称“最近通过各科医生的认真体检，毛主席可以活到 150 岁”。其时，闻者无不为之热泪盈眶，奔走相告： 觉得无产阶级革命江山终于有保障了。中央首长每接见红卫兵讲话亦必报告说： “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
当时的公众场合，如会议仪式，早请示晚汇报、讲话、写文章，私人场合如写家信，都要使用这种仪式性的祝颂词。表情庄严肃穆，不厌其烦。学校的英语课也教“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据说表达不及中文的文采斐然）。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还经常被套红印在报刊的通栏大幅标题上，每页信笺的天头；更用油漆涂写在红底黄字的粉墙上，融入红海洋。
（参考资料：陈国弘《成语语源典故词典》，岳麓书社 1988 年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
动词性偏正词组，一般是外交场合对对方国家元首表示敬意的礼仪性祝词（祝酒）。在中国国内与“万寿无疆”并用、却又次一级的祝颂词，是文革时专用于林彪的。因为当时林彪已经取代刘少奇、占据了中共第二把手的地位，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可能的接班人。《毛主席语录》前有林彪的《序言》、手书题词，有为林彪语录谱曲的语录歌（如《老三篇》），红海洋也到处有林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手书题词。
1967年6月 16 日，林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 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周恩来表示林彪此信无必要。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讨论这封信，决定尊重林彪本人的意愿， 其后官方报刊上基本没有这样的宣传了。
此举虽然一定程度表现出林彪的机警、惶恐、谨慎、谦恭，但在群众场合和民间的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仍然是两个口号并提、并列。并被引以为对林彪的崇敬和尊重。随着 1968 年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1969 年九大召开，新的政治合法性确立，个人崇拜的效用递减、退潮，渐趋消失。直至 1971 年林彪遽然在中共权力舞台失踪才正式被废止。因此仅从媒体上搜寻该词存活的时间只有几十天，而实际上可能长达 2 年甚至更长。后来“永远健康”成了林彪带有讽刺、诅咒意味的代称：“9.13”以后就有人幸灾乐祸地说“‘永远健康’摔死了”。
（参考资料：新华社《人民解放军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坚定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 杨得志同志在庆祝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3月4 日；“千龙新闻网”“文萃” 2004-12-05《历史揭秘:林彪为什么不让祝他身体永远健康》）
名词。俗称“三转一响”的合称。1950—1970 年代中国人习惯地将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社会热点归纳成这“四大件”：自行车（最普及的百姓交通工具，名牌有“永久”、“飞鸽”、“凤凰”等）、缝纫机（“标准”、“蝴蝶”、“蜜蜂”等）、手表（“上海”、“申花”等）、收音机（“红灯”等）。曾经风行了 30 年不变。是否拥有“四大件”也就成为评价个人财富、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因为在低工资高就业、只能满足温饱的物质条件下，这些东西已经算是超出生活必需范畴的高档奢侈品了；成为部分重视世俗生活的人们的生活理想。
从描写生活形态的概念体系看，当时也只有“生活水平”这样的词汇，被用来衡量地区间的收入、物价、消费状况方面的差别。像 2000 年代前后普遍使用的“生活质量”概念，那时还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想。
一些姑娘出嫁前就以是否男方拥有这几样作为衡量其是否有经济实力、个人能力、家庭前景如何的指标（聘礼）[注 1]。仅仅买这些商品的 400—500 元人民币（不包括其他结婚购置），就大约要花掉一个处于婚龄（23—25 岁）的中低收入者（每月工资 26.5—32 元）2—3 年或更长时间的积蓄（恩格尔系数在 60
—70%之间）。能够提出这样条件的姑娘，其自然条件（模样）、操持家务的能力、娘家的经济条件都会超过平均水平。除了农村没有这样基础，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也不是所有姑娘都能这样要求的。经济富裕、子女少的家庭，这笔嫁妆由父母资助，或以不收生活费的方式帮助子女攒钱成家。一直到 1970 年代末期“四大件”的普及程度才开始有了明显改观。
而且人们的价值观中，对物质的要求既不高、也是很次要的。个人对社会的无偿贡献被赋予更高的评价。社会舆论的主流不但不支持提出并以是否拥有为取舍标准的婚嫁观，还多少有些微词甚至严厉的批评（尤其在思想比较左的人们那里）。典型的婚礼公告仪式是散糖（多则一小包：2 支烟、10 颗糖，少则 2、4 颗糖不装包），没有婚宴。在当时的婚姻市场上，对家庭出身的要求，就超过了对“三转一响”的要求。配偶是否红五类、政治历史是否没有污点，将涉及到夫妻乃至子女的安全和发展等更为长远的利益。
即使在那样否定物质利益、贬斥人性欲求、思想高度禁锢的年代，人们的本能还是会在私生活领域里的人生转折点有所希冀。就是类似“三转一响”“四大件”这样对生活质量的渴求，成为最终推动僵化社会秩序瓦解、告别短缺经济时代的人性杠杆。
由于市场广阔、需求持续旺盛，四大件货源的组织就成了商业部门节日供应格外挠头的重角戏。一直到 1980 年代都还是城乡市场追捧的抢手货。
到 1980—1990 年代中期“四大件”已经升级为电视机、收录机、冰箱、洗衣机，而且许多进口品牌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2000 年代则更升级到了空调、电脑、手机、汽车[注 2]。与此同时，量度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测算 1998 年上升到 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也接近国际警戒线的 0.5（《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载“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活动回顾”）。 “四大件”倒不象以前那样普及，加上物质消费（家电、家具、婚纱照、婚宴、旅游）的攀比，结婚费用对多数人都膨胀到可怕的一个预算了。
[注 1]与传统聘礼不同的是，这笔聘礼不是送给新娘父母作为抚养女儿的补偿，而是作为新婚夫妇小家庭的共同财产。
[注 2] 1950—1970 年代四大件消费水平基本是“百元级”，1990 年代中期消费水平升级到“千元级”，1990 年代后期升级到“万元级”。
（参考资料：李玉强《“四大件”今非昔比》，《解放军报》2002 年 9 月 23 日；《中国百姓蓝皮书之四——生活质量》，《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 22 日）
（1941— ）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1961 年参军。1969年3月2 日中国军队巡逻队在珍宝岛（0.74 平方公里）与苏军旷日持久的摩擦升级为正式冲突，双方均有人员伤亡。战场指挥官分别是苏方的上尉斯特列利尼科夫和中方边防站副站长（连职）孙玉国。3 月 15 日冲突规模扩大， 中国军队共打死打伤苏军 60 余人（击毙 38 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苏军上校列昂诺夫、中校杨辛被击毙。战场击毁的一辆 T62 坦克如今仍被放置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室内。
1969 年因中苏边界珍宝岛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成为“九大”代表，并代表军队登台发言。与毛泽东等主席团成员握手。随着新闻报道和九大彩色文献纪录片的放映，名满全国。1969年9月 20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和 10 位同志“战斗英雄”称号，从连级干部直接被任命为边防团副团长。随英雄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巡回演讲珍宝岛战斗英雄事迹。1973 年选为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候补中央委员，被破格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 年又被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此时年仅 33 岁。1974 年在中央第三期读书班学习（人称“虎班”）期间，经王洪文批准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可能调任副总参谋长的传言激励下下积极“放火烧荒”，煽动揭盖子。1975 年当选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 年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委员，并在丧礼上吊唁守灵。被“四人帮”组阁名单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四人帮倒台后经过三年停职审查，在被揭发批判中检查检讨，被认为态度是好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免去其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82 年 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委批复其审查结果：经中央军委批准， 同意你们对孙玉国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作转业处理。
转业后分配到沈阳军区后勤部门所辖 7446 兵工厂（地方名称“松辽特种汽车修配厂”）担任副厂长。1985 年 7 月参加锦州全国厂长统考合格。1988 年 1月 3 日调到 3301 厂（全厂 4000 多人）任第二厂长。1991 年调到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副总经理，而后又担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政治部副主任、工会主席、军区后勤部经贸局副局长（副师级）。与其妻孙国珍育有一子一女。2001 年退休。2002 年重返珍宝岛凭吊时表示希望死后埋骨珍宝岛。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动荡岁月秘闻》，内蒙古百花出版社 2003 年版）
（1944— ）黑龙江泰来县人。1959 年就读于鲁迅美术学院附中，1963 年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67 年 6 月创作油画《毛主席去安源》，10 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经江青签阅，迅速被制作成各种印刷品发行（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送），印量达 9 亿多张，被认为“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并被赋予“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的意义。发表创作谈《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人民日报》）。文革后曾受到国画名家石鲁、叶浅予、《美术》杂志等批评。
1968 年分配到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三结合中成为副总编辑、北京市委委员，1971 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外事活动常以“文化界代表”、“中国美术工作者”、“有关方面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各界人士”名义出席、见报。曾建言解脱了古元等老一辈画家，保护了一批古代绘画，批“黑画”时对李苦禅、黄永玉等作品进行了批判。据称因发表与江青意见不合言论失势。1977 年创作油画《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由多家出版社出版。
曾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擅长人物，兼及山水、花鸟。
在北京出版社从事编辑设计工作时，所设计的书籍曾参加“莱比锡国际书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收藏。多次出访、举办展览及讲学等。其国画创作广采博收，作品深沉含蓄，笔墨洗炼。中国画作品《春必将至》获北京市优秀美术作品奖。1990 年出版《刘春华画集》。获“97’中国画坛百杰”称号。
1995 年 10 月，他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拍卖 605 万元。由此陷入一系列诉讼：被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师郝国欣时任展览总美术设计、李绍洲诉侵犯著作权（共有）；国有资产管理局认定该画为国有资产，作出将其收归国库的行政裁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亦将刘春华告上法庭，要求将此油画归为馆藏。成为轰动中国美术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参考资料：《新中国美术图史》陈履生、王明贤、严善錞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员冬鸣《的作者刘春华》，原载《女友》，收入温乐群等《动荡岁月秘闻》； “《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油画所有权属于国家》，“东方新闻”2002 年 4月2 日）
油画作品名。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1921 年）并举行安源罢工（1922 年）[注 1]为表现题材的油画。该画被称为“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文革期间在中国美术界具有和样板戏一样的地位。
它是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中的一幅画。交由偶然介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参与执笔创作。1967 年 10 月该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次年 5 月《人民画报》以“毛主席去安源”为名、用彩色夹页首次发表了该画。1968年7月1 日经当时江青批准，《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再次以彩色单页形式隆重、热烈、公开发表。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 9 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当这幅画的印刷品送到各个基层单位的时候，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组织“敬迎宝像”，比“喜迎芒果”闹腾得还凶。
该画采用左右对称的图式构成，青年毛泽东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身后是翻滚的乌云，沉降的地平线使群山显得低矮。他身穿长衫，手拿油纸雨伞，徒步走向安源。虽然山风吹拂着长衫，但身体结构的轮廓一点也没有得到体现；地上的草丛就像笨拙的工匠式描画，只好用阴影遮盖幼稚的技法。该画 1969 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馆藏登记号 GB19960。
画作的批判矛头，直指否定刘少奇曾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事实，以证实他以前就是一个“叛徒和工贼”，达到彻底打倒刘的目的（文革前侯一民画过一幅《刘少奇与安源工人》[1961]的油画）。[注 2]并旗帜鲜明地向世人宣告：毛不仅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对该画的政治意图，1968年第 9 期《人民画报》曾报道：“在江青同志关怀和支持下，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诞生了!这幅油画成功地表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光辉形象和革命实践，是一幅热情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艺术珍品。”刘春华撰文也反复提到江青对这幅画的关怀。
其后该画被收入全国统一的中小学课本作插图，并被仿制成上百种毛主席纪念像章、石膏工艺品等，广为传播。1960 年代杭州东方红丝织厂曾以此画为蓝本出品了巨幅织锦（2.2 x 1.5m），气势雄伟（1992 年 10 月 13 日在北京 21 世纪饭店拍卖，以 6.3 万美元成交）。1968 年中国人民邮政还发行了《毛主席去安源》（尺寸：40 x 60mm，编号：文 12）8 分币值邮票（设计者为孙传哲、万维生、李大玮）。发行总量 5000 万枚（1997 年参考市价 110 元）。
执笔者刘春华因此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荣誉，曾官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经常参与外事接待等国务活动。
1980 年代曾受到石鲁、叶浅予等名家和《美术》杂志的批评，谨严持重的美术史家也指出“其艺术性远远赶不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重要的美术作品”。
1980 年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行政负责人同意并履行报批手续，该画被作者取走。1995 年 10 月他将其交中国嘉德公司举行的“95'秋季拍卖会”拍卖 605 万元（拍得者为中国建行广州市分行）。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记忆，并由此陷入一系列诉讼：被郝国欣（时任展览总美术设计的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师）、李绍洲（文字组工作人员）诉侵犯著作权（共有）；国有资产管理局认定该画为国有资产，作出将其收归国库的行政裁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亦将刘春华告上法庭， 要求将此油画归为馆藏。[注 3]成为轰动中国美术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200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江西省萍乡市有关部门决定依照该画原作中毛的形象，塑造一尊毛泽东青铜雕塑像，安放在萍乡市安源煤矿新建的广场上。铜像采用芯块树脂砂技术，以锡青铜为材料，重 3.7 吨，高 5.2 米，基座高 2.8米，整座雕像 8 米高。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央视十套播出的系列节目《记忆·毛主席去安源》，也回顾了该画引起的历史场景。意味深长地透露出转型期社会冲突激起的情绪波澜和官方意识形态诱导的指向性。
[注 1]先后参与组织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安源罢工的，还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
[注 2] 为了赎罪补过，侯一民后来完成了油画《毛主席与安源工人在一起》（1979）。
[注 3] 法院判定，油画目前存放在建行，其国有状态没有改变，国家财产并未实际受损。因此对中国革命博物馆请求刘春华和建行返还油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指出，刘春华不是油画所有人，不应该将其作为个人所有财产委托拍卖，也不应得到拍卖价款。但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目前已超出通过诉讼追索时效。因此，刘春华不自愿交返拍卖所获收入，法院亦不能强制他返还。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易英《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詹建俊《中国油画行情看涨 投资要有技巧》， “艺术之旅” ；《<毛主席去安源>铜像落成》，“商都信息港”)
（1907－1978）湖南长沙人。教授，中国古代思想史家。
七岁丧父，靠亲朋资助读完上海群治大学，在长沙市中学任教。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编辑进步刊物。1939 年到广西桂林任桂林文化供应社编导、从事学术研究，并先后在东北大学（暂居三台，与赵纪彬等学术名家同事）、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任教授。因《孔墨的思想》成为反孔权威。1953 年院系调整后曾历任中山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中山大学党委会委员。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提过杨是反孔的。对他 1973 年发表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人民日报》8月7 日），毛再次评价“杨文颇好”。同年毛泽东又说：“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点哲学可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立刻安排了再版，成为当时罕见的学术书籍。即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委理论工作组副组长。1974 年被安排当选四届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其时受邀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湖南、湖北、云南、广西、山东、陕西）巡回演讲评法批儒，一举成为中国学界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曾动员容庚向“老朋友”冯友兰学习，加入批孔行列，遭到严辞峻拒。
其学术主张本为两汉以后儒法难分，但在学术服务政治的固有观念驱使下， 为紧跟当时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形势需要，参加 1974 年中央科教组法家著作注释会时，提出隋唐世家豪族源于战国时代六国贵族，儒家与世家豪族不分。替汉至唐的儒法斗争是世家豪族和庶族地主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提供了逻辑支撑，成为以儒法斗争贯穿中国历史并延伸到现代的阐释模式的主要设计者之一。1976 年提出邓小平是孔老二（搞复辟）、儒家厚今薄古的观点，配合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遭到普遍的激烈批评。他连续写出检讨。对于这段历史的官方结论为“为迎合‘四人帮’……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同意不给处分”。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1940）、《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1945）、《孔墨的思想》（1946）、《中国古代思想史》（1954）、《谭嗣同哲学思想》（1957）、《简明中国思想史》（主编，1962）、《简明中国哲学史》（1973）、《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1973）。
（参考资料：《知名学者杨荣国教授的学术生涯》，中山大学校报（新）第75 期，2004 年 7 月；温乐群等《动荡岁月秘闻》，内蒙古百花出版社）
作品名。文革儿歌。歌中唱道：“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红日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因为歌曲旋律清新、节奏活泼，只有 9 度音域， 演唱的适应面广，富于儿童特点，不同于当时占据乐坛的“语录歌”、“忠字歌” 千篇一律的进行曲、战歌那样的高亢、声嘶力竭，在当时脱颖而出。因欢快的情
绪渲染契合了儿童的感知、接受特征，而受到他们喜爱。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制作下，还是被加工成了点缀“镀金的天空”的流苏、金边，服务于爱党、爱国教育的需要。不少人回忆起当年生活，都说是唱着、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1970 年 9 月这首歌发表在上海出版的《红小兵歌曲》上，1971 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972 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文艺节目把《我爱北京天安门》搬上银幕，随后录制了唱片，同年被编入国务院文艺组主编的《战地新歌》第一辑。歌曲越唱越红，成为儿童集体演唱中入选最多的曲目，并被编成各种版本的儿童舞蹈。1981 年被辑入广东花城出版社《抒情歌曲集》。
这首儿歌经反复使用、加工而成为歌诵性抒情歌曲中的标志性作品，进入了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的行列。被翻译为英文、日文的不同版本。1984 年 4 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前，美国艺术团在北京演出的第一个合唱节目，就是《我
后来被多次改编成各种样式、体裁的乐曲（如手风琴、木琴独奏曲、二胡齐奏等）。1973 年无锡惠山泥人厂泥塑创作的同题泥人彩塑获得极大成功。还有一些摄影、绘画等艺术样式的作品也借用它来替自己命名，以获得语义双关的修辞效果。
歌词作者是 1970 年小学 5 年级 12 岁学生金果临，曲作者是上海第六玻璃厂年仅 19 岁的徒工金月苓。金月苓文革后（1977 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与谭盾、陈佐湟等日后成为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的学生同学，毕业后任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音乐编辑。据 1999 年的报道，金月苓已创作有各类抒情歌曲二、三百首，其中一些作品获得全国音乐比赛的各种奖项。
（参考资料：赵晶《<我爱北京天安门>诞生前后》，《南方都市报》1999 年 6月 3 日）
副词。与形容词组成最高级形容词组。文革初期广为流行、大量使用的修辞手法。军人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较早习惯使用这种修辞手法。因此很快流行到了全国、各阶层。其手法单调而效果强烈（以不变应万变）；反复使用却也令人容易疲倦。其流行期的起讫，集中出现在狂热个人崇拜、急风暴雨式的文革高潮（1966—1968 年）。此后这一反语言修辞手法的流行迅速降温。
以“人民日报’47—97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看，“最最最”1966、1967 年两年（1965 年以前不见）出现的频次 21%，其余年份的频次 2%；相差 10 倍。而“最最”出现的频次 1966 年 16%，1967 年 86.81%，1968 年 11.54%，1969 年 5.04%，其余年份 0.3%。
与单音节形容词结合的构词形式为：最×最×。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林彪）。与双音节、多音节形容词结合的构词形式为：最最最××××。如，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最最最强烈的抗议。在极端的时候，“最”字的重复迭用可多达 4 个、5 个以上甚至更多。
最高级形容词组不加限制的堆砌，离开了汉语传统的表达规范、习惯，成了那个否定理知、准宗教狂热的年代的文风标志。否定知识，否定理性，无需坐标系、参照物来描写，“最”就是简捷而方便的标签，倍数相乘即程度翻番的量度。连用、叠用“最”字的比赛，似乎成了考验革命性强弱的攀比、打擂台。无“最” 不成篇，无“最”不成句。这种现象被语言学者称为“同义词重复形式”，成了病态强迫症，让人怀疑说话者是否患有结巴的语言障碍。在这里，“修辞”与“立其诚”的关系，要么是疏离的（有意作假、撒谎），要么是盲目的。吊诡的是，滥用形容词的结果不但无助于表达的加强，反而导致形容词效用和使用者诚信的贬值。
这种修辞手法，集中地侧射出当时那种非此即彼、事事走极端，简单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过敏型、神经质的非理性（反智型）情绪化的心理反应模式。带着分析、辨异能力发展不充分，倾向于简单认同的儿童期认知水平的特征。它与阶级斗争的认知模式有关。在这种模式里，敌我双方一经认定，价值取向便被确定：好就一切皆好、最好，坏就一切皆坏、最坏；没有过渡形态、中间状态。在这些词语表象后面蕴涵的思维特征是，用感情好恶代替实践理性，以实用利害代替科学认知，让需要代替事实。
2000 年代在语言夸饰成风的情况下，这种修辞语体再度出现，“最最最”与 “暴强”、“便宜”、“幽默”、“亲爱”、“简单”、“优秀”词语等组合搭配，已经带有鲜明调侃玩笑色彩，有的竟成了滥情者打情骂俏的习惯用语。
（参考资料：谢云《修饰语的贬值》，《杂文报》1985 年 8 月；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及其原因》；“人民日报’47—97 数据库”； aicaihen《烦金庸不是一天两天了》，“新浪网”“读书沙龙”2004-11-19）
（1921－1970）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林果和蔬菜专业，1957 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划右派。贬到甘肃省静宁县农牧站任教师。
在文革时，她公开主张自己的观点，质疑当时被揪出的“叛徒”、“特务”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口供，指出“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大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被宣布为“反革命”，揪出示众，遭到抄家、毒打。她的笔记、在海外的哥哥的信件和集邮册都被当作了罪证。她曾两次上访，表达自己的观点；均被半道抓回。被邻人看作智力有缺陷、不可接触者、不合时宜的人。
1969年1月 23 日静宁县保卫部根据农牧站上报的材料，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她。批斗她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大右派”、“国际间谍”。同年 7月 1 日被判刑 5 年，解到“省第四监狱”。在狱中继续书写笔记，重申“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奉承的小人，把毛主席包围了”，对林彪的“无产阶级政治”和“无限忠于”提出批判。强烈担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法制的不完善。并要求将意见向上递送。先后留下了 30 万字文字材料。
在把杀人权力下放到县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1970年4月9 日）被判死刑，4 月 14 日被执行枪决。年仅 49 岁。刑前被割断喉管。
其夫李如璋（右派）也被判处 12 年徒刑。
1980 年 11 月 29 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召开大会为毛应星平反昭雪。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称号，中共甘肃省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参考资料：金石开编《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 年版， P100 ；《 1980 年 大 事 记 》，“ 甘 肃 经 济 信 息 网 ” http://www.gsei.com.cn/aboutgansu/gsgk/nianb80.asp）
名词。原指“幼小的动物”（民间多用作骂人的俗话俚语）。文革中用作对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走资派”…… 一切敌对阶级的子女的蔑称。
在造反将起未起的初期（1966 年夏），官方曾有不许狗崽子造反的规定，以抑制造反的势头（后来被当作“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进行批判）。在揭批走资派的浪潮中，革干出身的红五类失去了天然的保护伞，而以此时是否属于被打倒、革命的对象重新划线。该词流行于文革前期，其实际影响却贯穿了整个文革。此语大量用于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口语中，未见于当时报刊；可见中央文革、官方舆论是不主张的，因为不符合打倒走资派的战略目标。但却可以从此前官方实行的阶级路线中类推、分泌出来。
既然父母是“狗”（革命、专政的对象），子女在血缘延续上就是“狗”的孩子（生物性），因此也继承了同样的阶级本性、思想感情，就成为了“狗”（政治性）。阶级路线本身就包含了社会歧视，但赤裸裸到把人视为非人，确实是文革的伟大进步。喊的次数多了，被喊者竟也有了认同的错觉。
“狗崽子”们受到来自两个生活圈子的同龄社群的压力：学校和邻里。在学校，他们遭到和父母差不多的待遇，被歧视[注]，遭到批斗、毒打，关押进私设监狱，强迫做苦役，还让他们在父母挨斗时参加陪斗、对他们实行抄家；在邻里， 他们被排斥在同龄孩子的游戏、交往之外，受到孤立、冷落，遭到无故辱骂，玩具被抢夺……普遍的敌意使他们丧失了少年儿童赖以成长的宽容环境，性格偏于内向，出现交往障碍，形成程度不同的心理畸型。他们中一部分处在黑七类边缘的人参加了稍晚的造反派红卫兵，主张攻击蜕化为特权阶层的官僚队伍（“新生资产阶级”），其激进的姿态更接近文革的本义，成为走资派的克星。对他们所受屈辱的猛烈报复。在农村插队落户期间，招工、参军、升学等返城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婚恋时往往只能在身分相当的自己人圈子里选择，如果越出该圈子就会被视为“高攀”，甚至酿成悲剧。
红五类是阶级路线政策的受惠者。他们被当成“狗崽子”，只是受误伤时的落难。是自己偶然落进了父辈构制的陷井。
文革后随着阶级路线的政策渐次丧失合法性和效力，这些人或进入大学补课，或投亲靠友出国永别伤心地，或因家族渊源做起了生意，或占据社会上科研、管理的各个重要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有的凭借父辈重新获得的权力尽情享受生活、钻营官场，发财显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再年轻的他们，竟戏剧性地成了被时髦女性追逐的“香饽饽”。
[注] 如，开斗争会的时候，“红卫兵”坐在椅子上，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同学们唱《我是贫农好后代》，狗崽子不许唱；在食堂红五类先打饭，狗崽子最后打。
（参考资料：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 年版；钟瑜《狗崽子札记》，“铁血读书”）
名词。名物化的主谓结构短语。一种揭发方法。与“面对面”相对，是制度规定的公开“告密”，在揭发人与被揭发人被分隔情况下进行。被斗者不出场的批斗，也叫“背靠背”（极少）。不同于美国职业篮球 NBA 赛制的“背靠背”（back to back：连续两次），指同样的对手（球队）两天之内在两座城市连打两场。
特指文革的运动中，组织参与者分别提供有关人（运动对象、候选者、嫌疑人）的情况（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大事、小事，乃至因背景不清而能引发无穷联想的琐碎细节；公共事务、私生活），发表针对他的意见、评论，而不与当事人直接见面的方法。这是运动的初级阶段，为后续的批斗做准备。具体做法，可以是小组会上的发言，口头的直接向组织者陈述，也可以是书面的材料。其时流行、倚重、常据以定案的外调，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背靠背方法。
这种方法特许在单位范围内进行的有组织的揭发、批判，揭发、批判人无需负核实之责，主持人对揭发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支持、保护、相信。[注]揭发者的行为通常被看成对组织的相信、依靠，因为对组织应该无条件信任，无话不说， 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而不是背后打小报告，暗地使绊子、打黑枪的小人行径。而在现代刑事辩护学看来，不出庭的证人证言只能视为传闻证据（效用极低），因为它无法揭示取证经过和具体背景，难以保证其可靠性、准确性。背靠背做法依据的深层观念是源于中世纪的有罪推定，只要不能你的证明无罪，就将其当做有罪对待（与现代保护被告的无罪推定——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主体有罪的情况下， 只能将其当做无罪对待——背道而驰）；把举证责任归于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告人。它认为程序公正是繁琐的资产阶级法学，只要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公正”，形式、手段是不重要的。
这种揭发方法的功能是，打消了人们在面对面时的不安、顾忌，使人无需为自己说的话负责；让他们为了表现积极，解脱自己，逃离挨斗、受惩罚的危险， 陷于无穷的互相撕咬之中。即使有掌握政策认真的人要求严格质证，而未能证实， 也只是“好心（相信组织、政治可靠）办坏事”。它纵容了人性恶的急剧膨胀。人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这种揭发方法就是给卑鄙者发放并使人陷于卑鄙的通行证、方便之门。这一切更像是一场威慑力巨大的心理战：大家都怕被动，于是疯狂地咬人。表面看上去比当时流行的面对面批斗（常常伴有被认合法的暴力场面）的形式易于控制，要文明一些。但是它往往是面对面批斗的前奏、准备和组成部分，并不能避免暴力使用的后果。
由于宁枉勿纵、左比右好的心理定势，相信并不放过所有揭发出来的问题， 并采纳为证据进行批斗，或穷追猛打地追究，制造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新的兴奋点、丰富素材和紧张气氛。当事者对任何真实情况的说明、辩白，都被指斥为“不老实”、“狡辩”、“反扑”。尤其是这种揭发方法得来的材料被自动作为控方证据，在被揭发人没有基本人身权利、没有沉默权保护，被取消自我辩护的条件下，它的杀伤力特别大。对这种方法的肯定、采信，成为文革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证据学上的制度根源。
[注]相类比较：武则天当政期间，采取严刑峻法，大肆诛杀异己。为了挖出、扑灭潜在的威胁，她在朝堂上设置铜匦(类似于“检举箱”)，奖励告密。各地告密的人，不论贵贱，都可亲赴京城，沿途受到驿马和五品官的物质待遇。凡来告密者，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相互不得询问告密内容。
（参考资料：《危楼》第二章 19，转自“榕树下”网站；田文昌《刑辩律师在大要案中的作用》）
名词。与敌方“有特定传播对象、作为情报传递手段、收发电文的无线电台” 不同。泛指国外的华语广播电台，主要指称国外美、英、苏等敌对国家和地区（台湾）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英国）、“莫斯科之声”、“日本广播电台 NHK”、 “澳洲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站”、“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等等。这些广播电台所取的政治观点都与当时的中共当局敌对，对中共政策持批评态度；而国外的其他广播电台，如基督教福音电台等，对中共政策基本持中立态度、但意识形态不同的，也被囊括了进来。也可以叫做“外台”（境外广播电台的简称；因为中国的友好国家都没有华语广播，只有敌对势力出于颠覆的用心， 开办了华语广播）它们常受到官方机构强大的干扰对抗，如有重大敏感事件（珍宝岛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尤其这样。
由于对宣传舆论和意识形态采取控制政策，普通人无法得到关于现实情况的真实报道。一些有独立思考倾向的知识分子就利用无线电台收听国外报道，以此满足求知欲。这种行为包含了以对现实、官方宣传的不信任，包含了越轨的可能性，因此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也有无线电爱好者把它当作检验自己收音机的灵敏度的手段，或因无意、好奇偶然收听，不慎被人发现而获罪的。公开的无线电爱好者就会被列入嫌疑者名单，受到经常性的善意劝说、敌意警告和惩戒性盘查。而不被单位组织信任，跻身有瑕疵者行列、在晋升等当口受到额外的质疑、为难，更加是最轻微的后果了。连普通老百姓也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屡屡告诫有无线电爱好的子女不要去触雷区、惹麻烦。
《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文革意识形态控制的创造是禁其听——禁了听就无法想（心），无法想就无法说（言），无法说就无法串联行动（事）。 真是极具创意的治本高招。
直到 1980 年代以后，获取信息的类似控制、禁忌渐趋松弛，尤其是互联网广开信息通道后，这种事情就无人理会，再不会受到以前那样的处理了。但人们还是心有余悸，有种吃禁果的兴奋、战栗。1989 年曾有一段短暂而张扬的复苏（收音机销售为之断档），1990 年代以来该词已经不见于日常口头语言。
[注 1] 买不到短波收音机：出售时带有短波的收音机要拆掉短波部分，留下无害的中波部分。 [注 2] 有估计说，“而一般民众偷听《美国之音》与《自由中国之声》广播者已逾亿。”（黎望树《李宗仁回忆录批判》，）编者按：怀疑数字有夸大——说是总人数无疑过大，说是人次数又嫌小了（而且时间的起讫也不易界定）。但无论如何，偷听者累计起来的绝对数应该是很可观的。
著作名。1970 年代以手抄本形式在青少年中流传的色情读物[注 1]。
该书全长 5000－6000 字，近似一篇放大的日记。讲述一个少女与三个男人的性关系。她放暑假到乡下姥姥家玩，与外地读书的表哥经常在一起，偶然偷看表哥洗澡，并被其身体所吸引，两人因爱慕而偷尝禁果。后来暑假结束回到学校， 又与体育老师发生了关系。后来结了婚仍无法忘怀旧日情事。其中有一些对男女身体器官和性行为的描写。据文革地下文学史家杨健介绍，该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时代背景，记叙了主人公（“我”）与表哥认识、热恋，被他所诱惑，肉体接触由远而近，通过两人的三次接触描叙了少女的性启蒙、性经历。作者用有限的艺术语汇讲述她的性恐怖、性经历之后的狂喜，笔调夸耀而张扬，是对“性” 的赞歌。忽略其他情节的交代和情感铺陈，而集中笔力专写性事，对性事过程的描写极尽渲染。传抄过程也是该书加工、扩张、变形的过程。有人甚至称其为“性教育手册”。
1998 年 11 月从广东图书批发市场曾流出一种标明“哈尔滨出版社”的，以“七十年代中期轰动中国的禁读手抄本首次面世”相标榜的同名书籍（书号ISBN7－80557－388－4／G·106）。有报道说该书是洁本，其“情节曲折，描写细致，在涉及性知识、性观念、性体验、性行为的地方，用词适当，并无过度渲染和色情的描绘”。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只是假借昔日《少女之心》的名义“谋求轰动效应”、追求商业利润的仿冒作品。
2004 年由北京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白士弘）策划、摩罗作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少女之心》[注 2]曾获准印行，一天销售 4000 册。但在国内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后，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发文通告“各有关出版社，均不得安排此书出版”。据称该书与 1998 年的同名书如出一辙。
[注 1] 杨健认为《少女之心》与《曼娜回忆录》（10000 字）是不同的作品（前者专写性事，后者注重情感的反映、变化），但也有人认定两书同物而异名。[注 2] 有人评论说这本 260 页、10 多万字的书只是盗用《少女之心》的名义，与原作没有关系。小说梗概为：16 岁少女黄永红发现母亲与人“通奸”，写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她与同学男生李国华交往，因误会被老师抓住。黄被送到农村母亲处，竟巧遇同被学校开除的李。俩人怀着好奇、冲动开始身体接触，数次探索均不得要领而终。他们的关系被家人发现强制将其分开。此时另一发配农村的姚大明俘获了青春躁动期的黄，使之迷失在爱欲中。后黄李邂逅，因旧情复燃走向越轨。黄李交往被姚大明发现，两人遂相约以决斗方式。李失手杀死了姚， 继而自杀。黄因此被关进监狱，被威逼诱供写下一摞厚厚认罪书——即《少女之心》。
（参考资料：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93 年版；甄有财《冒名走江湖》，《中华读书报》1998 年 12 月 23 日；《文革被定为黄书的手抄本少女之心重现 真伪难辨》，《北京青年报》2004年2月 13 日）
作品名。 1965 年 6 月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率应届毕业学生 5 人，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一道[注 1]，以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盘剥史实为原型，历时数月集体创作的大型泥塑群雕。群雕共有人物 114 人，道具 108件，有 7 个部分（“交租”、“验租”、“过斗”、“算帐”、“逼租”、“反抗”、“上山打游击”）、26 个情节组成，全长近 100 米。 “上山打游击” 一组的造型，是在文革中增加的，后来又被删除、收藏起来了。泥塑群像汲取了民间传统泥塑方法[注 2]。
由于泥塑群雕直观地阐释了阶级斗争理念，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应和了当时夸大阶级斗争严重性、强化阶级斗争教育的政治需要，1965 年 11 月 25 日至 1966 年 3 月群雕在北京展出，引起轰动。中国美协编写的展览演示文稿说：“《收租院》……（2 个半月） 共接待观众 47.35 万余人，需要看这个展览的总人数估计当时在 200 万左右。” 这一事件被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等称为“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规范一些的评价为“雕塑标兵”（王朝闻）、“革命雕塑的样板”、“无产阶级艺术的高峰”和“里程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更被《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许为“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创举”。
复制泥塑、陶塑和图片资料展也曾出国到越南、阿尔巴尼亚、挪威、瑞典、芬兰、丹麦、法国、日本等国展出。1974 年四川省委拨款 32 万，集中四川美术学院 14 人和院外 5 人，重新复制了一套可以永久保留玻璃钢镀铜群雕。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的《收租院泥塑雕像》画册有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 9 个语种的版本。
有研究者指出，这组群雕给人的强烈情绪是“阶级仇恨”，是对中共动员、组织工农运动，调动因财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社会身份差异导致的怨恨，取得政治竞争优势和政权的历史的观念形态的反映。与“喜儿”（《白毛女》） 、“周扒皮”（《高玉宝》“半夜鸡叫”）故事一起，成为阶级剥削、压迫的经典象征。在这组群雕配合、推动下的大规模政治教育运动，在气氛、心理、情感上，对文革的发动和文革中斗地主、斗黑帮、斗老师到派性斗争乃至武装械斗，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支援。煽情使人耽于崇高的道义冲动，而废弃思，自然也罔于思，因此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就显见得特别的残酷、残忍。
1972 年接到国世界著名的卡塞尔文献展（德国）的展出邀请，未能成行的遗憾终于得到补偿：1999 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城举行的第 48 届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对《收租院》进行行为主义式复制并获奖。引发了一场保卫《收租院》的版权争议，和怎样阐释《收租院》的争论。1990 年代以来由于刘文彩被改正为“民主人士”，泥塑群雕不再对外展出，就变得“门可罗雀车马稀”了。
[注 1] 创作组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应届毕业生李绍瑞、廖德虎、龙绪礼、张德熙；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美工唐顺安；四川省南充地区民间艺人姜全贵等组成。由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提出资料和布局构思，雕塑系师生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合作创作。当时新闻报道的署名为“四川美术工作者”，一则是其时集体创作的署名惯例，二则也反映了创作人员多方参与的实际。叶毓山因在后期复制、完善中的贡献而闻名。
[注 2] 材料使用和制作过程与民间做“雕塑”的方法相似：按照塑像的动态，用木头、铁丝搭架子，再捆上草绳，用掺合了稻草的泥抹出大致形体；半干后用合沙子、棉花的细泥，刻划细致的部分；并且用烧制的黑色玻璃球当作眼珠， 使人物的情态和神采更加逼真；而箩筐、肩担、鸡公车、谷风机、桌椅、屏风、算盘、扇子、草帽、监栅等为现成物。
[注 3] 1966 年故宫奉先殿版（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教师和红卫兵）、1967年 3 月紫禁城文华殿版（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组织；四川、北京、上海的雕塑家们应召实施）、1970 年四川大邑陈列馆版、1972 年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版。
（参考资料：笑蜀《“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岛子《的复制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三期 2003年8月 26 日）
名词。在文革中，常与“深厚”、“朴素”、“强烈”、“无产阶级”、“激发”、“增强”、“密切”（先后依类别、频次排列）相搭配。意指对阶级认同、外界阶级斗争等刺激、事象的主观感知、内心体验、情绪心理反映。其含义和用法，都与“阶级立场”相近，但比较起来，阶级感情接近未经升华的本能，距离理性、理智更远一些，是更为基本的东西。
与阶级出身（阶级成分）、阶级烙印、阶级本质、阶级友爱（阶级兄弟）、阶级仇恨、阶级立场、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等组成了一个观念链条。在阶级感情概念中，工农兵是政治革命性、道德纯洁性的正宗，是像血缘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观点强调，仇恨阶级剥削、压迫的感情是一种自发倾向、引导革命的先天秉赋；它比理性认识更具有优先性，更可靠。而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阶层， 就带有先天的缺陷乃至原罪，被判定与剥削阶级有直接或简间接的关系。他们除了理智上认同于中共的纲领、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必须用永无休止的改造， 通过忏悔、赎罪，把自己矮化、非人化来培养阶级感情，从而成为革命机器没有自主意志、主体意识的组成部分。
阶级感情，也是实行阶级路线，即在政治上划分优劣等级、组织上划分集团、受惠层次的充分理由之一。阶级感情没有问题，即使出了什么偏差，也可以得到原谅；阶级感情不对头，再怎么谨小慎微，也会动辄得咎。阶级感情比理智认知有更多优先权。当它被推到极端时，就成为文革暴力的正当性资源，甚至成为是非乃至法律判据——比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民粹主义的显性表征。
综上可知，“阶级感情”概念在中共意识形态体系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注 1]看，它的出现频次在文革十年（1966—1976）比平常年景高出 40—50 倍的反常现象，足以说明它的语义、语用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嬗变。它意味着认知方式的反智化——强调对革命
[注 1]“《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阶级感情”频次分布
年代/年度 频次 年代百分比 年度百分比
1940 年代 15 0.26 0.087
1950 年代 84 1.70 0.17
1960 年代 3258 55.95 5.595
1966—1969 2602 11.17
1970 年代 2387 40.99 4.099
1970—1976 2077 5.096
1980 年代 62 1.06 0.106
1990 年代 17 0.29 0.048
[注 2]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也曾说“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均无人反驳、异议，可见代表了某种共识。其间起过渡性的逻辑支撑，就是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概念。
（参考资料：克雷奇等《心理学纲要》，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红旗》杂志写作组的笔名、代称（寓“持之以恒”意）。另有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笔名轮换使用，像孙悟空用汗毛变出的替身，为自己壮壮声势。其中以“池恒”的身价最高，一般是发表重点文章时使用。活动于1974年1 月至 1976 年 10 月间计有 33 个月。其驻地在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写作组由该杂志总编姚文元组建并直接掌握。其中肖木、胡锡涛等是姚文元从上海市委写作组调来的。重点文章撰文前姚文元要布置选题、写作意图、论点、材料，写成后仍需送他多次审阅、亲笔修改，最后才能定稿。
该写作组的文章仅限于在《红旗》杂志上首次发表，写有 50 多篇文章。代表作有《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法》（1974）、《学习理论 执行政策》、《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1975）、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1976）等。该写作组的重头文章，从点题、内容、结构、手法、署名到反复修改，多由姚文元布置、授意、经手、过问。因《红旗》杂志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性质，“池恒”文章发表后，全国报刊多以第一时间、显著位置转载。
池恒既是写作班子又是编辑班子，它同时还担任着组织工作：与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等御用写作班子密切联系，通报组稿意图，协商修改、润色， 并为之提供发表园地，起着某种居间协调的枢纽作用。因此它的作品，就不仅是自己作为作者撰写的单篇文章，还有作为编辑成品之刊物整体的《红旗》杂志。
（参考资料：樊思《一个反革命的政治纲领——评池恒的反党文章》，《红旗》杂志 1977 年第 8 期；《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揭批姚文元利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人民日报》1977年3月 25 日）
名词。文革中晚期（1973—1978 年间）城市街道居民自治性的群众组织。由上到下，其隶属关系呈现金字塔结构：街道革命委员会（现称街道办事处）──所属地段（相当于居委会，下辖数十个向阳院）──向阳院（100 多户居民， 相当于一个居民小组）。大致与街道门牌号码的一个编号相对应，是相对集中的居民点，在建筑特征上表现为一幢大宿舍或一个院子。又称“团结大院”、“革命大院”、“社会主义大院”。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出版中篇小说《向阳院的故事》[注 1]，“以表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少年儿童为主要内容，描写一个城镇居民区向阳院的孩子们，利用暑假开展学雷锋活动，支援国家公路建设的故事”。1974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了同名电影（导演袁乃晨，演员浦克、章申、吴芸）。[注 2]在这样的示范推动下，这种社会管理、政治教育、治安调解、文化生活多种职能集于一身的群众性组织形式很快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它除了负责办理居民的有关公共福利，组织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治安保卫、公共卫生工作，调解邻里纠纷外，较多的管理事务是中小学生和无业的社会青年，尤其是其中的问题人群。他们表现不佳，或聚众斗殴，或小偷小摸，问题超出了一般的小纠纷，但严重程度又没达到劳教条件。向阳院通过组织天天读、政治学习、跑步锻炼、做环境卫生、文艺演出等活动，把这些失控人群联系、固定到一定社会组织中，减少他们自由活动时段犯下罪错的机率以利社会安定。组织者通常由户籍民警、地段代表、相邻的中小学校派出教师的三结合班子充任。寒暑假中向阳院的活动就格外多于开学期间。
先进典型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向阳院。由于它的组织形式具有较强渗透力，被称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重要阵地”。连一家一户的私生活隐秘都被纳入组织的视线（因为厨房、水管、厕所都是公用的），无处藏匿。有报道说，它在监视、清查、抓获天安门事件的暴徒和抗震、防震中，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注 3]
[注 1] 故事说，1964 年暑假，退休老工人石爷爷带领向阳院孩子到筑路工地扒砂礓，学雷锋、练思想。受到同院坚持反动立场的胡守礼仇视，他利用个别家长的旧思想，采取各种手法腐蚀孩子。石爷爷在镇党委和多数家长支持下，同孩子一起粉碎了胡的破坏。胡不甘心失败，制造山洞塌方事件，妄图伤害儿童、嫁祸石爷爷，在千钧一发之际，石爷爷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孩子们。事后，胡守礼被揪出来，孩子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注 2] 2004 年“淘宝网”电影连环画叫价 48 元。
[注 3]延伸思考。户籍：法律治理空间/身份的行政定位；粮油证（粮食关系）：口粮供应管道/生命物资的行政定位；单位（包括档案等）：就业福利的唯一供应者/谋生手段的行政定位；向阳院：社会组织管理/居住环境的行政定位。这四者像一张无远弗届的网，把人们的社会流动卡得死死的，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落实。
（参考资料：林尽染 《紧紧掌握时代的脉搏——评儿童文学作品和》,《人民日报》1973 年 12 月 30 日；新华社记者《用社会主义占领城市街道思想文化阵地 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批林批孔运动给北京市北新桥街道居民大院带来深刻变化》，《人民日报》1975年1月 27 日）
（1940— ）北京人。乒乓球国手，政治活动家。
1960 年参加国家乒乓球队，三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队员之一， 并在第 26、27、28 届（1961、1963、1965 年）三次蝉联男子单打世界冠军（1973 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授予他复制的“圣·勃莱德”杯），成为中国第一个在世乒赛上荣获“三连冠”的人。并获一次世界双打冠军(1965 年，与徐寅生合作)和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单“三连冠”。其典型的亚洲直拍近台两面快攻打法，正反手均能起板，速度快而稳。引领一时国际乒坛风气。成为当时年轻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
1966 年作为“黑尖子”遭到批斗，被逼造反。1971 年在日本名古屋 31 届世乒赛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的邂逅交往（搭车交谈、互赠礼物），成为实现中美乒乓球队互访、推动中美关系转暖的契机（被史家修饰为戏剧性的“乒乓外交”）。由周恩来提名担任中国访美代表团团长。
1972 年参加中央读书班（培训各地造反派）。全面追随、贯彻当时主政者的政治、文化主张和人事亲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猛攻国家体委主任王猛、李梦华， 闹“体育革命”把全国体操锦标赛（1976 年）搞成“体操运动员为工农兵汇报表演大会”，聘请工农兵评论员采用评议表扬排名方法，排斥徐寅生、李富荣等乒乓国手和郑凤荣、郑敏之等告过他状的体育功臣。历任中央委员、国家体委主任（1974—1976）。1975 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76 年 10 月起被撤消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四年。1977 年自杀被救未遂。后被免于起诉。
1980 年被派往山西省乒乓球队担任教练工作，与钮深合作著有《闯与创(庄则栋自传)》（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年版，由日本乒坛宿将、乒协主席狄村翻译1999 年推出日文版）、《三十六计与乒乓》；1984 年回北京少年宫工作。2000 年退休。在济南开办“济南庄则栋学校”（1999 年），在北京海淀区举办少年乒乓球学校（2001 年），并创办庄则栋—邱钟惠国际乒乓球俱乐部（2002 年）。
与钢琴家鲍惠荞的婚姻（1968—1985）育有一子一女，1987 年与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佐佐木敦子结婚。曾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做过人物专访，传记作家叶永烈著有《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
（参考资料：关鸿、黄伟康《庄则栋沉浮记》，收入阳木编《“文革”闯将封神榜》，团结出版社 1993；《庄则栋重返乒坛》，载《回家》卷二，三联书店 2003年版）
主谓结构短语。处理量刑问题时以民意（对犯罪人的愤恨程度）、情感性的公众舆论为重要参照系的一种观念、理论、方法。文革时的死刑布告、公判大会， 列举罪犯犯罪事实以后，宣告量刑的死刑之前，都有这么一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强调量刑的合理性。
这种观念、方法认定，民愤大小体现着犯罪（如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对人们既存价值观念的破坏程度，反映了人们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的严厉程度，内涵着人们要求惩罚罪犯以求恢复价值的心理平衡的愿望的强度。是否能平息民愤，是社会公正实现程度的一个尺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民主的要求，是群众路线、群众专政、群众办案在量刑上的反映。应和了毛泽东式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基本预设。公然否定了司法独立原则，把法律外因素合法地引进司法体系。与中国古代“天理、人情、王法”合一的司法原则相契合。
外部环境——一定时期内人们的价值观相联系，而具有变易性（如文革“公安六条”规定的恶攻罪），可能被媒介放大、误导，且又不可能量化，授予量刑人较大的裁量权，无论由于观念偏差还是认识技术、手段的局限、失误，容易造成裁断者的主观臆断、误判。如果据此定罪就会造成量刑的畸轻畸重，甚至冤案、枉杀（如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这种基于运动式、革命型的量刑标准，带有鲜明的人治随意性特征，是对刑法惩戒功能的滥用。
在政治权力肆行无忌的情势下，法律本来应该是维护社会、理性的最后堤坝。“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把民意、人民主权作为司法的终极标准，给以绝对化，让民意做法官的法官，达到人民主权对司法的审判，实际上是授权给玩弄、操纵民意的政治权力，彻底取消程序合法性，也就取消了司法。文明失去了维系平衡、避免翻车的最后的刹车手掣。
由于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求“第二武装”（民兵）“要唱政法工作主角”，在辽宁竟推行什么群众侦查、群众审讯、群众审判、群众定案、群众执行的“五群”经验。“文革”前期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对公民抄家、游斗、通缉、劳改等，合法的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被砸烂，代之以诸如“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
[注] 对于死刑问题，1951 年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送审的会议决议中专有批示：“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又批示道：“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 以观后效的政策。”
（参考资料：缺月《法律与民愤的关系》；李利《死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关于废除非暴力犯罪之死刑的断想》 ，“北大法律信息网”；付立庆《刑事审判中“民愤”须慎待》，《时代潮》2003 年第７期）
文献名。是 1966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简称、别称。是发动为期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
《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详该条）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开展文革准备的组织措施。
《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批驳。它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它指责《二月提纲》及其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由此，《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从 1949 年到那时的 17 年间，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
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一派萧肃、杀伐之声。它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
《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的领衔人物是康生、陈伯达，参与者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破例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批人中的一些后来成为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毛泽东本人虽未出席会议，但议程却是按他部署的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错误”，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而被揭发者已经失去行动自由。
《通知》原只有撤消《二月提纲》一句话的技术说明，毛泽东提出要对此做理论说明；中央书记处4月 12 日才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该通知先后八易其稿，其中最重要的话（至少有 8 处）全都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发表文本里黑体标明的文字）。虽未明确提及“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术语，但在“四清”纲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这份文件（1965 年 1 月）早就事先预设，其基本含义已经包含在《通知》中了。该《通知》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到县团一级，虽然一年以后（1967年5月 17 日）才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公开发表， 但主要内容当时就在陆续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里就已经透露出来了。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被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9 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定型于九大）奠定了基础。它的通过和贯彻，被官方史学家认定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发动，并为其赋予了合法性。
两天后邓拓在家中自杀身亡。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 1989 年版； 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 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1930－1975）女，天津市人。“统一”[注]时代的异议者。1950 年参加工作，1955 年加入中共。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沈阳市委、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供职。
1966 年文革以来，虽也过参加造反组织，但目睹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受残害，武斗和无序夺权造成普遍混乱，忧心忡忡。1968 年冬辽宁省直机关“五七干校”集中在盘锦，她因在支部生活上直抒胸臆的“现行”问题，被送入“学习班”。在多次批斗会上，她仍直言林彪“顶峰论”是错误的，“五一八”讲话是为“大换班、大清洗制造舆论”，“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江青不是文艺旗手， “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认为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是党的纪律允许的，不应定为“反党问题”，应该给彭德怀同志平反。并对不应定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应为彭德怀平反、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阶级斗争扩大化、“天天搞宣誓”，坦陈自己的看法。
还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有错误。……大跃进……不能遵照客观规律……犯了 ‘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 年以来，党内 ‘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入狱后，她仍然坚持信念，写出上万字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在审讯中明言“离开了党，就没有个人的前途”；被同时加上脚镣手铐，揪到盘锦游街。1970年5月 14 日被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死刑（撤换了执行不力的审判员），并为沈阳市法院、省高院核准，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留个活口”的意见作罢。同年8月2 日被改判无期徒刑，并在公审处决大会上陪绑，10 月 26 日被转到沈阳监狱，始终不屈服。抗议监狱对其肆意行凶殴打、无故辱骂、伙食是煤渣沙子的黄馍、不发女犯经期卫生纸、没收钢笔的不人道待遇。被关进单人牢房，精神出现异常。1975年4月3 日以未经本人签字的提审记录为根据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给上诉期。4 日被秘密割断喉管，赴难。
因其母郝玉芝的申诉，1978 年最高人民法院指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复审。1979 年 3 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其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随即在《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被称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引起了悲剧为什么会发生的普遍反思。《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应群众的要求，7 月 2 日晚举办赞颂张志新的专题诗歌朗诵演唱会。10 月在杭州，浙江越剧二团创作和演出了以张志新事迹为素材的大型越剧《强者之歌》。“张志新烈士事迹展览”于 10 月 5 日在沈阳辽宁美术馆展出。雕塑家王官乙为此创作有《玉碎》。黄宗江写了电影剧本，在没有人公开反对的情况下有好几位导演欲拍未遂。2005 年中央媒体联合推出《永远的丰碑》栏目，因为没有列入张志新而引起议论。
其夫曾真也是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曾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育有女儿曾林、儿子曾彤。1973 年被逼离婚。1979 年女儿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儿子就读于清华大学。后移居美国。
[注] “五统一”：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部署,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参考《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 1993 年版，P80；《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 年版 P423；陈少京《张志新冤案揭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 16 日）
（1947— ）女，文革初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1966年6月2 日在其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6 月 3 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靠边站”的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作为学生党员的宋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署名排列第一）成为副主任。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学校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对象。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校长卞仲耘被划成“四类”，连续批斗拷打，直至被打死。
1966年8月 18 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伟大领袖敬献了红卫兵袖章。据当时权威的官方媒体报道，领袖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领袖再问：是哪几个字呀？答：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领袖教导说：不好，要武嘛。于是改名“宋要武”（本人解释说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以新名字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1966年8月 21 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也更名为“要武中学”。“宋要武”这个名字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 刺激、引发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注]南下武汉也以宋要武名义发表声明。
受卡玛邀请，与骆小海一起受访参与拍摄了片长约 2 小时的文革启示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2003 年放映）。辩解说当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仅止于教育改革，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和承受能力。观众在纪录影片中只能听到她谈话的声音，见到遮黑了的身影。其缺乏自省的辩解态度，受到宋永毅、胡平、王友琴等人批评。
[注]有盛传说宋彬彬打人。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宋自辩说： “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別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 觉得非常地难过。我們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距离太远。”
但王友琴报道显示，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 日当天，作为校革委副主任的宋就在学校，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对此胡平评论说，没有材料证明宋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虽然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所以不能说她反对打人。
（参考资料：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胡平《谈宋彬彬的反对打人之谜——看有感》）
（1945— ）四川成都市人。众声噤口时代的直言者。
1965 年毕业于成都一机校，分配到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当技术员。文革开始后，他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被卷入了这场革命造反的运动之中。因在大批判中读到彭德怀 1959 年写的“万言书”，使他开始冷静思考文革。
1974年3 月至6 月，他以“心赤客”为笔名，先后向邓小平、周恩来、李德生、叶剑英上书，鞭挞文革和“四人帮”，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而受到处理追查。他在信中说：“当前斗争发展到此时此刻，锋芒所向之处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重担，已经落在你们身上。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该决不决，自寻其灭，是时候了……如果到了‘后党’形成，大权在握
1976年2月8 日，他把署名“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大字报《我爱我的祖国》，工工整整地贴在解放碑前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交电大楼（现重庆商厦）墙壁上。他说“邓小平为了国家舍得他的官，我白智清为了国家舍得我的命”。3 月 4 日清晨，在盐市口（成都最热闹的地方）贴出长达 12 张的大字报《试问，到底是哪家的“主义”? ——评张春桥的》。当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挤到盐市口仔细观看，以致在3月5 日当有人用大标语覆盖这张大字报时，遭到怒不可遏的冲击，从而引发了震动全国的“成都三·五事件”。
月 32 日中午 12 点多钟，白智清就在广汉县的那个旅馆里被捕了，随后被关押在成都的一所监狱。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白智清以“天安门事件”同伙的罪名，被押往成都、重庆等地批斗。他对批斗会上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之词，报以轻蔑的一笑。
王洪文办公室催着要把白智清处以死刑，但在四川省委抵制下未遂。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在 1978 年 7 月 31 日被释放。
1990 年代曾被借调到重庆市体制改革委员会。1998 年在成都出版 20 万字的《冷眼看中国》。2005 年退休，并完成 40 万字书稿《泪眼看中国》。
（参考资料：杨建立《简介》，载余习广《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隆准《“心赤客”白智清：我依旧爱我的祖国》，《重庆晚报》2005年5月8 日）
动词。原义指由司法机关经过批准并负责、执行的，搜查、没收罪犯家产的行动。兼有侦查、搜集定案证据和没收财产的职能。受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鼓舞（最具暗示性的著名戏剧场面是：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1966 年 8月下旬，北京和各地红卫兵“杀向社会”，“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了大规模的揪斗、抄家。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也有发生的，组织程度较高，其总体规模似有缩小。
文革初期的抄家不经任何部门批准，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随时可行，突然而至。翻箱倒柜，连沙发、床板、地板、墙上护壁、壁炉烟囱也要拆开来看；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显然激发了这些年轻的非职业查抄者的想象力和认真精神。由于抄家的无组织性，常常是甲走乙来，乙走丙来，重复查抄。抄不到“罪证”，就认定被抄者“不老实”，加重打骂。
为预防被抄出严重问题，有的被抄者自己事先对工作笔记、生活日记、来往信件以及旧照片进行了清理、抄检，烧毁可能的违禁物品。个别被反复抄家的人家干脆就不再收拾残局，以使抄家者一望而知是已经抄过了、大约不会再有斩获的可能而放弃抄检。
有材料证实，“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到 1966 年 9 月底，被抄家的达 32600户。上海市仅从8月 23 日到9月8 日半个月间被抄家的达 84200 户。天津被抄家的有 12000 户”。但 1968 年的清队也屡有抄家发生，只是一般认为规模不如
1966 年。而且由于是单位组织出面的，所以不出具收据手续；难以追索。
文革后曾组织过发还抄家物资的工作。但也只有一部分登记在册、有交接手续、保管尚属完好的物品归还了;有接受访谈者称,最高的归还率可达 50%,一般的勉强可达 20-30%。金银是不发还的，纯金折价为 95 元一两，大约三元一克。钻石折价与黄金相同，也就是五克拉的钻（一克）折价三元，现价大约为 300 万元。
红卫兵“战果”统计表（1966.6－1966.10.3）
“对敌专政” 挖出“隐藏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 16623 人破获“现行反革命案” 1788 宗
没收财产方面 黄金 118.8 万两白银 30.6 万两
银元 978.9 万两
外汇 729.7 万元
现金、存款、公债券 482.8 亿元
金银等物 171.9 万件
古物 1000 万件
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 397400 人
*上表据 1966 年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公布。显然，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参考资料：马宇平等编《中国的昨天与今天》P75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版，P116)
偏正词组。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把中共党史说成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课题的历史。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注 1]那里照搬过来的。
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计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 次），李立三（2次）、瞿秋白（3 次）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6 次），罗章农（4 次）、张国焘（5 次）分裂主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7 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8 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9 次），林彪反革命集团（10次）。把中共在某个时期的曲折、失误的账，算到个人头上，可以抹煞集体领导的责任，模糊挫折、错误产生的复杂原因，是一种充满传奇性、可以满足某种窥视欲的解释方式。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严肃性，又容易被利用来进行党内不同意见、不同派系的权利斗争。
这种概括、叙述方式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向《联共（布）党史》借用话语系统，常常使用讲述党史的方法进行譬喻、暗示，清算历史旧账，成为他所擅长的党内斗争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源于趋附毛泽东的政客和党史工作者的踵事增华，形态化的完善工作，是制造当代偶像的造神运动的政治需要。是中国古代服务于君王的史官文化、从过去推知未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用毛泽东曾经的成功论证以后的正确，用 1949年以前论证 1949 年以后，以类推代替事实；在新的路线斗争尚未发生以前，就预先论定了毛泽东对立面的错误和性质。依赖戏剧化方法制造偶像，神话个人魅力，为权利运转提供合法性根据，是政治权威动摇、稀薄的典型症候。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 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文革时以此线索，编写了官方、民间各种版本的党内路线斗争大事记。其中有大量中共党史的专业工作者也以此皋圭，亦步亦趋地编制教科书。在党内组织生活学习时传播，并规定有检查、验收、总结的制度。各级党组织、机关单位的政治学习也反复使用这样的材料。
1976 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将其定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980 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这一概念体系。邓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 “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例如把个别时间较短、没有产生全党影响的错误，如瞿秋白（3 个月）、李立三（半年）、罗章农（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也算作一次路线斗争，就有凑数的嫌疑。
[注 1]该书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裁剪历史，把苏共党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由此创造了一套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策略，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方法的话语系统。
[注 2] 在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前曾编辑过《六大以来》的文集，限印 500 册，对原文多有改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毛泽东 1941 年《结论草案》为蓝本，起草过程长达一年。
（参考资料：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 24 日）》；《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资料》中联部 1972 年编；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邓小平《对起草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名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源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由《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 年６月１日）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十六条》所肯定，又是林彪“八.一八”讲话中提出的号召。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里，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在文革意识形态看来，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它被表述为“两个决裂”（源于《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观念早已深入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人人以之为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极其广泛。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 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 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
这些东西，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不少是应该属于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 应该纳入汉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中国近代危机促成的不断激进，它们被五四新文化批判以后，又被 1949 年以来中共舆论机器加以政治宣判、漫画化－妖魔化处理后，反复传播，已经形成了共识（无意识），是假、丑、恶的化身。没有人再去思考、探究所谓四旧是什么。因此当林彪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异样的感觉。
文革对四旧的抨击、破除，看似有打死老虎的嫌疑，声势浩大，言不及义。其实是言在此而义在彼，有从摧毁观念形态的传统权威入手，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模糊法与非法的界限，达到摧毁现实政治权威（大小走资派）的功利目的、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让普通人陷入对四旧（传统是对它的中性称呼――人无往而不在传统里）的自我检讨、恐惧中，从而形成类似原罪、必须永无休止地忏悔赎罪的自我想象，在惶惶然的颤栗中听命、顺从于当下的政治权威。有人评论说“‘破四旧’的时侯像个疯子；‘弘扬华夏文明’时，像捡破烂的”。有人则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接受力强，与破四旧很有关系”。
文革初期，主要是 1966 年夏到 1967 年初，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 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 23 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却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 8 月 22 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 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和大规模打砸抢、武斗，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参考资料：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本报评论员《好得很》，《人民日报》社论 1966年8月 23 日；顾双雪 孟竞文《把“四旧”打个落花流水》，《人民日报》1966年8月 24 日）
主谓结构短语。另一个可以互换的等值短语是“谁胜谁负”。
早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列宁就引用“谁战胜谁”这个著名短语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问题。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也用它来指称自己需要全力以赴去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它描绘出一幅尖锐对立的社会图景，熔铸了一种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感知－思维模式和行为－ 情感模式。根据这样的基本假设，就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提出的经典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一样，成为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认识判断和政策制定中的首要问题。其紧迫性与中共打天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年代相同。
这一知行模式、基本假设系统否定了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即，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随后的匈牙利事件（1956）、反右（1957）、庐山会议（1959），使毛泽东认定阶级斗争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来有沿着八大思路梳理、探索的迹象，但在它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这个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就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解决所有制改造只是第一步，还必须进一步地、彻底地“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 121-122 页）
从此，这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严重课题，而不是经济建设成为了中共的中心工作；并在文化、道德、教育、学术、科研……几乎所有领域打下了烙印。从路线到方针政策，从思想改造到不间断的政治运动，都纳入了谁战胜谁、“反修防修”的思想轨道之中。比较起对用数字管理的天性隔膜和屡战屡败的经济建设， 毛泽东似乎更娴熟于政治斗争领域，在其间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创意迭出、心旷神怡。更能战而胜之。这一思维模式，是把敌情估计得格外严重的放大镜、哈哈镜。通过它的孔径，即使是与政治、阶级斗争、军事毫无关系的地方（学术界、文化界），也到处都充满了颠覆、复辟的种种危机，充满了“战略”、“战役”、“阵地”、“阵线”、“人民战争”、“决战”、“制高点”、“突破口”等两军对阵、立决生死的战争状态。“谁战胜谁”的焦虑，已经成为他利用意识形态的同构惯性， 逼迫中共高层就范，以破解社会矛盾，并走上个人重返权力中心的终南捷径。派性引起的社会分裂，普遍到一家人也分成两派，辩论不已。
在现代博弈学看来，谁战胜谁的竞赛实际是一种零和博弈，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游戏。1990 年代邓小平提出绕开姓“社”姓“资”死结、“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解题思路，认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私有成分和股份制经济等）的发展并行不悖，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对抗，两者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加强。更认定世界大势是从对抗到依存，从疏离到整合。但在反对自由化和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颠覆等问题上，官方意识形态仍保留（也限制其适用范围）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概念范畴尾巴。
（参考资料：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龚育之、逄先知、吴正裕《“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人民日报》1986年9月9 日；安启念《列宁的事业及其当代意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 ）
（1933— ）1960 年代担任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资料员，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63 年到 1964 年间三次进出精神病院，据说是因为“害怕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用毛泽东思想打击敌人（所在机关负责人）”，诊断为“精神狂想症状”。 1964 年出院后给《湖南日报》投寄两封信，不指名地批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用封建主义的一套道德标准来毒害党员”；并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即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被转北京秦城监狱。在监狱的言行被记入档案，成为“监守日记”。1965 年公安部怀疑他患有精神病，遂将其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鉴定、治疗。医院对他的鉴定有分歧。其间他写的日记，详细列举了刘少奇的反动观点；给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写信，条理、通顺程度均有明显提高。
1966 年底医院造反派医生金弘敏向清华大学串联的红卫兵提供陈情况，说他是被走资派迫害的持不同意见者；这一情况很快通过林杰送达中央文革。经调看有关 40 次审讯记录和档案材料，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戚本禹与医院红旗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医院“8.18”等组织，亲到医院把陈从监护中解放了出来，安排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 恢复了工资级别和党籍。1967年1月 17 日《首都红卫兵》报以《狂人日记》为题、用 4 版报道了陈的故事，和他的批刘言论。他于是被邀到处作批刘报告。天津市话剧团创作、演出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同一题材的戏剧还在郑州、杭州、重庆等地上演。同年 8 月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火线就多次演出了这幕戏剧。公安部为其出具了“无罪释放”和“平反”手续。
陈的批刘讲演总是表态支持邀请方，引起了不同观点派别的反对、争执，因陈在毛泽东著作上随意批改，被反对一方上纲上线，造成一些麻烦纠缠。于是被送到农村以记者身份做调查。后来王、关、戚倒台时，此事就成为了罪状之一。陈再次被逮捕、监治，结论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注]
类似的情况，当年还有后来从北京安定医院又放出来的王景瑞（北京市职工），在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竟当上了委员。
有人评论说，从陈走过了“反革命——精神病——反刘少奇英雄——反革命——精神病”的曲折、变幻历程，出于政治需要利用精神病人，可以看出“陈里宁事件”既是文革的一个缩影，同时文革更是一次大规模的“陈里宁事件”。
[注]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对精神病的态度：一种是把精神病人打成反革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漏网，把疾病政治化，有点儿宁枉勿纵残忍；一种是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作精神病，这样做极端霸道、狡诈和玩世不恭。
（参考资料：林焱《“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257]）
名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1968 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1968年7月 26 日北京市 60 多个工厂 3 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 月 5 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13 日接见工宣队代表，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26 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 9 月 5 日后的一内，上海市就选调了 3.1 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 10 个区的 513 所中学、129 所小学。
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医院等上层建筑单位，科研院所、城市街道和这些单位的五七干校。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这一角色则由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充任。
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 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 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 1969 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仍然染有派性观点，还有负面作用。工宣队员常常处于自身能力和担负职责不匹配的尴尬中：文化水平不高，却还要讲话、传达文件等等； 尤其面对都是科技、教育、文艺界高学历的臭老九。一个经典的细节是，某校工宣队父亲（头头）在大会上露丑，经常气得他女儿（学生）直哭；因为同学们以此取笑她。
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参考资料：郑德荣《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陶德坚回忆录·工宣队进学校》；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重新认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人民日报》1984 年 10 月 30 日）
（1895－1990）中国哲学史家。河南唐河县祈忆乡人。1923 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历任河南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秘书长、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9 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1934），合称“贞元六书”的《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
1949 年到北京芦沟桥附近农村参加土改，多次出国访问，1950 年开始不断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倾向“理论与实际脱节、个人与群众脱节、理智与情感脱节”，参加对胡适、胡风、梁漱溟的批判，自己也多次受到各种批判
（对 1949 年以前言行、对哲学史观、对“新理学”、对 1957 年提出的“抽象继承法”）。1959 年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分模式，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1－7 册，1962－1992；其中 1963、1964 年出版的第 1、2 册被认为是冯著中的败笔）。
1966 年起受到各式冲击：从大字报批判、批斗、抄家、封房、扣发工资（每月仅生活费 12 元），到关“牛棚”隔离审查。1968 年北大工宣队落实毛泽东指示允许其回家居住。1973 年 10 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与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走了一段极左路线”；写作《对孔子的批判和对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 在《北京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发表后，全国各报相继转载。1975 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从 1971 年起多次填词（《蝶恋花》）赋诗（《韶山颂》、《长怀化雨恩》）赠毛泽东，并有《咏史二十五首并序》。[注 1]1976 年写作《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1977 年至 1979 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 ‘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其时多被人诟病，并指为“风派” 典型。[注 2]1979 年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发表文章；1982 年获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
1984 年在《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版）里对文革经历，以“修辞立其伪” 一语做了清算，忏悔其“确有哗众取宠之心”，“自己犯了错误”。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谅解。[注 3]
[注 1] 其中间有“刘皇吕后继秦功”、“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 等语。
[注 2] 舒芜《四皓新咏》之一：“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冯曾赋诗向人解释主张变化的原因说“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道术变迁所依据的本该是自己（道）的内在逻辑， 却成了兴亡（政治）的附庸。
[注 3]1985 年冯 90 寿宴，曾邀梁漱溟赴席。梁具函称“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冯复信并赠《三松堂自序》，“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梁于是愿见，冯赴梁寓成晤。梁题赠著作《人心与人生》一册。
（参考资料：程伟礼《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冯友兰先生年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1942－1970）汉族，生于徐州。因公开质疑“血统论”而殉道的青年思想者。
1948－1954 年就读于北京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其间父（遇崇基，原水电部华北电业局工程师）母（王秋林，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曾任工商联委员） 离异。1957 年父母均成为右派。1960 年毕业于北京灯市口男二十五中学。因出身资本家家庭，虽成绩优良，无缘升入大学。博览中外文史哲名著，自修天文、地质、地理、数学，准备报考地质学院。1961 年到北京郊区红星人民公社菜园小队当农业工人。1964 年返城看过传呼电话，先后在换房站、首都图书馆、中国情报研究所做过临时工，并曾在安外蒋宅口小学、朝阳区小牌坊胡同小学代课。
1966年2月 13 日在《文汇报》发表《和机械唯物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批评姚文元，而遭学校辞退。同年进入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做学徒。因日记泄漏被追究、盘查、关在牛棚；日记并成为其后立案定罪的根据。
同年 10 月写作针对谭力夫名噪一时的血统论对联的《出身论》，署名“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油印张贴于广州、北京街头。1967 年 1 月经印数 3 万份的《中学文革报》的刊载广为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并被传抄、复印。曾出现换报纸黑市上用 25 份小报换 1 份《中学文革报》的情景。文章指出，血统论“错误在于： 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点名说，“《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毒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随后遭到跟踪，通信被邮检。
他曾自述怀抱：血统论的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想，历史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1968年1月5 日被捕。其间日记被发现，成为追究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根据。以“现行反革命罪”于 1970年3月5 日被处死刑，年仅 27 岁。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其反，正式宣告他“无罪”。1980年9月 12 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报道了遇罗克其人、其文、其死。
(研究文献：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光明日报》1980 年 9 月 12 日；遇罗锦（大妹）《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 年第 3 期；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年版；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炎黄春秋》1999 年第 6 期；遇罗文（二弟）《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主谓词组。对要求入党、入团，追求进步的人目的提出质疑、批评的理由、事项之一。在中共党团组织的观念里，追求进步的人应当排除个人性的动机（如赢得旁人的尊重、参与公平竞争和公众活动的更多机会等），与无条件献身革命事业，完全彻底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的道德理想要求，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到了文革，这种对道德理想（纯洁性）的追求，其不合情理、不可抵抗的意向， 使人陷于极度的焦虑、恐惧，更加达到类似病态洁癖的强迫性神经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斗私批修”就是日常性的对“动机不纯”的追究、补救。
动机不纯，作为质疑、批评，可轻可重，可深可浅；作为批判、指控，却是相当严厉。它不要求提问者提供完整、可靠的证据（甚至默许、纵容提问的主观臆测）[注 1]，只需简单的提问，就可以把被质疑、被批评者搞得很难堪。提问者拥有绝对权力——因为道德纯洁性的绝对要求，与中共意识形态和道德修养的组织功能相一致。而执政党的地位，又使党团员身份的获得与获利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由于有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强大的后援，这一质疑、批评超出了道德范畴而具有政治性，它的心理杀伤力就特别的大。在泛政治化的推动下，无穷追究终极性动机的执拗成为病灶。这还是上纲上线中对抗性相对弱的一种，因为使用范围在体制内。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它的政治杀伤力就会成倍地放大、增效（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由诛心而诛身）。
为了秩序，法治社会制定了许多规则，这些规则只限于惩罚犯罪的人，就是做了成文法规定不允许做的事。动机不在惩罚之列，心灵的自由不可侵犯。[注2]不能为了预防邪恶，就把植根于欲望的动机不分善恶连根砍去（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泼掉）。惩罚动机是专制社会特有的现象。因为它的权力制衡机制缺位，只能求助于最不可靠的德性、内心约束。
[注 1]这种做法被称为“诛心之论”，即不问实际罪行、证据，只根据其用心以推测、认定罪状。“《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中国思想专制的鼻祖就要求从思想、动机的源头上，消灭越轨。
[注 2]关于动机拷问，我欣赏中国古代贤人哲士的精彩解说：从否定性方向探求，只能看痕迹（后果）不能看动机，如果从动机上追究也有效那就没有完人、圣人了（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其隐含的推论是，谁没有恶的一闪念呢？只要被理智压制住而未给人带来损害就行了。
（参考资料：王光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人民日报》1975 年 6 月9 日；《后汉书·霍[言+胥]传》）
联合词组构成的名词。
意谓稳健、准确、坚决。原指技艺分寸和火候上的掌握、拿捏，后引申为借指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方针，文革时已被推广为打击一切反革命、刑事犯罪分子、运动对象的指导方针。
1950 年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制定了“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 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 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后来被类推为指导一切运动的打击、镇压工作的方针。比如，普遍用于反右、清理阶级队伍等。[注]
但在实际运用里，对打得狠的强调、落实，超过了对打得稳、打得准的强调、落实。如果说在建政之初的镇反中，出于治乱世、用重典，稳定新生政权的迫切需要，还有立足未稳、法制不修等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性，还有强调防止错、漏案件、不可扩大打击面的部分积极含义，后来历次运动也延续了这样的政策尺寸， 就只剩下消极因素了。因为在清队运动等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看来，前者事关路线、感情、态度，后者只是方法、水平问题。方法、水平问题，可以学习、提高；路线、立场、态度问题，则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站在哪一边、必须旗帜鲜明的立场问题。雷厉风行，犯了后一类错误，是左倾，属于认识问题；谨小慎微，犯了前一类错误，是右倾，属于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宁左勿右”的指导思想更把这种倾向推到了极端。
所谓清队，就是采取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对文革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的大清查；是否稳准狠的标准，也都是由群众来掌握的。如何打出气势，打出声威，除恶务尽，不让使坏分子逃脱制裁，总是习惯地被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
在这种思维惯性指导下，公安工作和政治运动对打击对象的处理，一般情况都偏于严厉，有扩大化的倾向。被规定为政策条文的“严打”（“严厉打击”的简称）、“从重从快”，就是这一倾向的制度化。举凡认罪态度、民愤、单位意见、领导意图，下达的控制数（百分比），等等，都可以成为从重从快的理由。而每个运动之后，都有大量纠偏、落实政策的善后工作，需要设立专门部门、配备专门人员办理，就是证明。而所有“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宣传，就完全成了做做应景样子的官样文章。
[注]从“人民日报’47—97 数据库”提供的情况看，该词条 1960 年代出现的频次达到 71.48%，1968 年 48.85%， 1969 年 20.66%。高于常年 40、50 倍。而这两年正是批清运动如火如荼的时间。
（参考资料：新华社《济南汽车制造总厂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 用毛主席的政策武装革命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日报》1969 年 2 月 10 日；徐来《最高法院部署今年后五个月“严打”整治斗争 依法从重从快 稳准狠打击犯罪》， 《法制日报》2001年7月 31 日）
名词。文革后喻指没有自己立场、不坚持独立思考、谁的势力大就为谁卖命， 甚至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卖身背叛的投机者。他们跟随潮流而善变，翻云覆雨，今是而昨非，变幻莫测，风驰电掣，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左右逢源、善于讨好得势牟利。与“震派”、“闹派”相关、相对的，特指在文革出于投机投靠极左政治势力、上了贼船的人们。
文革时政局变化频繁（包括从中央高层领导、地方各级领导到中央精神），连毛泽东本人也只有一个总的方向，没有贯穿始终的计划、安排，只是在激进的中央文革秀才集团、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保障日常运转的国务院之间，进行平衡、仲裁。这一切，都是围绕保住统驭权而随机变化的实用主义游戏，没有政治逻辑的一贯性，让人们无法凭借理性去认识、预测、判断，只能竭力紧跟。“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以求政治上的安全。消极的紧跟成了人们自保的自然选择。
中共建政在民族独立方面赢得的成就，政治上持不同意见者的屡次受挫，毛泽东被塑造成为高瞻远瞩的“领袖”、“统帅”、“导师”、“舵手”，基于民族感情和当家作主的翻身感……所有这些，也都使习惯于信任、崇拜毛泽东的人们，对现实政治持自觉的认同态度。
到了文革，政治高压和合法性资源、法制秩序荡然无存，造成人的尊严的匮乏，只能违心地随大流。积极的紧跟，就成了功利心强的类型的人处世方式。[注] 比消极的从众行为，更多一些追赶时髦的主动出击。他们也因此得到了权势名利， 成为从文革获益的既得利益者。是以放弃做人底线为代价的一种生存（？苟活） 技巧。
脑袋尖、骨头软、鼻子灵、脸皮厚，被概括为文革风派的行为特征。脑袋尖是风派利欲熏心的官瘾物欲，驱使着他们不甘寂寞，钻营奔走；鼻子灵是风派的才能，惟其如此才能知微见著，抢先下注，博得彩头（一旦失手，就成“聪明反被聪明误”）；骨头软虽是人所共有的畏惧，有保身保家的无奈，也有底线失守的节操阙失；脸皮厚是风派的胆，让他们行事时雷厉风行、弹不虚发。毛泽东亦曾讽刺风派说，他们是“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 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史书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元老冯道的得势秘诀是：“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
十年动乱造成巨大灾难的全局性错误，所以能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风派。“震派”的得势，有“风派”的成全为虎作伥。因此文革后“风派”遭到了较多的讽刺。改变学术主张趋时逢迎的冯友兰（参加各式写作组的人为数还有不少）、畏祸认罪随侍谄媚的郭沫若等都曾被指为风派，火线亮相的老干部马天水、洒脱才俊乔冠华也是其中的典型。人们通常认为，如果说随风转舵（被动避祸）还情有可原，那么兴风作浪（主动作恶）就其罪可诛了。但也有人指出，只有当人们有选择自由时，批评风派才有意义；当人们丧失选择自由时， 还批评风派就失之于苛求了。
[注]文革流行一句劝降的说辞：“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也给风派搭了一个梯子。
（参考资料：袁淑娟《斥“风派”“理论家”》，《人民日报》1978 年 1 月 31日；道新 《“风派”人物脸谱初析》， 《解放军报》1978年1月4 日）
北京市委大批判组的笔名。亦署“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写作小组”，其他笔名不详。活动时间 1971—1976 年 10 月。署名看上去像是个人，实际是一个御用写作班子。成为左右中国舆论、政局重要力量的几大写作组之一：排名在梁效（清华、北大）、池恒（《红旗》杂志）之后，与同城的初澜（文化部）、唐晓文（中央党校）、辛文彤（北京市文化局）、钟佐文等齐名；彼此间常有默契、配合。活动时间比其他写作组都更长一点。文章经常在《人民日报》、《红旗》、《北京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
代表作有《批判唯心论的锐利武器——学习的序言和跋》（《红旗》1971 年 4 期）、《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重读的序言和按语》（《红旗》1971 年 13 期）、《〈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北京日报》1973 年 11月 23 日）、《抓好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红旗》1974 年 1 期）、《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红旗》1974年7 期）、《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年版，冯其庸执笔）、《孔子的反动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加强对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领导》（《红旗》1976 年3 期）、《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红旗》1976年5 期）。
他们的文章不是单纯衡文说理的论文，而是口含天宪，成为政治学习的常备材料。触及的均为当时的敏感问题，口气很大，动辄锻炼人罪，言辞激烈，表达了四人帮等当道政治集团的意旨，与他们的活动有密切联系，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组成部分。
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惟诚（时任《北京日报》总编，笔名余心言，著有《八十年寻路记》、《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50 多部书）是写作组负责人，上面听命于吴德。成为红学专家的冯其庸（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诸人是写作组的参与者。徐以“首都新闻界负责人”名义多次出席外事活动。徐、冯这段经历曾受到人们诟病。
与其他写作组活动都止于 1976 年 10 月不同，该组直到同年 11 月还曾一度有文章发表。在揭批清查中因属于“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而被列为北京市委机关清查重点之一受到严厉的对待。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日后展露才华，仍受重用。
（参考资料：《红旗》杂志 1971—1976 年；本报记者《北京在前进》，《人民日报》1978 年 11月9 日）
(1930─ ) 安徽芜湖人。政治活动家，新闻出版界官员。杂文作家，笔名余心言。
大夏大学肄业。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青年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北京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但由于当初“集体署名形式”的掩护和他所处的地位、得体的应对（随时都能颇有创意地积极顺应主流话语），得到素来赏识他的胡乔木等（其时意识形态掌门人）的庇护，他在“说清楚”的清查中得以顺利过关，没有受到大的为难， 巧妙地回避了舆论的追究。他在洪广思中的作用和活动文革后仍被人诟病，称之为“文革遗少”。意在指斥其禁书（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禁刊的一些职务行为，阻挠文革研究著作出版，与文革意识形态的思维、逻辑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关联。
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1964年6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1984 年 7 月－1992 年 12 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1989 年 10 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94 年 6 月当选为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会长。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有著作五十余部，如《余心言杂文选》、《共产主义人生观漫谈》、《说修养》、《人生探索》、《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等。作品中有众多少年儿童读物，如《祝你学习好》、《外国人看中国》、《八十年寻路记》、《故事新讲》和《做有经济头脑的人》被选入《少年百科丛书》。另外《八十年寻路记》曾被评为中学生最喜爱的读物，获全国少儿读物二等奖。1994 年 12 月荣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届“金作家金画家”奖。
（参考资料：王珺《从农村到城市：课外阅读令人忧——全国政协委员徐惟诚细说城乡学生读书》，《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7 日；何家栋《丁家班的□□部》）
始建于 1958 年、1960 年启用，直属中国公安部 13 局、专门关押高层囚犯的特殊监狱（1967—1972 中的 6 年由北京市公安局管理）。是 1983 年监狱、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后公安部保留的少数几个关押特务、间谍和其他要犯、知密犯的监狱之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北燕山脚下，东邻秦城村和象房村，西邻麻峪村和坟地村，前邻京密引水渠，后邻燕山山脉凤凰岭下。占地面积 368 亩，总建筑面积 57900 平方米。是 1950 苏联援建的 157 个项目之一； 由苏联专家设计。
共盖有四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却为甲、乙、丙、丁——采取纯中国方式。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供放风用的空地。监室面积有 20 平米左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1967 年为适应“文革” 中日益增多的犯人关押需要，又仿照以前设计加盖了二幢监舍，排号顺延为戊、巳。仍然人满为患。新建牢房为钢筋水泥结构，监室 5—10 平米不等，盥洗台和便池同处一室；便池是蹲式。牢门为双层：外面的一层为铁门，里面的一层为木门。门上除安装了监视孔外，下方还有一四方形活动小门用以送水送饭。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了棱角，被打磨成圆形。铁丝、碎玻璃片、绳索、布条、易燃易爆物品——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在这里都没有。
监狱围墙高 5 米、架设电网，有三重大铁门。整个监狱院内被分为三个区域： 即监狱区（其中分高级监狱区与低级监狱区）、管理工作区、监管人员及家属生活居住区。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按规定严格分开：办案人员（文革时称“专案组”）只处理案情。人员由中组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派人组成，后来由中央政法委员会牵头，公安、检察、司法三家联合派人组成。监管人员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和被羁押者的名字。有名有姓的犯人，到了这里，都被用代号取代了。代号是一串数码组成的数码。数码分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该人的入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中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 1969 年，后两位数代表收监顺序是该年度第一人。管理人员则只剩下职责分工的称呼，如“管理员”、“看守”、“监狱长”等等。
最先被用于关押国共内战时被俘的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随着逐批大赦，到 1975 年最后一批离开为止已不再有战犯留存。随后陆续关进了来自“革命阵营”内部、被视为有通敌、叛变或重大国际背景的异己分子，或某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如“胡风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彭真、刘仁叛徒集团”主要成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及中共建政以来历次党内斗争的被整肃对象。其中党内职位最高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如王洪文、张春桥；行政职务最高者有政府副总理、部长、省长，如陆定一、彭真、薄一波等；军衔及军内职务最高的有大将、总参谋长，如罗瑞卿、黄永胜等。另外还有一批特殊人物，那就是位卑权重的中共中央领袖“秘书族”，如陈伯达、师哲、李锐、戚本禹和鲍彤。从最低职位来说，至少也在处级以上。1980 年代末首次容纳政治见解不同的普通学生和各式知识界文化界人物，2000 年代前后也监禁有经济犯罪、受贿罪中的重刑犯。
级囚犯每人仅在 30 元左右。一日三餐（星期天与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在低级监区，犯人自己保管餐具，开饭时，通过一个离地面约一尺高的送饭窗口递送。正餐内容为“一菜一汤”。主食一般是米、面、杂粮搭配，菜是时兴最廉价的蔬菜，少有油水；汤则是名副其实的“涮锅水”。早饭是玉米面窝窝头与一块拇指大的咸菜疙瘩。在高级监区，则备有统一饭盒，不使用送饭窗口，而是开门配送。菜有两素一荤，有“真正的汤”（李敦白语）。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监狱每天对犯人供开水三次，每次一杯。发放的大瓷缸就是给他们储水用的。一周或一月洗浴一次不等，每次半小时。不论男女，洗浴时不得闩门，由同性管理人员在门外监视。由于这里关押“犯人”的级别、特殊地位，按照对“知密犯”实行隔离管理的规定，对他们实行单独放风制度。
犯人每天早上七点听哨音起床，晚上九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被褥是薄薄的士兵用褥。低级囚室则用稻草垫铺。晚上睡觉不能熄灯，手不准放在被子里面，不准背对监视孔侧卧。否则，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叫醒，并受到训斥。此外还有不准损坏公物，不准在墙上乱写乱划，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唱歌， 不准背对监室的门之类的规定。他们除写检查外，还须接受“外调”。战犯曾参加过重体力劳动，犯人也安排轻微的劳动，如做火柴盒、用麦秆编织做帽圈的麦草辫。这类劳动一般在囚室内进行。
荒诞的是，文革的整肃者和他们的猎物都关到了这里：黄克诚、万里、刘仁、林枫、王光美、周扬、袁庚、贾若瑜、王任重、穆欣（6831）、矫玉山、王广宇、吴法宪、邱会作、陈励耘、江青、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徐静贤、王秀珍；文强、张东荪（1973 年死于狱中）、严佑民、叶浅予、黄苗子、夏衍、丁玲夫妇、陈里宁、姜椿芳、绿原、孙冶方、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陈真仁、孙维世（100 号监室）、金敬迈、爱泼斯坦、陈学诗、刘景范、刘诗昆、李敦白、严慰冰（99 号监室，6707）、严昭、严梅青、严平、张宗炳等。
文革中折磨犯人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有罚站、不给犯人喝水、打骂，坐“喷汽式飞机”。受惩罚的犯人还会被戴上镣铐，最严酷的是背铐。秦城监狱建设者、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就被戴上过这种镣铐。许多人在那段时间内致疯、致残、致死。1972 年因毛泽东指示而基本制止。金敬迈撰有自传《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获 2004 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记叙秦城监狱的囚禁生活。
（参考资料：《秦城监狱是个什么样子》，“BT 俱乐部”B.K 2004-06-10；《揭秘尘封岁月档案——讲述秦城监狱的故事》）
名词。1974 年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霸权主义的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倾向、世界景观和反霸防修思想的体现。具有国内意识形态逻辑框架和外交政策支撑两种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功能。
它是指在国际关系上，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超越国际法、国际政治格局现状一味扩张自身势力范围，操纵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侵略和占领，称霸世界、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强权政策。冷战时期，主要是指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在核武器和军备竞赛中握有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成了苏美的代名词。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并举，带有强烈道德谴责意味。比直指帝国主义在外交礼仪上显得相对委婉一些。与英文 Hegemony 或 Hegemonism 指非均衡的政治支配状态，特定政治布局中某一国因其政治和经济实力之优势而具有主导运作的局面不同。
文革中对美苏这一政策的广泛谴责，成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国际根据和背景， 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基本逻辑预设之一。霸权主义就是国际上的阶级敌人，就是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它经常被用来营造强敌环伺的紧张气氛，教育党团员和一般群众保持高度警惕，激励他们同仇敌忾（“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接受官方意识形态，一致对外；从反面论证现政权的合法性。当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时，它成了模糊视线，转移焦虑中心，平息民间底层敌意的替罪羊、屡试不爽的法宝。用霸权主义指称苏联超过指称美国的次数。霸权主义概念，在对外时就成为中国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自居，动员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与美苏抗衡的政治资源。具有从边缘挑战主流、中心的功能。
这丝毫不影响中国当时既利用前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在越南与美国扶持南方政权的战争对峙；需要时也与美国搞缓和，谋求重建外交关系，借以牵制前苏联在我国北方边境地区的庞大军事存在和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主义也只是中国外交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借口、合理化手段而已。
越南曾被中国称为“地区霸权主义”。反过来，越南亦称中国为“霸权主义”（近代以前中国曾是越的宗主国）。
文革以后、1980 年代前期，这一概念仍在继续使用；只是逐渐地频率越来越小。随着改革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用主义的泛滥冲击、取消了阶级斗争话语的统治地位，这一主要起源于冷战时代的概念日渐式微。到 1990 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对俄罗斯已经不再使用该概念。当中美经济、政治、外交摩擦上升时，又被用来主要指称美国。
（参考资料：谭中《美国“霸权主义”的诠释与定位》，《联合早报》2000 年2月 28 日；崔勇列《大国力量与大国之道》，《读书》2004 年第 7 期）
名物化状谓偏正词组。作为评估事物的一种认识方法，喻指人或事的功大于过：“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他七分，错误算它三分。”（《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P477）
它是毛式实用理性辩证法的直观应用。对政治现实、天下大势做判断时，首要的是，判明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其余的，可以四舍五入，忽略不计。既能够用于对政治人物一生功过的评价，也能够用于对某一事物、对某一事态、某一局势的大的估量。数学上利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的估算方法，是在不需要精确计算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简便的、粗略的计算，它具有排除干扰（臃余）讯号、运算快捷的功能。把这种数学思想运用到认识实际中， 成为国人数字化评价的经典公式，被到处套用：计其大，不计其小，简约而清晰， 不搞繁琐哲学，便于认定，便于在此基础上迅速做出行动反应。
这是从政治正确立场出发的行动家的侧重实用的认识哲学、历史哲学――政治上正确与否（延安还是西安？与我是否一致？）是决定性的。不做客观、具体、精细的个案剖析，不做定量测定、描写，满足于总体的模糊把握，是这种认识方式的特点。它的另一个暗含前提是承认事物的缺损和不完备性，只是基于政治考量，肯定其主导性的方面，而忽略其次要的方面。否定科学认识的必要性和检验标准的客观性。它的从权顺变思想，埋伏了通往诡辩论的危险基因。
好得很/糟得很、延安/西安、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东风/西风、三七开，都是同一思路、方法。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是别的都好，只有说假话（桌上握手桌下踢脚），虐待俘虏做得不好。用对细节的具体否定，掩饰对总体全局的抽象肯定。“有些地方前一段时间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结论，就是这样推导出来、强加于人的。
它是强势集团垄断话语权的谋略。没有具体分析、量化测定，凭什么排除事关大局的政策评估里那些缺点错误的方面？只有政治权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它的理由通常是为了大局，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轻装前进，就不要纠缠细节了。这是专制制度（包括社会主义）为了统一意志、对付持不同意见者，强制推行既定政策时的煞手锏，面对失败时惯用的强辩术，凭借权力来文过饰非，冠冕堂皇地粉饰天灾人祸；使人在罪行面前丧失恐惧感、道义感，变得脱离现实、为所欲为。姚文元曾说，“唱 ‘社会主义好’，总不能唱 ‘同时还有缺点’吧”。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室《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数学第五册教师教学用书·乘法估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http://69.41.161.6/HuaShan/RECS/laotian/gbcurrent/104190.shtml；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1970 年代初，国家政策允许严重病残（患有高度近视眼、高血压、肝炎、胃穿孔等）、久治不愈、丧失劳动力的中学毕业生，经医院病检开具证明，申请免下或缓下农村。已经下乡但因病丧失劳动力的知青允许返城。为防止影响下乡知青的整体稳定，该政策被规定“不下文字，口头通知，内部掌握”（1970 年 4月 11 日河北省承德地区安置办《电话通知稿》）。1973 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因严重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下乡青年，经与所在县批准，与原动员城市协商，应允许转回城市。” 这一政策原则上限制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它的负面影响。
小说家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 1983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就是陕北插队知青,因肢残病退返城。张曼菱（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被改编为电影《青春祭》）因严重关节炎从云南省中缅边境的盈江县一个傣族村寨病退回昆明。
病退范围的大小、宽严，各地掌握的具体尺度不一，但大致都包括了癫痫病、精神病、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猪囊虫、多次复发的慢性肝炎、肺结核、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肾炎等。总的趋势是，越往后期放得越宽。
1970 年代初，对病退的控制比较严格，到 1970 年代中、后期控制趋于宽松， 审批权限由市一级下放到区、县、团一级（北京市、浙江省、内蒙古兵团等）。不少知青（尤以支边的云南、内蒙古、北大荒的知青为最）不堪农村生活条件的艰苦，参军、招工读书无望，通过为了办到病退返城，不惜托关系、送礼、走后门，甚至以戕害身体为代价作弊，但求通过病退体检。
比较典型的作弊方法有：香烟锡箔贴在背心上，或透视前连抽几支浸泡碘酒的纸烟，X 光机一照就是一个洞，成了“肺穿孔”（前者取巧后者自戕）。量血压时臀部微微离座，双腿呈马步半蹲。心中尽力使劲，量出来的血压准高（医院的对策是复查时要你睡一觉，躺着量）。头天吃点猪血，第二天的大便常规起码是三个+的胃溃疡。化验小便时加一滴血滴进去，就可验出加号，被认定肾炎。或者借他人的病历、X 光片，找有病者顶替检验。
在此情况下盖着行政机关和医院公章的病退证明信成了可交换的商品。这种方法，被称之为返城的“黑道”。行贿的对象有社队、兵团、街道居委会干部和检验医生。贿赂品从初期的高级香烟、好酒，后来的高级缎面、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直到人民币现金。
因为其时的大趋势已经是解决知青返城问题，具体怎么走只是手段、形式， 所以管理部门、办事机构也就整只眼闭只眼（能做不能说）。文革结束时，全国通过病退返城的知青，约达 50.4 万人，占下乡知青总数的 4.2％。有人千辛万苦办病残回了城，却因为病残就不了业。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P4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邓贤《中国知青终结》，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笔名。另有 “江天”、“洪途”、“小峦”等笔名。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文化部“文艺评论”方面的御用写作班子，名次仅列于梁效、罗思鼎、池恒之后。其具体事务由于会泳任组长的文化部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写作组长张伯凡。活动时间为 1973 年到 1976 年 10 月，共发表文章一百六、七十多篇。其代表作有《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红旗》1974 年第 1 期）、《评晋剧》（1974年2月 29 日《人民日报》）、《京剧革命十年》（《红旗》1974 年第 4 期）、《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 ——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1974 年第 4 期《红旗》）、《坚持文艺革命 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的回潮》、《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1974年8月4 日《人民日报》）、《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1976 年，虽流产但观点已通过其他渠道在创作、评论中得到传播、落实），《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 年《红旗》第 3 期）。
积极配合当时对建国 17 年（文革前）文艺的大批判，“破”的方面，鼓吹“文艺黑线专政”，批“黑画”、批无标题音乐（据称批“黑画”、无标题音乐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批《三上桃峰》、批《园丁之歌》，对艺术进行缺席的政治宣判， 成为文艺方面的一只战斗力很强的棍子；“立”的方面，脱离现实主义贩卖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根本任务”论，要求“高于生活”，按照“主题先行”、“三突出”的模式进行创作，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
其文章首先被《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化部所属全国性艺术刊物转载。其评论文章不是单纯的批评，而是文艺政策的风向标，权力运作、政治压迫的一种形式——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 就使多少干部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除此之外，该写作组还担当了文革文艺大批判的某种组织、协调工作，承担了收集文艺界不满于会泳及其主人（四人帮）情报的任务，协助对持不同意见者肆意打压。一位山西中学教师批评“根本任务”论，认为要“突破样板戏的框框” 文艺才能发展。受到初澜口诛笔伐和当地批斗威逼，被迫害致死。
写作组参与人员在 1976 年代中后期的揭批查运动中，被要求说清“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参考资料：申涛声《阴谋文艺的一股狂澜——评“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人民日报》1977 年 12 月 15 日;丁东《文革“写作组”初探》）
动词。（从政治上）攻击并使之垮台；推翻。在政治上判定某人属于敌我矛盾之后，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的政治行为。伴随着昂扬的情绪激荡、攻击行为。
这是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最能表现文革特点、性质的动词。从时间上看横贯整个文革，从文革前的批判《海瑞罢官》、工作组，经红卫兵造反、批林批孔， 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揭批四人帮。从打倒的对象上看，国外是帝修反，国内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和各级走资派、黑七类。“打倒”的普遍性达到“打倒一切”的程度。
用于打倒的手段，从口诛笔伐的张贴标语口号、写大字报、声讨批判，开批斗会，游街，心理摧残的人身侮辱有戴高帽子、挂黑牌、坐土飞机，到强制侵犯人身权利的抄家以查抄罪证，没收书籍、文件、照片、财物等个人物品；从政治上的审查、宣判，罢官，专案组栽赃构陷，无休无止地写检讨，接受审问、外调， 到肉体摧残的武斗、私刑，关牛棚，不经审判的拘押、坐监牢；从行政上的靠边站（撤消一切职务）、贬斥、罚做苦役、遣返回乡，限制行动自由，到经济上被冻结存款、工资降级，只发最低生活费。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更加被从党史、毛选、文件等一切文字记载中抹去名字（代之以 XXX），像是这个人就从来不曾存在过。
由于被打倒对象的大小（从基层有历史和现实污点或莫须有罪名的普通人到单位领导，从小学者到大权威，从地方党政官员到中央领导乃至国家首脑……），打倒涉及的范围有大小、时间上也有长短。打倒的动机，从政治上不同的见解、利益集团，不同的组织宗派，学术上的不同主张、流派，到个人的嫌隙、私怨。
而打倒的目标制定者，从上有毛泽东下到最普通的老百姓、群众组织，千头万绪、层出不穷，使政治斗争在总体上呈现出无序状态；总原则上仍然服从于中央，具体的又无需哪一级领导机关的批准。各级重要人物（主要是中央一级）有专案组经管，基层多由群众造反组织决定。没有法律程序，没有组织审批手续（组织本身就被取消了）。以打倒为目标的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无止无休，弄得国无宁日。服从于毛泽东打垮摧毁一线党政系统的总目标。这也是文革被后来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国民判定为动乱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两面性：有时是暴烈的实际行动，有时是温文尔雅、口不应心的表态。从时间上考察，使用频率高的比较集中在文革初期的 1966—1968 年间。其他时间段虽然也有出现，如批所谓“教育界黑线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但以广度和强度而论，均不及文革初期。
（参考资料：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名词。知识青年自编自唱，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歌曲。创作、流行于 1969年至 1979 年之间。其代表作有《南京知青之歌》（任毅）、《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重庆知青歌）、《广州知青之歌》。
在那些故土难舍、慈亲难离、望风怀人、伤情失恋、人生无常、命运弄人的哀苦、颓废、悲观甚至消极的感喟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对人生、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执着、留恋。尽管瞬间心绪落寞难遣，仍有自慰释怀的飞扬轻盈， 虽然夹缠“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夸张自恋，到底掩不住质疑专制不义的纯真告白。革命宏大叙事（“广阔天地炼红心”、“光荣神圣的天职”）和小资感伤（“泪水”、 “悲伤”、“爹娘”、“白发”、“姑娘”、“情爱”、“异乡”、“噩梦”）的并置、吊诡形成了微妙的反讽，以其青春的证明，无意中剥落了文革意识形态的神圣油彩， 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问”。它显示了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以特殊形式蕴涵着特殊年代的人性苏醒。
这类歌词虽较少文采、浮浅，却苍凉真挚、哀婉动人。一般是套用现成的曲调，改填歌词，旧瓶装新酒，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有少数知青自己作词谱曲的原创作品。作者多是老三届毕业的，因为他们受教育主要在文革前，较为正规、充分，表达、感受能力都比其他知青人群强。时间多集中在 1969－1970 年间。但他们中的好些人从 1971 年开始就陆续招工升学返城，唱得更多的倒是
虽然知青歌基本上是哀而不怨，但它表达的思想情绪游离于时代主旋律之外，仅在民间传唱，不能也不允许在正式场合出现。但由于知识青年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病，即使半公开地唱也没有人干涉。它便具有了宣泄口、安全阀的类似功能。于是，非主流、反社会、具有离心倾向的亚文化──知青曲，竟意外地有了亲社会的功能。
1992 年底左右，一些音像公司出于商业动机，利用怀旧题材热，录制、推出了一批以知青歌为题材的盒带；创造了可观的效益。[注]但流行的时间并不长、规模并不大。而用电声乐器配曲，走的是轻音乐、流行歌曲的路子，知青歌特有的悲凉感荡然无存，改变了知青歌的原汁原味。当年知青久别重会还会唱起这些凝聚了他们命运悲欢的歌。
[注] 出版的录音带有《被奉献的一代：文革知青珍藏歌曲集》（汕头音像出版社）、《知青之歌》（峨嵋电影制片厂音像出版社），VCD 有《自己的年代：知青歌曲珍藏版》（1997 年版），书籍有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知青歌集》（平装本）。
（参考资料：陈晓文《2000 万苍凉青春的悲歌》，《创世纪》1993 年第 1 期； 老 例《难忘的知青歌曲》，华夏知青网）
名词。文革中所有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共名。口语里常简化为“牛鬼”，其贬义和不屑更甚。
“牛头阿傍”、“铁蛇”，本是佛教传说中阴间鬼卒、护法神人的形象。是零概念。[注 1]唐代杜牧用它比喻李贺诗文风格的虚幻怪诞（杜牧：“鲸祛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还是一种描写性质的话语；后又被引喻为歪门邪道、阴暗丑恶的东西（《儿女英雄传》：至于外省那班作幕的，真真叫牛鬼蛇神，无般不有），就带有贬义了。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形象。
毛泽东在文章、讲话中，曾习用此语：“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 （ 1955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16）这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后来借指右派，如“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1960 年代则进一步泛指敌对势力：“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1963）“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1966）》）语义有对象和宽窄的变化，但都是作为负面社会形象出现的指称符号。陈伯达 1966年5月 31 日接管《人民日报》，口授、修订的第一篇社论(6 月
由于该词本来词义宽泛，未经严格定义，被借作为政治概念，弹性很大，先后经历了许多演变：从最初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很快发展到指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后来主要指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凡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入另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都是。最后蔓延到只要是造反派、当权者不喜欢或认定应打击的对象，无论你的出身好不好，已否做过历史结论，还是说错了一句话，行为作派与众不同……都可以定为“牛鬼蛇神”。它成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对这些人的处理，也象他们罪名的确立一样，随意性较大。因为没有法定的政策界限。轻的被贴大字报、批斗、审查，剃阴阳头， 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牛棚；重的被迫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遣送农村落户，注销城市户口，甚至家属亲友也受株连。因为牛鬼蛇神非人，所以可以不以人待之。
[注 1] 逻辑学上把没有所指的实体对象的概念（有内涵无外延），叫零概念。例如“龙”。见金岳霖《逻辑》。
[注 2]参见“一小撮”里对文革整肃人数及其百分比的讨论，和出处的注。
（参考资料：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吴林泉、彭飞《拨乱反正立丰碑》，《人民日报》1989 年 6月1 日；转引自李谷城《中国大陆政治术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P427）
名词。文革期间各单位（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村镇、街道）自行设立的拘禁该单位“牛鬼蛇神”的地方。据说“牛棚”（四面透风，用芦苇席子搭顶，临时待人避暑气日头的席棚）一词可能源于南方，因为北方称“圈”不称“棚”。始于文革中后期五七干校时。空气紧张程度有所缓解，可以私下对不公待遇多少发发微词、吐吐怨气。真正的流行是在文革后。
大量产生于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贯穿整个文革（五七干校也是广义上的牛棚）。被拘禁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有问题的人，或所有符合公安六条规定的打击、管制对象；文革后的甄别否定了当初对这些人的全部指控。“牛鬼”的认定（定义、判定、审批），多少带有随意性。它是一种对被打入另册者监督、专政，进行思想和劳动双重“改造”的制度工具。
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别称，不见于正式文件、报道；正式的称呼是“集训队”、“管教队”乃至“劳改队”等等，各单位不同。也称“黑帮大院”。其设立，在没有司法或公安机关的授权（公检法自己也被砸烂了）的意义上是非法的， 但也算不上私设的，因为它非常公开、没有人敢于质疑它的合法性。它是非政府职能部门（如公、检、法）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机关自主设置的、非正式的专门机构。虽无严格法制意义上的根据，在当时却又是合法的——是群众专政的具体形式之一，是疾风骤雨的革命(政治运动)时期的非常措施。
牛棚分两类：狭义的一种是临时性拘禁的短期设置（也叫“学习班”），广义的一种是制度性强迫看押劳动的长期安排（主要指五七干校）。
为了便于管理，批斗时随叫随到，也为了让拘禁者学习、检讨，改造思想， 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圈到一个办公室、教室、仓库、寺庙，或废弃不用、狭小阴湿的暗房之类的公用建筑里，一天 24 小时不准回家，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剥夺了他们自由支配非工作时间、人身自由不得被非法干预的处置权。把人住的地方称“牛棚”，一则住的人是牛鬼，而牛鬼不是人民就不是人，与牛就有了可比性； 二则住宿、伙食等物质条件差（这还不是重要的），类比为牛圈也相似；三则住者的待遇也是非人的，没有自由（盯得紧的时候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强制检讨，经常性挨批斗，动辄被打骂，比牛还不如（为了保障耕作服役，牛还能得到饲养、休息等优待）。
从对被管辖者、羁押者有行政的、人身的强制限制权看，与监狱并无二致， 带有准监狱性质。但它既不像监狱那样有成套的规章制度，有时也相对松散，却又比监狱对人的处置更随意、更残忍、更血腥：可以随意连续“提审”，用尽体罚强令被羁押者按提审者的要求指证。尤其可怕的是，正式监狱的看管者不认识被监管者，也不负责审讯。这里的看管者认识被监管者，甚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其经常性的审讯针对性极强。管制者不是经过职业培训、遵守严格规范的专门工作者，而与被管制者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
牛棚生活由劳动和侮辱、折磨（包括批斗、写检讨、接受带有既定结论的外调等）组成。上下午都要在工人安排、监督下从事体力劳动（搬砖、运沙、抬煤、大田农活、后勤等）。同时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接连不断。检讨、思想汇报不是要让当事人过关，而是作为挑刺、寻找打击目标的突破口，稍有前后不一、措辞不当的表述都会成为撒谎、反攻倒算的口实，遭到严厉追究、拷打。在指定时间里向毛泽东像低头请罪，用别人罗织的罪名诅咒自己。强迫抄录、背毛泽东语录，错一个字就要挨训斥、打耳光。管制最严厉的时候通信要通过检查。
剧作家陈白尘曾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详细记载过自己长达七年的“牛棚”生涯，即 1966年9月 11 日被“‘解押’回京”至 1973 年“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前“半幽禁”的经历。日记原有 11 册，经整理出版(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题为《牛棚日记》。该书记叙的“牛棚”，包括了上述广狭义两种形式。
（研究文献：描写狭义牛棚的有：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版。描写广义牛棚的有：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 1981 年版；陈白尘《牛棚日记》，三联书店 1995 年版；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年版；赵丰编著《红色牛棚》，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名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团体、事件或经验；与榜样、模范是同义词。“树典型”、“抓典型”，通常是指筛选、培植带有推广价值的先进样板，如工业的大庆、农业的大寨。这是中共常用的工作方法。对此，毛泽东论述说：“典型就是政治力量”，“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抓住典型，带动一般，以点带面，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符合中共典型和全局相结合、特殊和一般相结合的认识论。因为典型体现了中共的战略或策略构想，凝结了指导中心工作、能够带动全局的经验，有人格化的魅力，现实而直观，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号召力和感染力。有利于让受教育程度不高、习惯采取从众行动的基本群众理解、接受，便于他们学习、模仿。它暗含了一种把幅员辽阔的地区看成均质分布的同一类型，从而一个典型就可以普遍有效的尚待证明的假设。中共建政以来曾先后树立了孟泰、石传祥、赵梦桃、雷锋、王进喜等先进人物、集体，文革以来更树立了 3211 钻井队、刘英俊、顾阿桃、金训华、孙玉国、川藏线上十英雄、朱克家、柴春泽、黄帅、张铁生等典型，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几乎每一个运动都有与之相应的典型。
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制作对典型的解释。对雷锋精神的概括是“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对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精神的概括是“三老四严”：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对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精神的概括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对以张铁生为代表的反潮流精神的概括是：善于识别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敢于挺身而出在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给以迎头痛击。等等。
成了典型就不能垮，才能说明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和组织正确的一贯性，成为中共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国家就要在物资上给予扶持、保障，政治上给予优待，政策上给予优惠。任何试图对典型提出质疑的行为，都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试图挑战权威的离心倾向，从而给当事者带来麻烦的愚蠢行为。典型单位、个人有义务接待前来取经学习的来访者，或走出去传经送宝，成为总的政治格局中的一枚棋子。往往被树为典型前本色、实干的人，被树为典型后就在组织塑造的氛围里，慢慢地变得浮夸、虚荣起来。
（参考资料：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见《红旗》1969 年第 11 期甘为民《抓好典型》）
名词。本义指部队、机关里担任杂务工作的辅助人员。“人民的勤务员”作为公仆的一种比喻性别称，是中共意识形态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作为“老三篇”中知名度最高的篇章，影响到文革中官员称呼时尚的变化。
文革初期被用于红卫兵、造反组织负责人的通称，[注 1]比喻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由勤务员组成的领导集体被称作“勤务组”。革委会初期也被用于指称各级官员。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把勤务员作为各级官员划一的正式称呼，代替以前的科层制称谓（部、省、市、县、区；厅、局、处长），强化了反修防修、制止官僚主义是文革主题之一。显示其区别于文革前官僚体制的特征。取消职别后，区别的标识方法就是在“勤务员”前面冠以姓氏，成为“XXX 勤务员”，简称“X 勤务”。
根据“十六条”所倡导的巴黎公社组织原则，红卫兵、造反队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应该是民主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撤换的公仆。故有此称。[注 2]选用这一称谓，有与文革前走资派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划清界限的意思。他们初期在打倒走资派的巨大难题压力下，内部权力关系处于经常变动的不稳定状态，公仆意识较明确，尚有民主协商和服务人群的观念；但随着在造反行动中使用权力， 以夺权为中心，不同组织派别的争斗和大联合攫取权力日趋激烈的进程，出现了各种分化，运用权谋不择手段；他们中不少人也尝到权力的甜头，权力欲急剧膨胀，不少“公仆”变而为追求个人地位、福利的“主人”。
这或许意味着毛泽东虽然有对科层制抱有浪漫主义恶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有取消军衔制的举措，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但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对它强化权力的实用功能还是认可的。又例如，他对“上海公社” 将牵连国体改变的迅速制止，表明他对大局的掌控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强烈的现实感。
[注 1] 个别地区也称“服务员”。如 9、10、11 大中央候补委员胡良才“1967 年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工交联络部、乌鲁木齐地区工促会群众组织当服务员”（刘金田主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人名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四川石油管理局石油会战战区“机械化筑路处四大队”威远“红村”在 1966 年10 月左右曾短暂使用过这一称呼（据文革研究者何蜀回忆）。
[注 2] 季羡林先生就曾是北大井冈山（聂元梓的反对派）九纵（东语系） 勤务员，事见《牛棚杂忆》。
（参考资料：北京光华木材厂红色造反者《夺权以后》，《人民日报》1967 年2月4 日；本报讯《革命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人民日报》1967年3月 15 日；段蟠池、王光启《狠斗“私”字，横扫派性》，《人民日报》1967 年 11 月 21 日）
1966 年夏天红卫兵普遍盛行暴力武斗（批斗、抄家、打人）时为武斗合理性辩护、叫好的口号。北京市 6 中后院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私设“劳改所”的刑讯室曾书写过用人血涂抹的“红色恐怖万岁”标语。它虽然貌似个别存在，却典型地反映出红卫兵文化的特征，也呼应了把人划分为革命/反革命、人民/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官方意识形态，使其获得极端化表达。
毛泽东与红卫兵宋彬彬“要武嘛”的著名对话（1966年8月 18 日）强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同时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被谱写成“毛主席语录歌”广为传唱。既从感性上怂恿人们崇尚暴力， 更为暴力的施行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阐述。毛泽东对6月 18 日北大打人事件说： “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则直接而毫不含糊地明示了暴力的正当性。毛泽东8月 22 日批转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 更让全国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容忍默许。
与此对应的现实是，打人从校园里的打老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并学术界推广到各行各业的权威）的戴高帽挂黑牌，到与破四旧偕行的抄家打人， 批斗走资派……据旅美学者丁抒的估计，文革初期被打死的约在 10 万左右（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 1700 余人），因不能忍受屈辱、毒打而自杀的有 20 万。其时红袖章、红旗、红宝书、红海洋盛行，红色作为革命象征已经被泛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打人这样的野蛮行为也被冠以“红色恐怖”的名称，给予正义性、诗意化的豪迈修饰。在革命的名义下，生命的尊严、价值被肆意贬低、轻蔑，乃至彻底否定。
更加极端的例子是北京大兴县（1966 年）、湖南零陵地区道县（1967 年）对黑五类灭门的事件。其中北京大兴县从8月 27 日至9月1 日，县内 13 个公社（最突出的是大辛庄公社杀了近 100 人）、48 个大队（最突出的是黎明大队杀了 60多人）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湖南道县则动用了武装部和公安、基干民兵等组织力量，甚至成立了派性组织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注]杀死 4193 人（零陵地区全境杀死 7696 人），年纪最大的 78岁，最小的 10 天。其手段有从刀枪、棒打、绳勒到沉水、火烧、活埋等 10 种。
1968 年 7、8 月广西宾阳县由县革委到区、公社逐级动员安排，使全县的 23 种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有 3951 人被打死或被迫致死。
相对说来，发生于 1966 年的西纠和大兴县事件对贯穿文革全过程的暴力行为更具有普遍性（日常性），而发生于武斗高潮的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事件阶段性特征（派性冲突）较突出。
[注]参见词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参考资料：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香港《开放》2001 年第 7、8、9、12 期；郑义《广西宾阳大屠杀纪实》。以上材料均见“乐趣园” “华夏知青论坛文革资料库” http://hk.netsh.com/eden/bbs/8029/）
名词。1971 年毛泽东利用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的民间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巧妙地打破中美之间关系的僵局，正式揭开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 促使实现尼克松访华乃至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和它所包含的灵巧微妙的外交技巧，被西方观察家戏剧性地称之为“乒乓外交”；中共官方媒体和后来的史学家接过这一说法把它夸饰为中国借此艺术地表达了改变自己的国际战略意图，誉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1969 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感到结束越南战争、脱离泥潭必须借助中国的默契和配合；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苏联在边界线陈兵百万， 中方试图确立以遏制前苏联为目标的多极均势外交。中美两国同时产生了接近的要求，美国同年 7 月宣布放宽对中国人入境签证和贸易的限制，10 月通知中国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并托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总统带话，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希望与中国对话。1970年1月 20 日中美恢复华沙大使级谈判。3 月发生美军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美联系中断到美军撤出后又才恢复。11 月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请他转告尼克松，欢迎他访华。双方都在积极探索接近的渠道。
1971年4 月，中国乒乓球队恢复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日本名古屋）。在两国运动员、官员的私下接触中，美国方面频频表示访华意愿。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官员反复向国内请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4 日，美国第三号乒乓球员披发嬉皮士科恩幸运地与中国球员梁戈亮练了 10 多分钟球后，无意中搭上中国球员的交通车，庄则栋主动赠送一幅绣有黄山风景图的杭州织锦给科恩，并合影留念；科恩后来回送庄则栋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运动衫。这一戏剧性事件被敏感的新闻媒体广为报道，并赋予了种种猜测、暗示。毛泽东直到美国队即将离日的最后一天（4月7 日）才决定同意邀请其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 1949 年以来的第一次民间交往，“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15 人、4 名记者，4 月 10 日至 17 日访问北京、上海、广州，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美方新闻发言人随即发表声明，宣布了向中国人发放访美签证、取消某些贸易禁令等五个改善中美关系的新步骤，并欢迎中方的对等访问。美国电视台通过人造卫星利用星期六晚上的“黄金广播时间”，播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实况，美国全国乒乓人口达二千万。由于这一事件传达了两国领导人之间战略决策的重要信息，经过当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准备，尼克松于 1972 年 2 月访华，并达成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上海公报》。[注]
此前此后还邀请了加拿大、哥伦比亚、澳大利亚、英格兰、尼日利亚乒乓球队访华，中国乒乓球队出访尼泊尔、锡兰、埃及、尼日利亚、南斯拉夫、苏联、意大利、法国、瑞典、加拿大、智利、美国，举办了几次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这些外交步骤，同时对中国打破文革形成的对外隔绝，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也有积极影响。
[注]有外国分析家认为，此举还间接包含着抑制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军人集团继续坐大的某种隐晦、曲折的动机。
（参考资料：高艳林等编《老新闻——共和国往事（1969—1972）》，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 海南出版社 1992 年版；梁戈亮《我所亲历的中国乒乓外交》，《名人传记》2005年第 6 期）
名物化形容词。本义指天空的一部分。引申、喻指妇女的巨大力量能顶起半边天，是基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观念，对妇女社会角色的一种认定；也被用来借指新社会的妇女。成为女性的代称。据说起源于湖南农村。
中共意识形态历来把妇女解放当作社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废除童养媳、纳妾、妓女、缠足等传统陋习，含有基于民众大联合式（统一战线）的边缘挑战主流的话语谋略；1949 年中共建政以来更加动员妇女离开灶台、家庭，进入社会化的职业生活，通过改善法律地位以确立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平等，突破了包括“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种种对妇女的传统束缚，来促进全社会的动员，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1958 年雄心勃勃的大跃进，使劳动力供应不严重足现象凸显，加速了妇女进入职业生活的节奏。几乎在所有男子胜任适应的岗位上，不管是工农兵、教师、官员，还是拖拉机手、飞行员、高空带电作业班……在从业大军里、社会生活中， 到处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更加从政治上助长了这种妇女职业化的社会进程。在文革中，对各式铁姑娘班队的宣传，党代会、革委会、积代会（积极分子代表会）都必须有一定比率的妇女，更成为制度和时髦；带有相当的强制性。这在当时，是社会进步、革命化的量度和象征。而同时在婚姻、性观念等方面，女性地位的改变乏善可陈。
虽然 1990 年代下岗现象突出，女性下岗率高于男性，一些妇女回到家庭、厨房，出现了一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但是 1950 年代以来就业模式的强大惯性仍然普遍有效，女性晚婚和自己创业做老板的百分比不断攀升，女人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的仍在继续，中央电视台（cctv）1995 年开办的妇女节目就取名为“半边天”。
2000 年代的日常语言出现逆向性蜕变，也有把“半边天”当作“功劳高、作用大”的引申、借喻来使用的；并不专指妇女。如果体育报道称“中青队大连小将占据半边天 中超小将依靠经验领跑”，“火箭角色球员撑起半边天 苏拉 5投 4 中功劳不小”。
（参考资料：陈正人《进一步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12 日；《“半边天”自主意识高 八成女性家庭事业并重》，《今晚报》2005年3月 30 日）
名词。通常也简称“立场”。从马列主义、文革意识形态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出发，这是指，由于经济地位（拥有生产资料与否和在劳动组织、分配中所处位置）不同，社会人群被划分为阶级，这一事实影响、决定了人们认识、处理问题时的基本观点、政治立场和所抱的态度、阶级感情。用一句俗话来概括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这种学说认定，人们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立场具有理性的自觉意识：经济地位──阶级──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行为，是一条必然的线性因果链。它类似于政治立场或党性概念，主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作为带根本性的认识方法，世界都要通过它的透镜进入人们的视界，而政治（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对峙、决战）就像一副过滤镜，给所有镜像滤去了色彩： 要么全白要么全黑，连灰色的过渡都没有。它的过滤同时具有变形、整理的功能。在这样功能的作用下，具体、立体的世界蜕变成了一个抽象、扁平的图像。连事实也可以纳入党性要求处理的范围，划分为符合立场（革命）和不符合的两种， 失去了超然的独立性，而成为应该根据需要（革命）捏弄的橡皮泥。[注]“立场坚定斗志强”是对雷锋精神之某一侧面的描写，“XX 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是对站错队的自己人的诘问，“这是 XX 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则是对运动对象的斥责、批判乃至终审判决。阶级立场，作为对人们行为从现象到本质（敌我阵营的对峙、对垒）的解释模式，是理论（观念）联系实际、并向实际转化的中介。它是一种标准、一种逻辑工具，是观察、解释人们行为动机的根据。
作为标准，它把人们的行为政治化，或者不管人们的行为是在什么范围（连技术专业、私人生活都不例外）、具体涉及什么，总是首先把它纳入政治的框架， 作为严厉的指控，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借口、序曲；或者不问实际情况， 不问是非曲直，总是固执一个出发点，“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简单采取与敌对面相反的做法。这是形而上学、泛政治化、并把政治道德化的认识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过敏症、政治偏见。它的非理性特征，满足于非此即彼、简单化的二值判断，偏向情绪化的反应方式，容忍不讲事实根据和形式逻辑的臆断、武断，成为了文革中那么多以偏概全、无限上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冤假错案的认识论根源。
因此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的尊严这些流传千年的超越阶级的道德、价值， 就统统失效了。甚至被当成瓦解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凶恶的敌人。于是，怜悯、同情心、爱，被宣判为伪善、虚假、居心险恶的观念形态，必须克服的资产阶级思想、没落意识形态的残余。
作为逻辑工具，它认定阶级立场具有先天性，可以通过生命的衍续来传递， 并且无法改变，成分论的政策就包含了这样的假设，甚至还为违反人道的武斗提供了理由（先天的敌意无法改变，只有暴力用来惩戒、威慑）。它是滥用对抗性范畴的一种思想—行为模式，为文革中的社会歧视和普遍暴力，提供了合法性辩护。
[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唯物辩证法方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运用，因此认识就被纳入主义政治的轨道。由于以主义视野为唯一正确的观察事物的视野，从而取消了视界的多元性，导致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上的专制主义。同时以主义视野所“见到”的现实为唯一本质的现实，从而取消了现实呈现的丰富性，导致现实的遮蔽。将主观话语构造的现实说成“存在”的现实，从而将主观的东西说成了客观的东西——形成一个“立场=党性=主义=科学=客观=现实”的强制性逻辑链条。
（参考资料：王以忠《周恩来：外交干部任何时候都要站稳阶级立场》，“环球视野”第 21 期 http://www.globalview.cn/oldindex.asp?num=21；余虹《革命·审美·解构》，第四章《“现实”的神话：革命现实主义及其话语意蕴》，“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 2003-4-9 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528）
（1913—1976）吉林省农安县人，本名李云龙。作品多署劫夫。现代音乐家。1935 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开始作曲作画。1937 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次年加入中共。代表作《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坚决打他不留情》（1947）、《革命人永远是年轻》（1950）、《我们走在大路上》（1963）、《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1949 年后历任东北音专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兼中国音协辽宁分会主席等职。1964 年出版的《劫夫歌曲选》（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录了 205 首作品，善于融会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艺术手法，故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风格热情洋溢、豪迈乐观，时代特点鲜明。与其妻张洛育有三女（李青、李国运、李丹丹）。
1966年9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三首歌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等 10 首里就有 8 首是他的作品；并被广为传唱。成为“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这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语录歌”，其特点为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所作歌曲还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等，为当时的个人崇拜助威造势。文革初期作为走资派受冲击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保护。1968 年任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为林彪诗词《重上井冈山》作曲（1970），并给林彪写了一封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的感谢信。
1971 年 10 月 20 日从锦州押到沈阳关进“学习班”进行审查，重点追查只拟了一个标题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出于推测，为迎接林彪上台准备）。1976 年 12 月 17 日中午 12 时许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猝逝于“学习班”。1979 年辽宁省纪委于 11 月 20 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1972 年初广播电台、电视停播劫夫所作歌曲，直到 1980 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方始解禁。1997 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演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1994年4月1 日辽宁在沈阳回龙岗公墓为劫夫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4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文章《深深的怀念》。
（参考资料：陈益南《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南方周末》2004 年7月 16 日；梁茂春《歌曲的“异化”：论李劫夫的“语录歌”创作》，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或简称“老粗”。原指文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含有轻微贬义，常被用在自谦的意义上。有一种自卑的畏怯感。是工农兵在文化类型上形象化的无意识定位。但在 1949 年以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里，原有的语义色彩逐渐褪去。知识分子最初（1950 年代）与小资产阶级挂上了钩，到文革时（1960 年代） 知识分子大走背字而沦为“臭老九”，该词倒变而为含自炫意味的褒词了。不仅没有人敢于用鄙夷的口吻拿该词贬斥谁，也不用藏着掖着似的说起便低眉顺眼很羞怯的样子，绝对可以狠拍一下胸膛以此自称的。例：“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党支部书记，过去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筐，一没文化，二没能耐。”（《人民日报》1960.7.1.四版，转引自《汉语新词典》，闵家骥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年版）因为当时文化、知识与封资修划了等号，拿文化当饭碗的“臭老九”，总和 “白专道路”、“三名三高”这些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的烂污货分不开。他们是人群里的少数派，他们的成份、出身多数不好（不属于工农兵即有贱民之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不卑不亢的脾性、打扮讲究的洁癖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讨嫌，仿佛做黑社会、偏行生意的白相人、倒霉蛋。人们亲身经历：文革就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始的，大字报，高帽子，阴阳头……已永远地剥夺了“士”赖以千年相传的尊严。伟大领袖高屋建瓴、挥斥方遒的议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已锲入人们无意识的深处，化为全民共识， 表现在社会生活、世故人情的各方面。
那时的文化逻辑是，没有文化的人都是苦出身，他们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自己人，应该享受被剥夺的权利，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从英雄史观到奴隶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成为社会的主人。而实际上，三结合的机构──革委会都给了大老粗一席之地，作为阶级路线、红色江山的象征，工农兵取代红卫兵成为了文革的主体；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昂然进驻科教文卫上层建筑，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猎户李勇奇（《智取威虎山》）、退休工人高师傅（《海港》）、忆苦的贫农大娘（歌曲《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在黑暗中哀号绝望的佃农（泥塑《收租院》）……占据了文艺作品描写的中心； 洗得发白的劳保服成了与军装等价的流行时装；连搞科研项目，也得象征性地安排一个、半个根红苗正大老粗，以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阶级路线没问题，工人工程师成了又红又专的代名词；与工农兵结姻被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男男女女视为洗去耻辱、脱胎换骨、争取较好生存空间的捷径，等等。
这里也许还有更加广泛的背景：中央的各级领导（红军式、三八式、解放式） 也主要是战争年代参军的农民、城市贫民和工人。[注]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兴趣爱好，随着成功地占据社会主流地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趣味。1957 年反右时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讳莫如深、神经过敏式的狂轰滥炸（批判）、峻急惩戒（戴帽、处理），大跃进那头脑发热的高指标、瞎指挥，即该趋势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的典型例证。文革中大老粗的走红，只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带些黑色幽默的极端化、恶作剧。
[注]据称，中国上将司令员许世友、韩先楚等就是大老粗。
（参考资料：徐驿敏《听毛主席的话，走自力更生的路， “大老粗”制成了录音磁粉 》，《人民日报》1966 年 10 月 1 日；傅盛宁《知礼方能自尊》，《深圳商报》2005年1月7 日；陈东林《 冷眼看王朔》，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
走后门
最早的出处见明人王一鹗《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物议沸腾。”
喻指不依靠正常的途径，而是依靠正规法定规则以外的人情关系加以处理的办事方式。这是因为在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下还有一种形式多样、渗透广泛的实用性私人关系亚文化，通过这种关系个人可以绕过正式的规章制度从各级干部那里得到包括升迁、住房和就业在内的各种各种有形无形好处。物资供应和机会的短缺以及干部手上拥有的权力实际上又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维埃时代诗人）写过一篇《走后门》诗歌，诗中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和中国当代社会中现象简直毫无二致。说明两者结构上的同构性。
如果说文革前平稳有序的状况，高级官员行政级别标志的全方位享受等级完全保障了他们的利益而不必违规，到文革该利益集团网络的崩溃，只能靠仍在高位的残存者奋起自救了。他们的子女大多进部队当兵，仅韩先楚任司令的福州军区就安排了 200 多个。一时间，参军、入学、招工、病退回城、插队到条件好的农村要走后门，连看电影，开病假条，买自行车、肥肉、配给的日用品等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这样的风气已经弥漫、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73 年“批林批孔”时的“批走后门”，江青指名批评叶剑英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注]毛泽东为了安抚老干部、稳定政局， 出面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并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文革后“批走后门”被列入“三箭齐发”之一，却成了批判四人帮乱政的罪状。可以反证文革初期被冲击、摧毁的利益集团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文革后官复原职的人们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走后门更加严重。1990 年代以后，更是从在价格双轨制情况下批钢材、水泥指标，减、免税，贷款，到办个结婚证、准生证，子女上大中小学，求职就业，医院看病，装部电话， 减刑取保，都有走后门的。已经成为一个“后门社会”。这种利益集团的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底层人群民怨沸腾的根源。
[注] 在此前后，王洪文《中共九大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两报一刊 1974 年社论《元旦献词》： 也指出：“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参考资料：菲柳《“走后门”的由来》，“华夏经纬网” 2003.8.21；单世联《关于杨菁的的今读》；寒山《极权主义下的新传统主义》，IKY 考研博客-思想评论 2005年4月8 日）
指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以戏剧为主的文艺作品。
它们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并定于一尊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 1964 年～1966 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定型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1967 年 5月 23 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
1970 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陆续发表 8 个样板戏的最新演出本。1972 年中央舞剧团、中国京剧团等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样板戏。
其后又陆续加上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杜鹃山》， 芭蕾舞剧《沂蒙颂》，钢琴伴唱《红灯记》等，也得以厕身样板戏之列。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它们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如，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又如，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雕细刻，有可取之处；但也有杂凑生硬、违反艺术样式固有特点（写实布景削弱了想象空间，表演上过分强调体验人物与贴近生活、交响化伴奏使程式化唱腔变成了“京歌”、用指挥替代鼓板以整合文武场）、概念化的阙失。而从它们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创作原则等，却被硬性确立为所有创作都必须遵循的经典规范。有学者指出，三突出塑造的高大全英雄呼唤的个人崇拜，蕴涵着文革的精神基因。
这种树立样板的做法，还被推广到其他艺术领域——绘画里有泥塑《收租院》、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语录歌，样板作家浩然、样板诗人张永枚、样板演奏家殷诚忠，等等。
1969～1972 年间，为了“看戏难”问题，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由谢铁骊等执导，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因为样板戏被神化，拍摄电影、录制唱片和移植成地方戏曲，都严格要求不能走样。[注 1]1974 年四届人大召开时，编创、演出、拍摄样板戏的有功人员受到特别优待，以致挤掉了部分其他艺术门类的代表名额。
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曾有“八亿人民八个戏”的说法），样板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注 2]，成为文革时期贫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代名词。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插入样板戏旋律作背景音乐， 略含反讽；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后文革的影视作品，也常有以样板戏为文革的隐喻，用作背景音乐来暗示的。以其曲调的高亢激越，造成冲突激烈，或主人公命运不安不祥的暗示。
2001 年 12 月 2 日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京剧节开幕式，就是文革中最流行的两部样板戏的片断：《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
[注 1]王元化曾指控，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说书艺人为了适应演唱需要而作了修改，被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了死刑。据考，谭元泉（原上海钢管厂司磅员）聚集业余演唱爱好者娱，有时亦参加一些沪剧清唱活动。经常演唱《芦荡火种》、《大雷雨》、《不准出生的人》、《甲午海战》、《孟丽君》、《妓女泪》等剧目。1970年4月 25 日，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判谭犯有：1.为首组织黑剧团，破坏革命样板戏，先后流窜于本市 10 个区、3个县的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和里弄等 170 多处，演唱活动 280 多场次，直接危害群众 1．6 万余人；2.腐蚀毒害青年；3.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后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洪富江（原松江曲艺团说书艺人，1962 年曲艺团解散回乡务农，农村故事员）依据公开发表的《智取威虎山》演出本为脚本，同时在展开故事情节、刻划人物时，增添一些“噱头”。1970年1月 20 日，《文汇报》社完成《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情况调查》。洪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大批判“活靶子”押到全县各社镇和上海市区有关单位轮番批斗，3 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 200 余次。上海沪书团施春年案情与之近似。故，王或他的消息来源可能是把三个案子误植合并弄混了。
[注 2] 最常见的选段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红灯记》）、《大吊车真厉害》（《海港》）、《智斗》（《沙家浜》）、
（参考资料：王元化《论样板戏及其他》，载《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傅谨《“样板戏现象”平议》；申客在“猫眼看人”2005-6-23 的跟贴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684713）
（1912－1987）广东海丰人。现代音乐家。
1929 年从法国学习音乐回国探亲，在上海、广州、香港、台北举行小提琴演奏会，被誉为“神童”。1931 年学成归国任私立音乐学院院长，1939 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小提琴独奏曲《思乡曲》、歌曲《民主大合唱》等。1949 年建政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曾作为新中国“音乐大使”访问过苏联、朝鲜、波兰、捷克等国。
1966 年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非人虐待，工资降为每月 14.5 元。6 月中旬和文化部系统“黑线人物”500 余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文革文件，写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8 月初被揪回中央音乐学院批判， 糨糊倒在头上，大字报贴在身上，“资产阶级音乐权威”、“吸血鬼”黑牌一前一后挂着，在学院内游斗。被关进昔日琴房改成的“牛棚”里，不准通信、电话、与外界接触，强迫劳动、挨打。大字报贴到家里，连夫人王慕理也被批斗，孩子担惊受怕。
夫人王慕理和孩子先期离开北京，避至广州远郊亲友家中。11 月马肝病复发被准回家居住，其家四合院已搬进四五户人家。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得厨师贾俊山、私人医生倪景山帮助南下广州， 1967年1月 14 日以5 万元港币买得偷渡蛇头，全家四人乘黄浦 002 号艇抵香港。后转到美国费城乡间定居。当年 4 月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 的可怕真相》的声明，[注]公开抨击中国文革的残暴。贾俊山、倪景山迅即被捕， 1968 年初马被康生、谢富治指导的公安部专案组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演出，以其收入作为全家生活费，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创作了取材于《聊斋·晚霞》的舞剧、表现新疆民间爱情故事的《热碧亚》，和大量独唱曲、合唱曲、小提琴独奏曲（50 余首）、小提琴回旋曲、钢琴协奏曲。
1985 年 2 月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得到媒体多方报道。1986 年退赔其被查抄物资并补发工资。1987年3 月死于因肺炎引起的心脏病。
1995 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马思聪歌曲选》（简谱版），收入各时期 43 首。
1997 年 9 月 25 日、26 日由中央音乐学院等 6 单位联合举办“纪念马思聪诞辰
[注] 声明中说：“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在各处流荡，成了漂流四方“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出走了……”
（参考资料：叶永烈《思乡曲——马思聪传》，《文汇月刊》1985 年第 5 期； 张静蔚《马思聪年谱》，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年版）
名词性偏正词组。广义地说应该包括了私人生活事务，是围绕个人利益的私人生活。当时观念里，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党、国家、社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处理私生活也必须奉行公共生活的原则（革命原则）。但在口语里它较多被用于指个人的婚姻、家庭，习惯上被当作间接提及的委婉语。在 2000 年代的人看来该词绕着圈子说话，语义模糊，而在文革中人那里却是指向明确没有歧义的。已婚者的“个人问题”就算解决了，如果大龄未婚，就会被看作存在“个人问题”，引来许多人的非议、关心、帮助。
当时没有私生活的概念。因为私生活概念强调个人权利，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划了一条界限，认为公共权力无权干涉私生活。私生活、私权利概念的出现， 是 1990 年代告别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滋生以后的社会—精神现象。
这种语义、用法不限于文革，但 1990 年代以后也渐趋淡漠，以致于消失了。由于个人的权利缺位，他的性、性爱、婚姻，没有正当的位置，更多被视为一种基于习惯、社会安定、人生生命周期的义务和责任。领导、同事、朋友、党团组织都可以介入，把它作为当事人推不开、躲不掉的事务，不停地为你介绍他们以为适合的女朋友。因为这不仅仅是你的私人问题，它关系到你是否按社会公认的标准行事、生活，是否被认定为正常。
1949 年以前、1950 年代，对老干部的婚姻，组织可以直接干预，以“对革命有贡献”为名，替当事人包办从介绍认识到劝说速成结婚的一应事务。在保密部门（国防工厂、国防科研、公安或担任领导职务）工作的人，确定恋爱对象时， 组织要进行政审、甄别，被认定不符合条件的要劝说当事人放弃。如果当事人不接受，就会给自己的正常工作或仕途带来莫大麻烦。因为在当时的人生计划、婚姻市场上，安全比发展、物质条件、情趣有更重要的地位。即使普通人，也不愿意找一个家庭成分或政治上有问题的配偶。
在文革的思想观念和风气中，个人生活里也有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死角。王申酉恋爱被学院工宣队发现后，工宣队就赶到女方单位介绍王的政治情况，以制止阶级敌人诓骗纯洁女青年。乒乓国手庄则栋1987 年再婚的对象是日本公民，基于他身份的敏感性（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谁也不敢贸然同意，最后由邓小平同意才成事。此前他在给天津市长李瑞环的求助信中对自己婚事的称呼就是“个人问题”（“请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的个人问题”）。
文革后一度因蹉跎岁月而未成家的大龄青年较多，政府认为事关社会稳定， 让妇联、团委出面组织联谊活动，做红娘、搭鹊桥。这一形式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后来婚姻介绍所的出现。
（参考资料：庄则栋、佐佐木敦子《邓小平批准庄则栋结婚》，“光明网” 2004年5月 12 日 ；wangtj《“误的”一代》，“黑龙江信息港”“北大荒” 2000 年 8月 8 日）
（1887---1949），又名刘星廷，祖籍安徽。与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并列为新中国舆论塑造“地主恶霸”的四大典型。
先人明末为官，后辗转入川移居大邑县安仁镇。其父有 30 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有一处十来间房小四合院的房产。刘早年赶牲口贩运货物，做些小生意。
1921 年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刘氏家族登上四川军事、政治舞台。其弟刘文辉时任川军第八师团长，在驱逐滇、黔军时占领叙府(今宜宾地区)。在刘湘（其堂侄，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支持下，刘文辉部脱离第八师，扩大为独立旅，成为一支自立门户军阀队伍。刘文辉需要得力助手为其筹措军饷以扩张其势力，1922 年他即应召到叙府充任军政要职。
在 1922---1931 年九年间，先后担任过叙府捐局局长、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陆禁烟查缉总处长、川江航运管理局局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清乡司令。在他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期间，统管 81 个县的税收（当时四川共有 146 个县）。滥派苛捐杂税达 150 余种。强征名目繁多赋税，其中田赋一项，一年数征，有时竟一年预征 12 年田赋，到 1932年时已预征到了 1962 年。据不完全计算，仅叙府一地每年即征收近 1200 万块银元税款。每年从鸦片征收捐税约 800 万元。农民种鸦片，鸦片种子一入土即收“烟苗捐”，每百窝征收 0.12 元至 0.2 元。如次年不再种植，就按上一年度数目征收“懒捐”。每年约 240 万元左右。向鸦片贩子运输过境征收“烟土税”，每年 4 万多元。
向鸦片经纪人征收“经纪税”，“南土”每箱 2 元、“川土”每担 1 元。向鸦片消费征收“红灯捐”，营业烟馆每盏灯每月收捐 15 元，伪警察附加税 0.6 元；不营业的自用灯减半。每年征“红灯捐”约为 100 万元。还贩运“南土”和“川土”，每年获暴利 100 万元左右。1930 年在叙府开办吗啡厂牟取暴利。此外又开办赌场招揽烟客聚赌。既掠夺税款，又用巨额税款经营官办垄断商业，以牟取暴利。为垄断川南药材市场，在叙府开办“长发元”银号，派人带大批款项到云南、川西等地，把药材中常用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货源买断；挤垮了其他药号。1930 年重庆鸦片市场疲软，他“义盛”银号囤积“川土”2000 多担。为抬高重庆市场烟价，下令在叙府阻关，禁止其他商号“川土”出关。重庆市场因货源少而价格上涨，“义盛”号乘机高价销完存货。
垄断食盐运销。在宜宾、五通桥、叙永、纳溪等地设立商号，培植盐船把头， 安插亲信充当宜宾盐业会会长，操纵和垄断食盐运销。每年运往云南、湖北、叙永、新津、成都食盐约 1 万吨左右，获利 20％至 30％以上。因盐价奇高，一斤盐要卖掉四五斤大米；贫苦人户只能吃“沾沾盐”，即象征性地用盐巴往菜汤里沾一下。与当时成都军阀合伙开办造币厂，在银中掺加黑铅，铸造劣质银元。从云南以每斤 20 元低价买回大量黑铅，再以 60 至 70 元高价出售，仅 1928 年就获利 30 万元。
1931 年夏，刘湘与刘文辉二刘之战爆发，后者战败。他在川南失去军事后盾，退踞大邑老家。在川南期间，他数度派人回乡修公馆、置田产；田产猛增到1.5 万多亩，遍及大邑和川西 11 个县。还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设“仁和”、“裕通”、“成益”、“惠通”等银行，控制金融，操纵市场以营利。
刘 1949 年病故不二月，其弟刘文辉、当时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率部起义， 遂成为共和国功臣，日后更成为中国林业部部长。
1965 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1958 年筹备、1959 年开馆，带大跃进政治色彩），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收租院》，大小泥塑共 114 个。旋即部分复制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此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纪录片《收租院》，该片大获成功，解说词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 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 接待观众达 5000 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极大地推动、普及了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教育，为普遍的仇恨和暴力充当了催化剂。
1999 年 11 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笑蜀《刘文彩真相》一书，认为无论是从当时标准，还是以现在尺度来看，刘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注]指出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是按着“阶级斗争”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作品。1988 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过“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当年刘在大邑曾修建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据称此举几乎耗尽所有家产。
聚讼纷纭的争论反映了 2000 年代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反映了人们复原历史的颠覆-解构冲动和怀恋过去之间的紧张。
[注]赵诚《褪去意识形态色彩后的刘文彩——读“刘文彩真相”札记》揭示了笑蜀著作内涵：“应该怎样看待刘文彩这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呢？这主要是要看在中国的这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刘文彩是站在向开放社会转型的正面还是站在其反面。……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可以依着一条更清晰的线索，即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中国现代史上活动的各个政治集团，哪一个政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作为更有利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各个集团在主观理念上和客观上是起了促进转型的作用还是阻止转型的作用，来纵观这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刘文彩隶属的四川军阀刘文辉政治军事集团，从本质上说不是一个有现代意识和救国理念的进步集团，而是一个为这个家族夺取天下或坐大一方的军事割据势力，它更贴近浓厚传统社会改朝换代时群雄并起中的纵横捭阖的军事政治集团。”
（ 参 考 资 料 ：《 刘 文 彩 生 平 》，“ 梦 之 旅 - 四 川 游 ” http://www.dreams-travel.com/sc/sc_cd/sc_dzzy/sz_news_lwcsp.htm；笑蜀《刘文彩真相》，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lee4851714《刘文彩，黄世仁， 南 霸 天 和 周 扒 皮 》 ， “ 猫 眼 看 人 ” 2005-12-3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880687&page=1； 武兵《为刘文彩翻案的要害是翻中国革命的案 》， “环球视野” http://www.wyzxsx.com/2005/printpage.asp?ArticleID=12428）
名词。俗称“尖尖帽”。流行于 1966 年下半年文革批斗高潮时。是一种长约30 厘米到 50 厘米、纸糊锥体（下大上尖）空心的帽子，在批斗会时给被批斗人戴上。帽子上常写有被批斗人的罪名（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和名字。这种形式似乎源于 1927 年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有别于古代俗语所称恭维人、说好话的送高帽。因峨冠（高帽）博带（阔衣带）是古代士大夫的装束、尊贵的象征。所以奉承阿谀人就叫给人戴高帽子。与挂黑牌子一样，它是批斗会的一种道具，把被批斗人妖魔化为异类鬼蜮，不当人看待，对被批斗人进行人格惩罚性羞辱的一种方式。另有画花脸、喷气式（土飞机）等。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彻底打垮被批斗人的尊严，将其“斗垮、斗倒、斗臭”。虽然不是直接施之于肉身的肢体暴力（尚不足以造成身体伤害），却已成为一种摧残被害者身心的刑具；其毁灭性更加甚之。有人就因为不堪其辱而以自杀维护尊严（中国自古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格言信念）。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革命不是绘画绣花等流行观念，赋予了这种暴行以合法性。文革意识形态中没有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现代法制概念。许世友曾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似乎问题不在戴高帽子，而是给谁戴高帽子（选错了对象）。只要被认为罪大恶极、罪有应得，无论采取怎样极端的手段，就都是正当的、可以被允许的。
有论者建议，应该把高帽子作为文革刑具之一，纳入文革博物馆的收藏范围。
意谓“千秋万代，永远存在”。这是从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专用于皇帝的颂圣谀辞。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概念后即有此呼。据毛曾被贬黜的秘书李锐说， 1950 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文革时，集会、游行的口号，机关、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等公共场所和家庭张贴的标语，都有“毛主席万岁”。使用的普遍，已至空前绝后。
除了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列主义等抽象的神圣事物、集体功业外， 对于在世的个人，只有毛泽东才能当此一词。这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习俗规定的祝祷语，又是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地将毛视为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领袖乃至神的普遍观念。在一个严于礼节等级、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不允许有任何的僭越。曾有外国来访者不谙中国规矩而呼喊“周万岁”，把周吓得赶紧制止。因为英语里的“long live”（永远活着）是一般性祝愿，不是专属最高统治者的。
1966 年甚至曾有人编造说，经医疗权威认定，毛泽东可以活到 100－150 岁。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人奔走相告，有的地方为此发了号外，红榜书写张贴，敲锣打鼓庆贺，成为万口传诵的喜讯。这是文革个人崇拜的顶点。“万岁”，既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的忠诚、美好祝愿，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崇拜、服从，认同毛泽东可以超越生命现象的自然规律，表达了他们坚定按照毛泽东指示办事的政治意愿。同时也是一种对人格和独立思维权利的让渡。
1966 年 10 月 1 日一位进京观礼的山东烟台市青年女工不断地高呼“万岁”。她说，“全厂工人要我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时，为把全厂 403 个工人的心意带给毛主席，一定要喊 403 声毛主席万岁。” 有人分析说，“古代人民是跪着喊万岁，文革时人民是站着喊万岁”；身子虽然站着，心理却是跪着的。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它与中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与自然经济关系密切， 是相关联的。
“万岁”也可以成为表面化、应付性的政治表态，如被形容为“万岁不离口， 语录不离手”的林彪，即是。就像是一种用来交换信任、安全或升迁等东西的贿赂。但牛鬼蛇神不准喊“万岁”，因为分不清与“万碎”的区别，怕他们心怀仇恨诅咒而不利于伟大领袖，又无法对其施之以惩罚。有人由于过度紧张或不小心把万岁的主语错换成其他人的（刘少奇或其他被打倒者），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轻则揪斗，重则判刑。
当毛泽东的健康成为中共政权稳定性、连续性保障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成了中共的核心机密。每当毛泽东接见外宾等需在电视、新闻照片上露面以前，都有卫生保健部门提出方案，要注射强心针或使用其他促使人精神处于兴奋状态手段，保证毛始终以神采奕奕的形象面对镜头、展现在公众眼中。以发出领袖健康无恙、政局稳定的暗示信号。越是政局变动的微妙关口，越需要这样的安排。
呼喊“万岁”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文化：列入了官方审定的口号清单，在规定的场所书写、规定的时刻呼喊，被官方媒体正面报道、褒扬、提倡，被看成衡量政治态度（忠不忠）的必要条件之一，有禁止呼喊的特殊限制（黑五类）。在意识形态里体系构成一个必要环节，其功能是塑模奴化心理并使之被放置到无意识中，铸造迷信狂热诱导社会集体越轨。
（参考资料：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
1967年7月 20 日，武汉 8201 部队（湖北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几十车人闯进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抓走中央文革的王力、办事组张根成到军区大院 4 号楼批斗，并上街武装示威游行的事件。
4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 月 6 日颁布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武汉军区虽被迫释放了除朱鸿霞等人外的大多数工总头目；但不同意给工总平反。正在支左的 8201 部队（湖北军区独立师）参与了百万雄师专业武斗队的建立和指挥。
从５月初到“7·20”，以逐步清除造反派据点为目的，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武斗全面爆发。从 1967年6月4 日到 30 日，武斗双方共死 108 人，伤 2774 人。到“7·20”之前，百万雄师已完全占领汉阳，控制了除红旗大楼周围地段外的全部汉口，封锁了武昌交通要道。
7 月 14 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谢富治、王力等到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解决武汉问题。15 日—18 日周恩来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30 人），听取情况汇报。毛泽东确定了武汉问题的方针，并由周恩来宣布：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为工总平反；“三钢”、“三新”[注 1]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独立师蔡炳臣政委违背周恩来“不要向下传达”指示立即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调军代表回营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19 日深夜独立师作战部长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注 2]
20 日凌晨5点 10 分，独立师军车数十辆从前、后门冲进东湖宾馆；紧接 41 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3 辆大型救火车跟进。王力、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被独立师军人和“百万雄师”带到了军区大院 4 号楼。并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被打伤脚踝），逼他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性质重新表态。8199 部队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赶到保护王力，将“百万雄师”群众、独立师军人与王力隔开。下午并将王力转移到小洪山。
10 点后，武装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 396 部，其中消防车 27 辆，空军军车 15 辆，打独立师、8216 部队旗帜的车 83 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一说“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百万雄师”亦出动 200 多辆汽车，数万人马。满街“揪出谢富治”“打倒王力”口号。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车至湖北大学前，一位独立师军官见大学造反派要抢车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19 日离汉的周恩来 20 日返回，安排原想要畅游长江的毛泽东 21 日凌晨 2 时匆忙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到了上海。
21 日独立师、“百万雄师”近千辆车继续武装游行。当天，25 军 3 个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武汉运动。15 军空降部队占领了孝感机场，运动到黄陂。东海舰队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启程当晚可达汉口。
22 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回到北京。当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会议， 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武汉“7·20 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红尖兵”《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称“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
7 月 23 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令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开会。
7 月 25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事后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声援武汉造反派。
7 月 26 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的《公告》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 。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7 月 28 日独立师被调出整训，取消了番号（8201 部队）。
中共元帅徐向前、大将徐海东、彭绍辉等被指控为“7·20 事件”后台，遭到抄家。
据湖北省委统计，“7·20 事件”之后，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 18.4 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 6.6 万人，打死 600 多人。据称，幕后的戏中戏，其实是四方面军系统对林彪成为接班人不满，而林则想借此为自己扫除军内障碍。
1978年7月 26 日中共中央决定为“7·20 事件”平反。有研究者（王年一） 认为这是大规模群众性抗争。也有人认为，当时部队存在“中央的文革路线错了， 依靠的是知识分子，而非工农兵”的思想情绪。独立师在明明知道前景不妙的心情下，爆发了对中央决策的反抗，是带退无可退、铤而走险性质的。蔡炳臣纵容部下“炮打”，也是经过思考的暴力性抗争。此后再未宣布大规模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据认为，幕后的戏，其实是四方面军系统对林彪成为接班人不满，而林彪想借此为自己扫除障碍（不止于四方面军系统）。
[注 1] 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
[注 2]一说是王力在水电学院偏向工总的讲话被“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大力宣传激起了“百万雄师”和 8201 部队的抗争。
（参考资料：余言《也说“七二零事件”中的“8201”》，“林彪?军队?文革”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forum.php?f=9&topicdays=0&start=50 ；《腥风血雨的武汉”7.20 事件”前后》，“西西河中文文化网” 2005-03-31；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往事如斯?再谈王力》
一种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在当时人们看来，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 成为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大致流行于 1966 年—1971 年间；比较明确的下限， 以“九一三事件”和随后的批林运动为界。[注 1]
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 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据李南央回忆，家庭里也有这样的礼仪制度，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机械无趣、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让人疲倦、厌烦，但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废弃的建议。连精神病院也不能例外。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注 2]
除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外，其功能，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根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消蚀人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崇拜和臣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组织形式， 而且被内化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精神类型。
2000 年代，喜欢标新立异的新一代修辞家把它作为家书情信的代称；也以此戏称事无巨细、雷打不动地汇报情况，比如员工对老板、丈夫对妻子、子女对父母（表示无可奈何、只能服从的厌恶）。
（参考资料：王毅《“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青年思想家》1999 年第 1 期；魏风晋骨《文革岁月·早请示和晚汇报》“五月风论坛” 2005-429 http://www.shchch.com/bbs/ printpage.asp?BoardID=15&ID=3460；《想你的时候,早请示晚汇报 》，“ 北大中文论坛 ”“散文原创” 2005-5-14 http://www.pkucn.com/redirect.php?tid=134283&goto=lastpost；张超英《东瀛留学记识》http://www.wayabroad.com ;2001年9 月）
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五七干校等社会单位的建制，仿效军队编制，公司工厂车间班组、学校班级、系统单位，均按照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组编。这一现象也可以称军事编制地方化。
1966 年底出于打倒走资派的政治需要，现存党政领导系统必须彻底摧毁， 又不能出现权利真空，毛泽东选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维系社会运转最低管理职能的承担者。三支两军、革委会的“三结合”则使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政治的进程具体化、合法化，成为文革政治的显著特征。某些军队文化特征即跟随军人而融进地方单位，工宣队的工作、管理方法跟在军人后面亦步亦趋。直至 1971 年“9·13 事件”后方渐次淡出。
为了建立全民接受的军队形象，“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宣传被大张旗鼓地开动起来：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穿军装时起，穿军装，戴军帽，佩军用书包…… 一时成了时髦。从未间断过的对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军人英雄的报道、歌颂， 在全社会形成持久的军人崇拜：竞相参军（它意味着退伍转业得到一份体面、实惠，令人羡慕的工作），找军人女婿，政工干部基本由转业军人充任，作风军事化……社会单位编组模仿军队编制，既有 1949 年以来的思想、组织传统因素促成， [注 2]与文革前存在于社会各系统的全民性民兵组织有关，也是形势时尚使然， 与军队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既有诱使人们认同、接受军人政治的现实功能， 又满足了 1949 年以来中共把战争崇高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审美期待。社会单位编组模仿军队编制，主要是形式上的，管理风格上亦融入了军事化令行禁止、绝对服从的作风（与文革观念史中衰落权力的报复性反弹强化相关），但也有一些军事化内容渗入：如，学生学军，五七干校搞拉练，等。
[注 1]湖北云梦泽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出版口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注 2]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就曾将劳动力按军事编制，组成班、排、连、营等单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
（参考资料 ：《钢铁的中国和中国的钢铁 》，“杭州行” 2004-1-18http://www.maowu.cn/wt10.htm；傅振伦《蒲梢沧桑》，载“思忆文丛” 牛汉、邓九平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
（1930— ）江苏南京人。曾入主中央文革文艺口负责人的部队作家。1949 年高中毕业参军，1955 年成为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话剧演员，1962 年因受伤改行任话剧团创作员。
1965 年发表 30 万字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收获》7 月号），描写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英雄的过程。同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封面图片用的是欧阳海奋力往铁轨外推受惊马的塑像[注]，郭沫若题写书名，总印数上千万册；得到刘少奇等中共高层领导首肯。读者排着长队争购，当红的畅销小说无出其右 。在主人公形象中，基本驱除了革命快感里世俗化的感性成分，而代之以从继续革命理论出发的改造人性的乌托邦冲动。欧阳海的革命激情，总是自觉地与革命教义相对照，进入了更纯粹、更自觉、也更抽象的叙述阶段。
因书中突出政治，遵循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顺应其时文艺作品要反映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潮流，有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描写，迎合了宣传解放军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思想培养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时势，适逢其会而一炮走红。
先后奉命对小说进行了三次修改：第一次（出版前）删去指导员有品质问题， 第二次（1967 年）删去读刘少奇《修养》情节（改成扔《修养》）和临死前四秒钟的心理描写（遵江青嘱不“搞两个司令部”和苏修电影《雁南飞》那一套），第三次（1978 年）删去林彪字样。
在跃居中共中央第三号人物陶铸的推荐下，1967 年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文艺口负责人，5 月 23 日接管文化部。成为得到火箭提升般的最耀眼的政治新星， 锲合了其时从工农兵中选拔英才而用之的时代风气。因陶铸失势，且职务关系经手过江青 1930 年代剧照的杂志，以“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罪，同年夏秋投入秦城监狱（单身囚室２０４—４６号）。不幸成了文革政坛诸多阴谋的牺牲品、一瞬而逝的流星之一。单身监禁七年零四个月后，移送河南许昌某农场改造一年多，被挂起来二年多，共失去自由 11 年。
1978 年 9 月正式平反，恢复名誉，调到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1988 年离职休养。描写秦城牢狱生活的自传《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发表于 2001 年第 5 期《中国作家》，2002 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同年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 采访制作访谈节目《看楚翘风流》。2004 年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
[注]当时曾有一则传播很广的流言：说是书封照片的阴暗线条中，显现出一条绿色的毒蛇，正在冲向毛主席的头像，又有十分反动的标语等。很让人感觉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但是敌情观念不强的普通人怎么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也看不出那恶毒的图象。
（参考资料：张骥良《作者金敬迈的沉浮》，《炎黄春秋》2004 年第 1 期；《金敬迈谈“欧阳海之歌”》《文汇报》2002 年 8 月 15 日；《红卫兵日记》，“天一书楼藏书” http://www.cnool.net/tianyige/collect/hwbrj.htm）
名词。贬义。旧称“杀人劫货的客店”，近代指没有合法手续的商业机构、服务机构等。文革初期该词常与“三家村”连用组成“三家村黑店”，既实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做的事、搭建的组合，作为一个具有致命杀伤力的虚幻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又被滥用来指代那些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有关无关、直接间接的人和事，或其他被选定要批判、打倒的人和团体（周扬黑店、三十年代黑店、陶铸黑店、反华黑店、四人帮黑店），泛指彼此关系接近的文人、写过批评现实文章的人（或者仅仅是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所有将被揪出来打倒的多人组合（非正式的）。
到后来，所有被指控有政治问题、服务方向问题的人或组合、组织，所有被加以各种莫须有罪名的人或组合、组织，都可以冠以这样的帽子。历史悠久、服务档次高的老字号（如“起士林”西餐厅），远离工农兵，是“黑店”；出学术书的出版社（如“三联书店”），不为多数人和现实服务，是“黑店”；两口子在一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或都是业务、学术骨干、权威，是夫妻店，当然也是“黑店”（如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书鸿，所长]李[承仙，党支部书记、副所长]夫妻黑店”）；纯学术组织（研究古典、西洋的思想文化艺术就是封、资、修）也可以叫“黑店”；哪怕仅仅由于是一所学校、医院、研究机关、一个政府部门、一个单位，只要想要打倒你（而那时全局的政治形势就是“打倒一切”），无论你黑不黑，都可以管你叫“黑店”。真是天网恢恢，无远弗届——有点像鲁迅所痛恨的“可恶罪”。你要想不“黑”都躲不开。因为毛泽东的运动意图指向本身就是要“天下大乱”。
“黑”指反动、非法，政治性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抓住只言片语，掐头去尾地引申、捏造、构陷也可以上纲上线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 “黑”。没有黑，灰也可以指认作黑，反正不是白，就能够指认为黑；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就支持这样的推理。秘密的、违法的阴谋，是“黑”，但只要是人们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事务、会议，都可以称为秘密的，无论违不违法，都是“黑”的。甚至是人皆不能免的瑕疵，与公共事务无关（那些远离政治的私生活或纯业务都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的个性、同好、人际亲疏， 都被可以提升到政治的高度——“黑”。既担任一定职务、管着一班人，又玷有灰渍，就是“黑店”。这样，便能无限制地从非政治范畴过渡到政治范畴，给人或组合、组织安上“黑店”的罪名。
1990 年代以来，多指不讲诚信、以假冒伪劣商品坑害顾客，违法乱纪甚至涉嫌洗钱的商店。
（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黑店老板的庇护所》，《人民日报》1966.05.10；陈原 《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人民日报》1978.02.03）
名词。意指宣传或从属于封（建主义、主要指中国古代）资（产阶级、主要指西洋）修（正主义、主要指前苏联）文化思想体系的书籍。“黑”指意识形态上违反、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纲领、原则，文化上崇洋（马、列老祖宗有肯定评价以外的外国作品）媚古（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以外的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反映对象不是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生活、思想的大众化作品。
文革初期的大批判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以外的文化（旧俄和前苏联 20 大以后的作品因为苏联共产党变修了也除外）都判定为腐朽没落的旧文化，导致了一场空前的“革”文化“命”的文化扫荡——大规模的破坏文物古迹、禁书烧书。被批判、打倒的政治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自然是“黑书”，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之类反动文人的杂文、史著、剧作自然是“黑书”，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授陈寅恪、翦伯赞、梁思成、钱钟书，音乐家贺绿汀、画家张仃）的书也是“黑书”。几乎所有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文化典籍都被划入会毒害青少年、工农兵灵魂的毒品、黑书之列。古的如《四书五经》、《左传》、《古文观止》、《录鬼簿》、《曾国藩家书》，洋的如《圣经》、《希腊神话》、《莎士比亚全集》、《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丘吉尔回忆录》，甚至工具书如英语字典、科技书籍（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亦被列入）…… 都无一不是黑书。连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日》、《红岩》等 17 年出现的红色经典）也被打成“毒草”、“黑书”。
郭沫若主动宣告自己以前的作品都是“毒草”。与大批判同时盛行的抄家， 促使许多藏有书籍的人家事先清理，把积攒多年的心爱之物烧掉、卖掉，连许多有价值的善本书也被付之一炬或化为纸浆，形成一场书籍的浩劫。人们再也不敢读书。有人认为，祸害之烈，或甚于秦皇焚书。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侄孙女王海蓉谈描写鬼狐神怪的《聊斋志异》时，王海蓉就紧张地问“要不要打预防针啊”，被毛泽东笑话为“形而上学”。只有样板戏、鲁迅和一两个钦定的作家（写《李自成》的姚雪垠和写《艳阳天》的浩然）的作品可以读。以至于毛泽东自己也觉得不妙，1975 年就讲“没有电影、戏剧，没有文学作品”，要求进行“调整”。
私下里却存在另一个地下读书世界：对于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年，黑书却有着极大诱惑力。那些趁乱从图书馆偷出来的、私藏下来的、漏网的书，在爱书人之间串换、流通，滋养着他们荒芜的心灵，储存着最初的知识积累，萌动着最初的思考。当然是在不动声色中悄悄进行的，却让他们有偷吃禁果的兴奋，乐此不疲……
而在宋慧敏（刘心武《班主任》主人公）看来，只要国家书店不出售、图书馆不出借的书籍，都是“黑书”、“黄书”、“坏书”。正由于小说塑造的思想僵化、眼界狭隘、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的一代盲从者典型，揭示出文革文化灭绝政策造就文化断裂、人才断层的灾难，才成了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奠基作品。
（参考资料：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戳穿再版的恶毒用心》，《人民日报》 1967.04.07；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批判朱熹的《四书集注》》，《人民日报》1975.01.09；林炼金 《父子泪》，《泉州晚报》2001 年 10 月 20 日；流沙河《与我》，载《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名词。指称 1949 年以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中国青年党、军统外围等反动党团或袍哥、青红帮、一贯道等秘密社群组织，或虽曾参加了中共又因被捕等而脱党的，参加过托派活动，或有叛变嫌疑的，或身份因无人证明而模糊不清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麻烦。在当时人们看来，不管具体情况怎样，这些问题都是其个人政治历史上的污点。
又分为一般历史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一般历史问题是指，虽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团但没有在其中任职，或参加过袍哥、青红帮、一贯道等秘密社群组织却不是为首者；重大历史问题是指，担任过职务的国民党官员、参加了中共又因被捕、参加托派活动等原因而脱党的，在中共内部犯有重大路线错误的， 或有叛变嫌疑的。在主张、实行阶级斗争观念者看来，有这些经历的人，就可能与中共离心离德，在政治上是应该被认定不值得信任的。无论其是否主动交代还是被动承认，得到的对待都不会有太大区别。有问题由于时间久远没有条件查证而未曾证实，悬而未决；悬而未决（没有结论）就让当事人等待调查处理，在所有运动中接受批判，据说对不但对革命事业的安全性有利，而且对这些人的世界观改造本身也是有利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防患于未然，一种有
（参考资料：刘白羽《丁玲不止一次向党进攻》，《人民日报》1957.08.28；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而斗争》，《人民日报》1969.05.06）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辞海》的释义为：“（……1894－1971）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首脑。……1939 年任政治局委员。1952 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逝世后，篡夺党政大权，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等领导职务。任内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提出并推行所谓‘和平过渡’等修正主义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其时虽然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 1960 年代和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还要很久以后才会逐渐消失。
作为国际政治人物，赫鲁晓夫被当作苏共的代名词，中苏意识形态、国家冲突所造成的全部问题，都被归结为他的责任。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 引发了东欧的政治风暴，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炮击金门遭到赫鲁晓夫的指责，苏联又提出成立中苏联合舰队、在中国设立由苏方管理的长波电台以控制中国海军；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突然单方面攻击中共，不久又撤回专家 1390 人，带走所有图纸、计划、资料，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257 个，造成重大损失，两国边境纠纷、事件不断；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苏共公开指责中国，其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向美国让步…… 1963－1964 年间爆发中苏两党论战，中共发表了“九评”。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分裂中被迫“辞职”。
作为普遍名词，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文学形象、漫画式人物。“赫秃头”就是指称他的口头禅。最著名的讽刺作品是赵朴初的《某公三哭》。在这些作品中， 他被描写为做“秘密报告”的“阴谋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强横霸道的恶棍，忘恩负义的小人，品格萎琐、智力低下的小丑（流传最广的是“赫鲁晓夫和猪在一起”的笑话，照片说明：左起第几是……），滑稽的秃头，不走运的倒霉蛋……这一方面是传媒反复传播政治笑话和漫画的作用，一方面是大小报刊各种政论不断勾画的作用。所以把攻击焦点对准某个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把政治道德化的传统，效率高，一方面由于有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历史，针对个人不针对人民的策略，也许可以避免与苏联党和国家长期交恶。
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的同义词。1960、1970 年代在中国名气最大国外反派人物。当时常用的短语，最富于暗示性的，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从现实政治层面上，借指毛泽东意欲打倒的刘少奇等一批国家党政领导人；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它成为一个在虚空中漂浮的恐怖声音，一个反复浮现的无名主恶梦，随时会给我们带来“党变修、国变色”的厄运。尤其是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加如此。虽然人们并不知道修正主义是怎样的一个妖魔，仍然陷入莫名的恐惧之中。经戚本禹批电影《清宫秘史》的宏文首创，“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刘少奇的正式代名词。
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到了普通人吵架，恼羞成怒了，也可以用“赫鲁晓夫 ”（作为夸饰）去指控对方。当笔者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此，“赫鲁晓夫”已失去了作为能指的确定性，成为普遍的“恶”的共名。
后文革时期，赫鲁晓夫自传成为国际共运领袖最畅销的传记，印证了人心的倾向、时代风向的转变。
（参考资料：《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红旗》杂志 1967 年第五期）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关键的术语。它把人群划分为阶级，认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是深藏于纷繁人类景观中的真实。因此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阶级斗争的框架， 去描写、解释，甚至改造、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它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又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政治主张、社会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此而通向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注]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和苏联、1921 年创始的中共和 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理论的投影。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最富特色的政治实践、政治谋略（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1949 年以后，在 1957 年反右、1966 年文革等一系列重大转折关头，阶级斗争概念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是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功能强大，可以使一切妖魔鬼蜮无所遁形，不但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 而且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指引革命无往而不胜。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 年 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当时的工作方法中成为真理性的信条。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被后来概括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实践，变得特别普遍而具有血腥味。因为在阶级斗争（就是战争状态） 里没有中间路线，任何仁慈都是对人民的犯罪。连人性、人道等观念，都被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了。阶级斗争被运用到历史学，就有了儒法斗争史之类的影射史学出现；被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就导致了假大空的概念化艺术；运用到家庭里，斗得一家人吵吵，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分两派，“划清界限”……哪怕最小的社会单位（小到工厂的班组、街道的向阳院），也非得查出点敌情，搞阶级斗争不可，这出人间悲剧又转化为了闹剧、喜剧。
文革后，中共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劣后果进行了清算、纠正，以实现社会和解，收拾人心，扩大合法性基础。但并未彻底放弃阶级斗争概念，以此作为保留其政治领导地位和专政机器的逻辑预设。即使这样，在民间这一套观念也已经声名狼藉了。如果有人观念僵化、教条、死板而态度严厉、冷漠，就会被人叫做“阶级斗争脸儿”（俗语）。
2000 年代新左派在当下社会群体关系的动态描写中亦引进了阶级斗争的参考系，它所传达的社会矛盾和民众情绪信息，都是意味深长的，值得引起注意。
[注]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有中译本， 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 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现代国家政权阶级属性日益模糊，使得工业社会中的斗争转变为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也有人认为，当代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活跃，说明有关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状况的研究，仍持续地构成今天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参考资料：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学习园地”）
（1915－1974）生于上海南市。字哲云，又名绛枫、吴绛枫、吴达人、立达、小方、怀璧等。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中国现代思想家。
自幼从母姓；1920 年在小姑母的私塾里开蒙，1926 年进中华职校读初中。1927 年到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练习生，1928 年成为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学员，担任会计员、查账助理员，1929 年成为助教，1934 年编写出版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并应聘到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授课。
1935 年加入中共，先后参与过进社、武卫会、蚂蚁社、职员运动委员会、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等工作。1940 年调新四军，任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淮海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等职；1943 年调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 年在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会计训练班任教；1945 年先后任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49 年任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局长。因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税率“查帐征收”反对“民主评议”被撤职，1953 年调建工部财务司工作。1955 年进中央党校学习，1956 年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7 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第3 期）。同年参加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顶撞苏方专家被划右派。1958 年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1959 年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著有《商城日记》）。1960 年到中科院清河饲养场、宁河农场工作。1962 年恢复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工作。翻译了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撰写内部报告《粮价问题初探》、《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几个理论问题》。1965 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下放京郊房山周口店劳动改造。
文革被揪回经济所批斗、游街、监督劳动、写检查交代、接受外调。读了自藏的历史书、马恩 20 多卷、《资本论》、资产阶级经济学，自修数学知识，翻译乔安·罗宾逊和约翰·密尔经济学著作。1968 年其妻汪璧（已被迫离异）自杀。1969 年在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著有《息县日记》）。常与吴敬琏砥砺切磋，开始思考“挪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以文革为背景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规律。
1972 年返京后常蹲北京图书馆，著有《希腊史笔记》和反思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现代化改革的一系列札记。他发现希腊城邦制度的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截然不同，也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破除旧世界，固然可以采取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必须实行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强调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1974 年肺癌晚期不治病故。
遗著《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 198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通信体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题，1989 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94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增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并收入《希腊城邦制度》，成为国内传播顾准的滥觞。比较完整的版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版的四卷本《顾准文存》，包括《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1990 年代中国思想界、读书界出现“顾准热”。
（参考资料：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罗胜银《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1999 年版）
名词。一种出版物。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社址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 74 号；社长司马璐）的刘少奇言论选辑汇编本。同时出版的还有《刘少奇选集》。但《语录》的畅销程度远胜于《选集》。
编选者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 年 6 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 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 年脱党。1949 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由于是编者独立而为，受到取材条件限制，当时无法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因此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该《语录》筛选刘少奇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仅 110 页、190 段，共 3.4 万字。目录编为 33 类：一、党的建设；二、无原则的斗争；三、教条主义；四、宗派主义；五、官僚主义；六、个人主义；七、个人崇拜；八、党内民主；九、党员修养；十、个体与集体；十一、人民民主宪法；十二、从实际出发；十三、统一战线；十四、劳动创造历史； 十五、土地改革；十六、中国工业化；十七、走群众路线；十八、向群众学习； 十九、人民军队；二十、人民内部矛盾；二十一、知识分子；二十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十三、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二十四、和平共处；二十五、和平改造；二十六、和平过渡；二十七、全民党；二十八、全民国家；二十九、全民经济；三十、自由化经济；三十一、物质刺激；三十二、真假马列主义；三十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侧重论述了有别于毛泽东的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思想。
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说：刘的“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该书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书评则说： 该书“是一本刘少奇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毛刘“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
该书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 15 万册；为日共党内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引起轰动，为关注中共政治和刘少奇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见证。1968 年 11月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该书销路剧降，并被香港造反派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烧毁；但仍有留存下来的。网友梦子 1975 年曾在自联社购得该书。（见“猫眼看人” 2006-1-11 梦子的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6&replyid=42 48855&id=715465&skin=0&page=1）
《刘主席语录》选第7 页：“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 年版)
第 26 页：“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 (《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 日)
第 27 页：“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 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 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 年 6 月)
第 110 页：“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见《井冈山》报 1967年2月8 日)
“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 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1966 年 7月29日，见《井冈山》报 1967年2月1 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参考资料：高放《寻觅绝版稀世的“刘主席语录”》，《凤凰周刊》2004 年第 22 期）
名词。文革时为批判主管文化一线官僚周扬（文化部部长、□□部副部长） 等而设置的靶子——戏曲、戏剧、电影；是故称“黑戏”。主要指传统戏曲，如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马连良饰海瑞）、《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和评剧《刘巧儿》（新凤霞主演）、话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吴坚、杨勤导演）和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早有严厉批评，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3 年）。1964年6月 27 日，毛泽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15 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当年即被陆续通知停映外国片 192 部、香港片 17 部、国产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
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为其后发动的文革选择了突破口，敲响了开场锣鼓，大造了舆论，确立了一个文革大批判贯穿始终（1975 年被判复辟黑戏的有晋剧《三上桃峰》等）的基本主题。黑戏成为宣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事实根据。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传播对黑戏进行上纲上线大批判的文章，文艺单位和普通机关、学校都张贴以批判黑戏为内容的大字报，大轰大嗡，铺天盖地。编印了大量正式、非正式的以批判黑戏为内容的小册子，罗列了被打成黑戏作品的名单和五花八门的罪名。通常的罪名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抹杀阶级斗争，宣传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腐朽文化，美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丑化解放军，描写中间人物， 暴露黑暗，等等（“黑八论”就是这些罪名的集中概括）。这自然不是正当的文艺、文学批评，而是服务于更为重大的政治运动需要的政治审判，这里不用实事求是的举证、严密的逻辑推导，也不允许被告有任何质证、辩驳的机会。
所有参与黑戏的编剧（吴晗、夏衍、田汉等）、导演（章泯、焦菊隐、蔡楚生、郑君里、谢铁骊、谢晋等）、演员（马连良、周信芳、盖叫天、李少春、上官云珠、王莹、严凤英、新凤霞、林兆明、袁世海等）都受到不同程冲击，不但思想上要接受批判，写自诬的检讨、忏悔认错，业务上还要停止正常工作、练功、演出，政治上被贴大字报、挨批斗，戴上“三名、三高”帽子（被称为文不对题的“学术权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获得的社会声誉、报酬大于普通人而招嫉恨），经济上被降薪、冻结存款、限制现金支付，生活上则强令不得使用保姆、食用牛奶等，人身上被抄家、关牛棚（文革中期下放五七干校）、失去行动自由。他们中除了个别人被利用来为样板戏服务得以幸免外，绝大多数人都被打入另册，因此被剥夺了十年艺术生命。连子女也受到牵连。
（参考资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961— ）出生于北京。因来信和日记摘抄揭载报端，而被塑造成为批“师道尊严”的反潮流革命小闯将。
1973 年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时，不满老师批评上课做小动作的同学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在日记中提出了批评。老师看过日记后，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和她“划清界限”。这种纠缠长达两个月，使她精神受到不当刺激。她写信给《北京日报》责问“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 3 位青年署名“王亚卓”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经人捉刀公开回信批判“王亚卓”“破坏教育革命”。
1999 年回到国内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任编辑，聘为社长助理。
[注 1] 据认为，日记是经人重新编排加工的。而插手来信、日记发表的人是迟群、谢静宜。
[注 2]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 320 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
（参考资料：《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3.12.28；《黄帅：从“反潮流英雄”到东瀛女硕士》，2004年1月 17 日《华夏时报》）
漫画作品。1966 年底、1967 年初出现的，以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表现内容的红卫兵漫画。画面中央是坐着“敞蓬轿”（四川俗语称“滑竿”）的刘少奇，而周围抬轿的，鸣锣开道的，打旗摇扇的，舞枪弄棒的，跑腿跟班的，全是所谓 “刘邓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的“黑”干将：邓小平、彭真、陶铸、刘澜涛、杨尚昆、陆定一…… 据说有 100 位，以应“百丑图”之名。每个人的模样都极像而又极丑，一看就知道谁是谁，足见这位画家[注 1]抓特征的能力。在当时情况下，它打破了中共政治运作的程序规则，提前公告了文革初期的目标所指和刘邓无可挽回的失势，具有政治宣判的传播功能。
这种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的丑化，比历数刘邓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罪状”的说理批判，更能模糊普通群众的认识，煽动他们的盲目仇恨情绪，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之中的百姓有释放焦虑、宣泄攻击性欲望的作用。该画引起了许多的模仿，得到大面积传播，成为大批判中风靡一时的流行漫画。对当时批判、打倒刘邓的政治运动，起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红卫兵也依样葫芦画瓢，把本地的大小走资派串在一起，给予集体丑化。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上海、西安版《百丑图》。
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帅大闹怀仁堂时，谭震林就曾以此画[注 2]为靶子，抨击红卫兵丑化共产党，运动意图“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据称周恩来对此评论说：“这是一幅反动漫画，打击面太宽！”毛泽东也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注 1] 据介绍，漫画作者翁ＸＸ，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生，父亲翁独健是大历史学家。所作《百丑图》被认为是“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与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的黎利两人同关一室。
[注 2] 似误。据介绍，清华井岗山小报上的长篇连环漫画，好像是《新编西游记》，把孙悟空改造成勇于造反的英雄（蒯大富化身），白骨精之类妖魔则是走资派（王光美化身），唐僧是压制造反的学校领导，而猪八戒则是保唐僧，保走资派的“保皇派”。
[注 3] 另一种《百丑图》：《革命大批判漫画参考资料》（ 78× 54cm） [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3-2308-230803/item_detail-0d b1-884bdf2911b8393af9e12f4e5b841b22.jhtml]没有情节、主题和完整的构图， 而是集中了全国 100 个最大走资派、黑帮人物的漫画头像，作为索引，任人选择、组合，以作大批判漫画通用的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wld18《凶眼睛、大拳头：文革美术趣谈 ? 断驴腿 》, 中国文学网 http://new.haoti.org/xiaoshuo/zw/200503/365.html；琴箫伴夜《文革梦忆》，“凯迪网络”；《毛主席批判百丑图》“红色旅游”2004-8-1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1921－1996）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政治活动家。1939 年经谷牧介绍加入中共，长期在东北从事秘密兵运工作，抗战中写过小说《晴天》。1945 年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1949 年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任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53 年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编委、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是彭真、邓拓网罗的秀才班子成员；曾参与九评、中央党政文件、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五二○声明”等的起草。
1966 年初，参与《二月提纲》起草的他火线起义，揭发了彭真在《二月提纲》酝酿过程中的言行；又接着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的起草。同年第13 期《红旗》杂志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1967年1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2 月 16 日大闹怀仁堂后参与向毛泽东告状，导致反“二月逆流”的发生。[注 1]随同毛泽东参与解决武汉问题，遭遇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七二○事件”。冲突中被打，受到北京组织的百万人欢迎大会。8 月 7 日煽动外交部的夺权，引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涉外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组里唯一没有参与中央专案组的人。
其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保留原待遇”，未给刑事处分。晚年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通过非正式渠道为中央高层提出政策性建议。 [注 3]曾建议假释老病的陈伯达、为黎玉平反。1989 年初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曾引起强烈反弹。为贲门癌所困扰，辞世当年作过胰腺手术。
撰有 80 万字《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2 年版，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其中《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披露了大量史实。他评论文革说：“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 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但仍坚持认为“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
[注 1] 1967 年 3 月 26 日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后曾写下:“大灭奴隶气，/莫当旧顺民，/长缨握在手，/当家做主人。/活着干，死了算，/搞好了蒯大富，/搞不好进公安部。”
[注 2]在《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者是林杰。而且从职务上看，签发者应为陈伯达。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平息军人怒气，稳定军队。
[注 3]曾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他甚至因建议对文物采取以流通促保护的政策，因此备受诟病。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文革“英雄”沉浮录》；《再说王力》，见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马克思作于 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 1917 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足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 1958 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颇为留念，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体制化官僚主义的心理感受，是他早年新村主义实践的情感遗留， 是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的表现。1975年2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1974 年 12 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成为当时发布毛泽东指示的典型方式之一），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 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张春桥在他的论文里形容说，资产阶级法权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这一概念就成为限制、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制订一系列革命化的城乡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立论根据。“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一类反修防修措施、新生事物，恶性发展的“大锅饭”，等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1979 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 Recht，俄文是 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英译本和日译本都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译为ｌａｗ（法、法律）或ｒｉｇｈｔ（权利），法或权利。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Ｒｅｃｈｔ一词分别译为“法” 或“权利”。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牵涉面最广、政治性最强、规格最高也最正式的译名更正了。
2000 年代有报告说，中国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2005 年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 0.4 上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 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 0.5），两极化愈演愈烈并且通过教育产业化等途径出现了制度化、固定化的趋势，社会流动水平下降。当初资产阶级法权译法的修订更正，是否失去现实基础了呢？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批评者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 年 12 月 12 日；粱美娜《基尼系数高压线各国不同 贫富鸿沟需理性对待》，《中国经营报》2005 年 01 月 16 日）
文献名。《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 1966年5月7 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 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认为是教育黑线专政论的张本）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 的纲领；思路超迈、飘逸，天才玄想和乌托邦激情集于一体。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 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 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有学者认为，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有关。[注]
[注] 1920 年 5 月毛泽东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工读生活。这一举动显然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同年7 月他离沪返湘，在武汉同恽代英交换过具有新村性质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而在晚年毛泽东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回长沙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20 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抗战时军队大生产运动的屯垦经验让毛泽东看到军农一体的希望。1958 年办起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起因，部分与毛泽东的这段早期经历有关。文革发起在即，毛泽东再次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未竟的理想。
（参考资料：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本报评论员《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08.01 黄瑶 《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黄春秋》2003 年第 9 期 ）
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 的场所。
1968 年 5 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有 500 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同年 10月5 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竞相仿效。
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 18 个省区创办了 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 10 多万名下放干部、3 万家属和 5 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1972 年 4 月 24 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直至 1979年2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 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 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注 2]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注 1] 一些“五·七干校”就是从“清队学习班”延续、改建而来（见上海金山县志 1968年7月 16 日记载）。
[注 2]1978 年臧克家出版诗集《忆向阳》。张光年在《向阳日记》里记有：“(1972年9月 14 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 1956 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 干校生活留给他的终于成了“感恩”心态（“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和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诗集遭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臧本人后来也不愿提及他的这部作品。
（参考资料：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革命的熔炉批修的战场——毛主席发出十周年前夕 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人民日报》1976.05.07； 陈 虹《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书屋》2002 年第 3 期）
（1919－ 2005）出生于山东庆云县。原名周玉峰，号秀山；笔名庆云、何明、东方明、撒仁兴、古棣等。政治活动家、学者。
1933 年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共，1938 年任中共乐陵县委书记，1944 年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1947 年任山东国民师范学校校长。1950 年任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 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 年任山东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对中国古代哲学素有研究。[注]
1956 年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 年任《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编委；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载 1958 年《光明日报》）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对关文大加赞赏，还专门就此写了一段批语。
1966 年初揭发田家英传达毛泽东杭州谈话关于《海瑞罢官》指示删除“要害”说；5 月 8 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参与起草《五一通知》；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中央首长”。发明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毛刘分歧是路线斗争、催生《炮打司令部》，提供了逻辑根据。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80 年代恢复自由，回到《红旗》杂志做资料室工作，业余研究孔子。住在北京沙滩北街普通民居顶层。潜心于先秦老子思想和甲骨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著作《老子通》获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长白山学术基金会一等奖。晚年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除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外，还对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感兴趣。无意撰写文革回忆录。
[注]文革前有《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关于周易问题的争论》、《春秋哲学史论集》（与林聿时合著，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庄子内篇的批判》、《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孙子兵法研究》、《求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等。文革后有《法和法学发生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老子通》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参考资料：温乐群《“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霞飞《关锋沉浮录》，《党史博览》2005 年第５期；《关锋访谈录》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697713）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缩略语。是文革作为主要假想敌、打倒目标的革命对象。
源于 1965年1 月中共中央公布、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该文件称，“四清”运动的性质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早些毛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7 年），随之把思想政治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1958 年），并把社会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1959 年），就为“走资派”概念的催生准备好了基础。
这是战略家、意识形态设计师毛泽东为自己的政敌预先挖好的陷阱（虚晃一枪）。真正派上大用场，是等到文革开展以后被用于指称违背他意志、思想的刘少奇、邓小平及其组织系统中人。这一概念不见于《五一六通知》的原因，是出于隐蔽战略意图、怕打草惊蛇，为了减少前期阻力的战术考虑。所谓资反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简称）概念，也是形似直接针对 50 天派工作组、实则留出了向走资派概念过渡的链接途径和逻辑空间。同时调动了下层社群对官僚阶层的积怨，使之凝聚为冲击力、破坏力极大的政治情绪。1966年8月 12 日中共8届 11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 条）再次确认：“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可以看清它的所指了。
不懂经济、却对社会改造充满奇思妙想的毛泽东，感到中央一线之于他的宏大设计采取了敷衍态度，抽象肯定具体拖延，萌发了复返一线、重掌大宝的决心。“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他为将被打倒的政敌定的性，这一命名的功能要求应该是——非枝节而具有整体性的。叫别的名字也可以，只要满足定罪功能需要就行。
用“最大（或头号）走资派”指称刘少奇（1966 年），用“至今不肯改悔的（二号、另一个最大的、正在走的、还在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976 年）指称邓小平。同时还有“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指称方法。毛泽东本人没有对走资派下过定义。只是说“这些人……反对资产阶级了， 他就不那么赞成了……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就不那么赞成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1967年5 月），“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压扣罚”（1969年4 月）。即使文革秀才们的论证，也只是用从老干部（人）=“民主派”
2000 年代以来有人对照今昔政经情态，提出当年对走资派的定性并没有错的异议。形成了历史事实、社会-理性共识与现实冲突、个人化情感体验之间的强烈落差、纠缠悖反。
[注] 在胡克实下乡子女推荐读大学的政治情况证明上，进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写着：“走资派好人”。——既犯了走资派错误，也被团中央革委会“结合”了， “干”着“部”，好孬都兼着点儿。（事见叶永烈《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炎黄春秋》2005 年第 8 期）意思是文革不能否定，给走资派戴的帽子不能说错，但既然人已经解放、结合，也不是坏人，所以就是“走资派好人”了。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 1989 年版； 徐占火昆《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人民日报》1978.03.26；《党的总书记变成了第二号“走资派 ”》，《金陵晚报》 2004 年 7 月 29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4-07-29/14073861426.shtml）
这是文革时整党建党的纲要。
1967 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文件上的批示。11 月 5 日毛泽东又作了“吐故纳新” 的指示。[注]1968 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把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传达到了基层。
1967 年 10 月 27 日这段“最新最高指示”当时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建党大纲”，成为 1967 年以来的整党建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指示传达一二天之后，人人均能背诵，张口就来。这一方针的前提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国内主要矛盾、主要工作限定在阶级斗争上，不提经济建设，不提毛泽东自己论述过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文革前乃至整个中共建党以来组织工作的路线、方针的联系，是割裂而非连续的。
根据这一方针，整顿党的组织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形式是群众运动、政治斗争。成了清除所谓政治上的走资派和思想上的修正主义分子，以致为九大做准备的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 71％。八届中央委员 97 人除去世 10 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 40 人，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得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 10 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者只有 59 人，占委员总数的 29．9％，不足 1／3。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等人员多达 74 人，占会议成员总数 133 人的 57％还多。这些人不仅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而且有些被任命为组长、副组长（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叶群、吴法宪等），出现了非中央委员领导中央委员的怪现象。
同时突击吸收不少文革中的造反派入党，并提拔到各级党政机关，乃至中央委员会里。有的地方让非党学生代表担任公社整建党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让非党工人代表具体领导县直一些单位的整建党，让非党群众代表参加审批支部，形成了极其错误的造反派入党“三论”（优先论、当然入党论、造反派入党就是朝气蓬勃论）和“三不批”（整建党领导小组没有群众代表参加不批，新支部没有造反派纳新和更新支委达不到一定比例不批，纳新党员没有造反派不批）的所谓整党原则。
通过这一系列程序，巩固了 1966 年文革以来打倒走资派的激烈较量的政治战果，并使之组织化。被后来中共党史专家认定“受到派性的干扰”，“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注] 全文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刘志平《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特色浅探》，《探索》2000 年 第五期）
生产建设兵团
名词。简称“建设兵团”、“兵团”。
创制于 1950 年代初。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 “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发展农垦事业的同时兼有巩固边防的作用。[注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建于 1954 年，1962 年扩展，1966 年创建西北农垦兵团、西北林业兵团、西藏生产建设兵团。文革中，中共中央为了应付中苏冲突，决定在沿边各省、区和一些内陆省，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大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兰州、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划归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兵团的师团营连主管干部由各军区调入的现役军人担任，用带兵打仗的方法管理企业。
1967 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生产建设兵团就成了安置 250 万知青（约占总数的 18％）的去处。由于有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待遇有基本保障， 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有人管理，属于军队“序列”，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面临下乡的知青都以为到建设兵团比插队落户好。但到建设兵团的政审比插队落户严，原则上要达到符合民兵条件。[注 2]兵团一般接受跨省区安置， 多来源于京津沪和四川、浙江。北京的到黑龙江、内蒙，上海的到黑龙江、新疆、云南，天津的到黑龙江、内蒙，浙江的到黑龙江，四川的到云南。
1979 年 21 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知青集会、游行、请愿、哄闹政府机关， 要求返城的风潮，其中以黑龙江、云南、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行动组织程度最高， 影响最大。尤以云南为首。因为那里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因迫害知青而被公开处理的恶性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云南。1973 年，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查处的“河口事件”，就是奸污和捆绑吊打知青的大案件，最后枪毙了云南兵团河口农场的一个团长，处分了几百名干部。1978 年，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知青都加入到抗议队伍中。由此引发了全国知青最后大返城的浪潮……梁晓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写的就是知青大返城中发生的故事。
[注 1] 对于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兵团人自己总结出“四不象”：是农民但还有工会，是企业但还有政府，是工人但还要纳税，是军人但还要种地。
[注 2]据《凤凰卫视》“北大荒青春记事”报道：去建设兵团的除了大多数红五类外，还有极个别出身不好的幸运儿。一个名叫张雪阳的黑帮出身北京女知青，靠了写血书的真诚，才争取到了去黑龙江兵团的资格。另一个叫肖柯的则全凭不屈不挠的哀求、旷日持久的泡蘑菇，打动了上帝——招募者。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本报讯《天津西南楼中学革委会举办以毕业生分配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日报》1968.07.19；蓝关雪《知青血泪三十年》，“坐看云起）
动宾结构短语。源于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后来在《实践论》里又写道：“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达到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它是一种形象化的譬喻，被用来指称客观事物的存在样式，从个别到一般、从部分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和思想方法。被概括为“透过现象看本质”。
作为标识，该短语被作为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经典概括，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流传于社论、报告、学习体会等各式文章和一般老百姓的口头。客观反映实际存在，把握住人民情绪脉络时，这样的思想方法是现实而有效的；当歪曲、脱离实际存在，背离人民情绪脉络时，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主观、虚妄而无益、独断的。
1949 年以来的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成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运动不断， 与这种独断的认识论是密不可分的。客观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被当作现象看待，主观臆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被当作本质，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工作目标和策略。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里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文革的发动，就是建立在“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里”的判断上的。这些判断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结果。不用说，大批判、批斗、审讯、敦促交待时，捕风捉影，深文周纳，逼迫诱供，锻炼人罪，穷追猛打，更把这一套思想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 令人胆寒。在看似平静的学理表述背后，渗透着暴力和血腥。文革时更发展到信奉“家庭出身=阶级立场=政治表现=政治本质”之类形而上学线性推理的地步。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石中英《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
名词。意指支持、保护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或支持、保护当地的党政组织、本单位领导“走资派”、对文革有保留意见，与造反派持不同政见的人和组织。
源于 1966 年 6 月 5 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该文给反击聂元梓大字报，支持、保护以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和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人，戴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以陆平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漫画化地将其比喻为“以拥护帝制、反对共和为宗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集团”。“保皇派”矛头明着指向保皇者，暗地却是指向被保者。成了文革中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
同年8月2 日北京建工学院 1100 多人成立了针对造反组织“八一战斗团”、拥护工作组的“革命团”。8 月 25 日北京 31 所中学红卫兵组成“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以抑制冲击党政军和揪斗各级领导人的社会混乱。各级、党政负责人闻知毛泽东支持态度后，马上让他们的子女、部属也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的类似组织；多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名。它们得到官方默许、支持， 或由官方在幕后策动。提供咨询意见，提供活动、办公场所和政策支持，提供经费和物资。组织成员多为红五类、党团员或积极靠拢组织，倾向于保守现状的群众。往往在代际传承的产业工人中，保皇派有较大的势力。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态度，是亲和的。除了支持、保护走资派外，也破四旧、抄家、贴大字报、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其行为的激烈，与造反派红卫兵别无二致甚至更狠；尤其是在他们失势的时候。最初处于多数派的地位，随着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随着造反派夺权得势而来的政治压力下的分化、组合，它们迅速失势成为少数派。当他们失势的时候，他们对牛鬼蛇神的批斗，比造反派更狠。
文革初期的“革”“保”冲突一般结束于 1966 年底；但也有个别延续到较晚时期的，如武汉“百万雄师”等[注 1]。于是就有形容他们意志不易改变的词语“铁杆保皇派”。或简称“老保”，骂为“臭老保”（含厌恶、不屑）。奉命“三支两军”的部队，由于曾与当地政府接触较多，多数都支持了“保皇派”一方。“二月逆流”中站错了队，被强令迅速改正。1967 年春季以后又有围绕新成立的革委会的“保”与“革”、“反”的对立，反对派仍袭用“新保皇派”的称呼攻击对立面。[注 2]这是一种煽动性极强、破坏性极大的命名方法、宣传手段。在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模式中，“保皇派”的定名，差不多就相当于宣告对手政治上的死刑。因此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烈度更强的派性对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部部长陶铸，因为不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极端行为，而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被打倒、迫害致死。
[注 1] 各地有代表性的保皇派组织有：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二司）、上海“赤卫军”、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武汉“百万雄师”、河南“十大总部”、成都“产业军”。
[注 2]反对派则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1945—1977）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1962 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攻读专业课程外，广泛阅读文学艺术书籍，对大量删削专业课时（减少了一半）、取消外语考试，增加政治、劳动时间的“教改”感到不满。1965 年参加崇明岛工厂“四清”时申请加入共青团， 被要求交出日记，遭到他的拒绝。但日记中对“教改”的不满已被同室班长偷看、摘抄，汇报给团组织、校党委了。
文革开始他阅读了挨批的《燕山夜话》，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判定当时“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是迷信，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至少倒退十年”。1967 年 1 月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活动。1968 年他被抄家，1959 年到当时近十年的日记被抄去当作“反革命罪证”，遭到毒打。1 月底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狱中开始向同牢狱友学习德语。1969 年 4 月释放回校、监督劳动。
在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公宣队点名批判“白专道路”，他引用马恩列斯毛鲁的话，申辩学习知识的愿望。被认定攻击文革，破坏“一打三反”，上海市革委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予毕业分配。同年 11 月被送至苏北大丰干校劳动。借助图书馆研读《资本论》、其他马列经典著作和《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传》等；写下 100 多万字笔记。1972 年回华东师大绿化组劳动， 1974 年被发配到师大奉贤干校监督劳动。1976 年调到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
1976 年与一位无线电厂女工恋爱，他在情书里抒发个人胸怀和政治见解， “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学校保卫组出面干预，向女工说王“政治反动，道德败坏”。并收缴他的情书，以恶毒攻击罪将其关押到上海普陀区拘留所。他在狱中写下一份 6 万字“亲笔供述”，系统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全面地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1977 年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 “大跃进”、“人民公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 项罪名合成的“恶攻罪”，被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分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普陀区区委书记“死缓”意见未被采纳。1977 年 4 月 27 日公判执行后，上海市高院的书面批文才送达普陀区法院。
（参考资料：金凤《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黄春秋》2004 年第 9 期； 董国强《王申酉：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现代人文评论》2004 年第 8 期；丁东《“王申酉文集”编后记》）
动词。它指受如下政治态度支配的社会行为：对毛泽东的思想、号召，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政策、路线、中心任务等，无论理解、认识、愿意与否，绝对无条件地遵循、拥护、照办。因为这首先是个立场、感情问题。阶级斗争、两军对垒的世界图式，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更强化了这一要求。
原义指时间上的承接关系（作副词），或行为人之间的空间关系（动词）。1964 年开始出现“紧跟形势”、“紧跟任务”、“紧跟中心”、“紧跟共产党”、“紧跟中央” 的政治性提法，紧跟的对象最后集中到毛泽东一人。最初的词形比较随意、不固定，有“紧紧跟着”、“紧紧跟随着”、“紧紧跟上”、“紧跟着”等多种用法，到1966 年末基本定型为“紧跟”，1967 年初完成定型。这当然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文革发展的进程相关的。
从组织原则上（无论你是否党团员，哪怕你是一般公职人员，或仅仅是个居民，只要有单位管束你，都要受它的约束）说，紧跟与否是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是你这个生命个体是否具有存在合法性的界限。连口应心不应都不行，因为消极怠工也是反对。从社会环境、心理氛围上说，政治团体、平民百姓都这样做， 识时务者为俊杰，随大流不会吃亏。从经验上说，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不紧跟就会招致批判（右派、右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多得很，随便定个什么都可以）、处罚，甚至身体上的伤害。只要行动上紧跟了，没有人来追究你的动机是什么。
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区别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接着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有意以此培植个人否定中央集体领导、制造发动文革的气氛。1966 年林彪更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具体做法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主席表态我表态”，“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连批报文件的“送”也要统一改为“呈”字。公开露面的安排，与毛泽东的时空距离也要求不能在毛前、不能落在毛后。中共的组织观念、组织制度，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也为紧跟提供了根据。
客观上说，毛泽东的文革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包括直系亲信）：运动的内容、形式、性质、方法，都是人们前所未见的。当时最典型的话就是“史无前例”。刘邓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既是指这种状况，也是指认识上、主张上跟不上、不能完全同意。但又把自己摆在被动位置上，首先承认“新问题”的合法性、正当性，只是自己不能正确对待。因为毛泽东已经成功地造成了他的意志能够被中共高层核心无条件服从的政治态势。毛泽东不循常规的思想、行为方式，和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历史、现实地位，造成了紧跟的实际需要。
1970 年代末，江苏作家高晓声创造了“漏斗户主”陈奂生形象，在谈创作感想时曾说，中国农民的跟跟派，是出皇帝的根源，也是文革现代迷信的根源。跟跟派不除，现代迷信还会有市场。
[注] 当时从官场到民间不公开地盛行着“跟线不跟人”和“宁可犯路线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两种对立的观念讨论。前者的借鉴是上级（刘邓）错就都跟错了；后者的理据是路线也是人制定的，人跟错了路线就错，人跟对了路线就对。况且路线对错的评判者最终还是人。这也是文革对官场游戏规则的一种冲击。另有“跟得紧，转的快”的自保—补救措施。
（参考资料：编者《编后》，《人民日报》1966 年 12月4 日；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1999 年第 10 期；）
名词。一指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一指人的举止神情。前者明确而易于判断，后者暧昧不明而难于捉摸。对人对事的看法在语气轻重、逻辑重音上的游移，在言行举止、神态眉宇间的表现，包括身体语言；是一定好恶爱憎等潜意识感情、情绪的自然流露。态度的模糊性，使对它的描述、解读，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用明晰的陈述、判断来表达。它虽然以理知认识为基础、根据，却又处于显意识的边缘，不完全受理智控制，在心理反应机制上与心境、情绪等因素相关，或多或少带有一定随机性。
这种人际互动时转瞬即逝、往往需要用直觉去捕捉的微妙感觉，在文革期间它却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被认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势下，要求从日常现象的蛛丝马迹中发现敌情（“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患于未然；在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所有专政对象、改造对象，在任何时间、地点、事情上都要无条件接受对他们言行的规制、禁止，心悦诚服，不允许有丝毫不驯服的表示；在要求动机、道德绝对纯洁的“高标准”下，所有考虑个人情况、个人利益，哪怕有丝毫要求偏离统一时间表的私心杂念都会被视为对革命事业的不忠；在要求对中央精神、集体意志无条件服从的心理定势中，即使最轻微的抵触情绪或言行，都会被看作可能导致惩罚、灾难的政治行为。在缺乏法制文化，没有实证训练的认知传统里，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动被当成了一码事。
因为思想无法捕捉，态度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得到；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政治工作从抓态度入手，已经成为普遍的工作方法。“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彪 1966年9月 18 日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的讲话）凡事首先要求端正态度，端正认识，成为政治工作的日常课题。大量政治学习被用于此项内容的完成。因此把态度看得比行为、认识更重要：（对毛泽东著作）“学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学不学是态度问题”。
“整态度”可以是文斗，在班组生活、组织生活或政治学习时完全善意的帮助，推心置腹的谈心，或严厉的批评（检讨能否通过时反复追究的所谓端不端正、诚不诚恳、深不深刻，其实就是态度问题）；“打态度”也可以升级为斗争，政治化为敌对性的批判，用打骂和体罚来进行武斗。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先天缺损的法制秩序更加让位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勿需任何制度化的程序认可。由捉摸不定的态度问题随时可以通向暴力。
在整肃学习班上为使受批判的对象交待问题，主办者最常用的一句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态度” ，鼓励“竹筒倒豆子”式坦白交待。于是有人为了求得“好态度”的认可，不惜编造事实，诬陷他人，获得“坦白从宽”的机会，他人却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严重的认罪态度甚至会影响到加重判案的定性和量刑，在文革中因“顽抗”判刑入狱的不在少数，而被判死刑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几乎都有“态度恶劣”的情节。
[注] 1966 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听取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汇报时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他在毛、刘、周、朱、陈、林、邓 7 人中排位第 7。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他不可能坐在毛泽东身边），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从来不找他。从 1959 年以来，6 年不汇报工作。计较的这是个态度。
（参考资料：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故垒萧萧芦荻秋《圈地上海》；9 “ 猫 眼 看 人 ” q194612 2005-7-19 的 跟 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708717；陈振家《邓小平的智源[6]》，《三晋都市报》2004年7月 26 日）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简称，亦称“二月纪要”。1966年1月 21 日，江青通过林彪安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2 月 2—20 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座谈近 20 次， 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矛头直指彭真的《二月提纲》，要求参与者保密。两个打擂台的文件，把中央高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
3 月 17 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林彪让贺龙和中央军委把《纪要》3 月 30 日转报中共中央4月 10 日批发全党（并附 1944年1月9 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 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1966年4月 18 日，《解放军报》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在 1967 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于5月 29 日正式发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注 1]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 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 “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江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把 17年文艺政策的左倾思潮推向了自我悖反的极端。[注 2]以此为根据，展开了对以周扬（一贯领导批判别人的文化部长）为代表的文艺黑线的单方面批判，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蒙冤罹难，由此影响到文革 10 年的文艺批评（政治宣判）和创作（呆板萧条）。作为先导和重要侧翼，从政治上有力地策应了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
1979 年 5 月，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并公开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所谓‘黑线专政论’，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邓小平语）
[注 1]1963 年 12 月 12 日批示：“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 年 6 月批示：对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不满，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 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
[注 2]“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被清除、艾青、冯雪峰等人被打成右派，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写真实”“干预生活”“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等文艺主张的批判，都是在文革前的 17 年。
（参考资料：苏双碧《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炎黄春秋》2004 年第 7 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原义是指称为达到一定目的，确定特定学习内容，如传播某种知识或经验， 而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的培训方式、学习组织。时间有长有短。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简称“学习班”。
1967 年底到 1968 年，为了重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各级、各系统、各部门都举办了学习班。领导者是三支两军的军宣队[注 1]，由他们来居间调解矛盾，主持筹备工作。学习内容是 “老五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通过对有针对性的段落逐字逐句地反复学习、讨论、领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方法是让老干部、新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使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联合。在权力诱惑下，一些地方、单位的群众组织达成了均衡、妥协，另一些却仍然争吵不休，纠缠细节，劳而无功。
这种强力组织形式被称为文革的“新生事物”。毛泽东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 矛盾激烈、影响重大的省市被集中到北京，由中央出面举办解决矛盾的学习班。一些地区不但把党校当作了举办学习班的地点，甚至撤销党校，把它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此训练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部分“当权派”。
被军管的内蒙古自治区和盟市机关干部 7000 多人集中到唐山市的部队营房，举办了为期 17 月（1969 年底到 1971 年 6 月）的学习班。学员按原单位编成连队，排以上管理人员都是军人。实行“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的“三不准”[注 3]。
人们读报纸，念文件，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罪行，揭批他人，痛骂自己。遥遥无期的批斗、等待造成的精神压力，致使个别有精神病前史者复发，甚至有人自杀。
受这一时尚的影响，连家庭里的召开家庭会议调解矛盾，也被称为办学习班。以提拔、培训造反派干部为目的的读书班也被称为学习班。由于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能起作用，学习班就办到了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风闻还有“扫阻力学习班”（为了打击某主要目标，而扫清外围以收集罪证材料、实施孤立等目标）、“出狱学习班”（为了让不得已放出去的人不散布不满、不利于当局的言论而办）。最可悲、可恶的是，张志新被判死刑，竟然被办了家属学习班，让被逼离婚的前夫曾真和未成年的女儿曾林、儿子曾彤表示拥护政府判决，与前妻、母亲划清界限。
[注 1]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
[注 2] xiabo4712 回忆，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曾被关在“郑州纺织机械厂毛泽东思想再教育学习班”三个月。其实就是挖用于“三防”的地洞。晚上才是真正的“学习时间”，由“文攻武卫”造反派“修理”“学习班”的阶级敌人，把人打得鬼哭狼嚎。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注 3]禁止的内容各地有不同，叫法也不同。网友 q1946129 在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参加的清查“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运动学习班，就有“不准对外通信，不准单独活动，不准离开学习班，不准互相串联，不准搞小动作”的“五不准”。
（参考资料：《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本报评论员《人民日报》1967 年 12月 22 日；《上海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1967 年 10 月 23 日；万炜明《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炎黄春秋》2005 年第4 期；《上海地方志·青浦县志》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人民日报》1971年8月 10 日；陈少京《张志新冤案揭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 16 日）
名词。意指运动的主流或政治方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政治在毛泽东眼里， 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他深深着迷于“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种民粹主义观念到了文革时，被他和中央文革小组置换为“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注 1]。
在当时，“大方向”有两个须臾不离的固定副词：“群众的”、“革命的”。群众是“人民”在时间之流中的现身，“革命”是历史前进方向和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它们充分保证了自己的无条件真理性、天然合法性。因为毛泽东需要利用它来对抗中央一线及其官僚体系。由于中央一线只能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这样的逻辑，而束缚住了他们抵抗、还击的手脚。连干部队伍的政治排队情况，都是以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来对应画线的[注 2]。
在文革初期，这是一道预发的赦免符，以抽象的政治性的全称肯定，否定了所有法律秩序的具体规定。它被用作鼓动、放纵红卫兵行为上的随意性，从破四旧、砸文物到揪斗、体罚，从抄家到冲击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即使有激烈、野蛮的举动，也被当作行为失检的枝末细节，是事出有因，不应追究。连“糟得很”的现象描述都被先验地纳入了指斥历史上湖南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官老爷”的观念范畴里。由此树立起一种超越现行党政官僚体系并与之相对抗的合法性，服务于从政治上打倒中央一线的目标。没有权威和方向性的群众运动，只能尊奉赋予他们至上地位的授权者为权威，像被操控在领袖手中的玩偶，以横向的冲撞、扩展性突破、打断纵向的连接、系统性，在摧枯拉朽的冲突砍杀中实现毛泽东的政治意愿、战略意图。
在此期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成了附有魔法的咒语，足以使任何党政领导意志和法律秩序失效。它既是矛，可以被用于攻击当政官僚，又是盾，被用于保护造反派红卫兵。有了这样的赦免符，行政管理部门的几乎所有意欲阻止、抵制造反的应对措施都无从施行。但这样的授权，又是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收回的； “大方向”始终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在毛的掌握中。1968 年他感到学生红卫兵将妨碍政权重建（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时就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并且果断地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把红卫兵赶出了文革的政治舞台，并变成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因此，民间议论“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就不仅是牢骚，而包含了怀疑和叛逆的星火点点。
[注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 条） 的第2 条《主流和曲折》：“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注 2]《十六条》的第 3 条与第 8 条之间就呈现出这样有趣的对应关系。（一） 好的：“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二）比较好的：对群众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四）少量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参考资料：李建华、程龙《行动的群众——毛泽东的民主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7年8月 19 日）
（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上海人。中国现代翻译家、学者，以翻译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而著称。著有《傅雷译文集》15 卷、500 万字。
1927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1931 年回国后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49 年前曾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1949 年后曾历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是少有的不领工资，全靠译著稿费生活者之一。1957 年被打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出走英国。1961年9月 30 日报载摘去右派帽子。1960 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国吸收为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1966 年曾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说：“如果再来一次 1957 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同年 8 月 3 日因从上海音乐学院李翠贞教授家中抄出傅雷书信，怀疑被打为“特务”的李翠贞与傅雷有勾结，傅家于是 2 次遭到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和上海 54 中红卫兵长达 4 天 3 夜的轮番抄家。从阁楼上发现亲友寄存的箱子里，旧镜背后嵌有蒋介石像、旧画报上有宋美龄照片，被指认“窝藏反党罪证”。罚跪在地，戴高帽子受到批斗，被贴大字报。
人称“孤傲如云间鹤”的他（自喻“墙洞里的小老鼠”）不堪凌辱，9 月 3日凌晨从容书写遗书，[注 1]一一嘱咐后事，将现款大部赠女佣周菊娣，其余支付当月房租水电，两块欧米茄手表留给小儿傅敏及其女友。并预留 53.30 元火葬费。傅服毒痉挛而亡，其妻朱梅馥投缳自尽。[注 2]小说家陈村著有《傅雷之死》志其事。
死后被火化，骨灰无人敢认领。一位素不相识的、热爱傅雷译文的文学女青年江小燕——冒充傅家亲戚，并找到死者妻兄，从万国殡仪馆认领骨灰，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当时规定，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举办丧事、不准留尸骨）。1979 年 4 月傅雷夫妇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文革后，以著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译文《约翰·克利
[注 1] 工笔小楷誊写遗书装在一个写有“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 傅、朱”火漆封固包裹，另有钱、物。全文如次——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 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 55.29 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 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 370 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 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 53.30 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注 2] 9月2 日下午，去意已决的朱梅馥对女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参考资料：金石开编《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 年版，P255；《傅雷之死》，《世纪中国》2002年5月 31 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